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後，北平被日本人侵占。文人和愛國者均迅速南下組織抗日救國，可魯迅胞弟周作人卻在這時候選擇了留在了北平。
1938年春，周作人還參加了日本人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這之後，舉國輿論嘩然。
周作人與魯迅
為了勸說有賣國傾向的周作人回頭，茅盾、郁達夫、丁玲、老舍等十七位作家聯合發表公開信，勸周作人“急速離平（北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救國工作”。為催促周作人南下，葉公超冒着生命危險傳回北平。而此時在英國的胡适，也不遠萬裡來信勸周作人“飄然一杖天南行”……
可最終，周作人還是選擇了留在北平。
眼見周作人做了漢奸，以往對他各種崇拜的人都着急了，他的侄子周豐三竟和幾個愛國者籌劃“毀其肉身以阻止其賣國”的法子。
這種在今天看來極端的想法，在當時那個全民抗日的年代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1938年底，眼見周作人不僅遲遲沒有離開北平，還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任教育督辦，“抗日殺奸團”派李如鵬專程趕到了北大，他對抗團“燕京小組”範旭說:
“我從上峰那裡帶來一個指令，你們學院有一位教授，是中國教育界的領袖人物之一，對群眾有深刻的影響，他已經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那裡任教育督辦，這種舉動影響深遠，因為人們對他很尊敬，相信他的判斷力，像他這樣的人決定同敵人合作，是比不管多少日本的宣傳危害更大的，必須在他公開宣布他的意圖之前就把他除掉。”
緊接着，便有了那場至今讓人們津津樂道的“刺殺事件”。
周作人
一日，周作人和北大國文教授沈啟無在客廳閑聊時，外邊報說有客人來訪，還是兩個學生。周作人一聽便讓他們進來了。
兩人進屋後，周作人便起身介紹說“我就是周作人”，他話音剛落，走在前邊的人便掏出手槍向他射擊了。沈啟無見狀下意識地站了起來，那人便迅速向他也開了一槍。見沈啟無中槍倒地後，來人便馬上走掉了。
這次事件中，周作人因身上有遮擋物未受傷，而沈啟無雖被擊中，但也沒太大損傷。之是以兩人都僥幸逃過劫難，主因是開槍者用的是小手槍，殺傷力不大。
但這次事件，卻着實把周作人吓壞了，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想在北平隐居幾乎已經不可能。這個不可能是因為：不僅日本人不讓，連中國人也不會讓。
于是，刺殺事件十多天後，周作人為了尋求日本人庇護，幹脆出任了僞北大圖書館館長之職，從此，他的漢奸之路一發而不可收拾——
1939年，周作人出任僞北大教授兼該僞校文學院院長；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兼僞教育總署督辦，并以督辦身份出訪日本；1942年5月，為慶祝僞“滿洲帝國”十周年紀念，随同汪精衛赴滿通路；同月，前往南京參加汪精衛六十大壽的慶祝活動；9月，僞華北作家協會成立，周作人任協會主席。
在敵僞期間，周作人那支生花的筆寫過不少美化漢奸和侵略者的文章，他甚至為宣傳“東亞共榮”捉筆過。
周作人成為“文化漢奸”後，無數人為之感到痛心疾首，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周作人當時是最高學府教授，代表了中國文化頂層；二是因為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三則是因為，他還是“用筆喚醒過無數沉睡中國人”的魯迅的胞弟。
魯迅與周作人等合影
換言之，世人眼裡：周作人是最不應該，也最不可能成為漢奸的人。
因為無法接受周作人做了漢奸的事實，1941年3月的一天，年僅19歲的周作人之侄周豐三竟當着他的面，拿槍對着自己并決然地扣動了扳機。
周豐三的死并未能喚醒周作人的良知，他死後，周作人依舊頻繁地為日本大東亞共榮效力着。他所表現的種種表明：他 不僅不為侄子的死感到絲毫内疚，而且還多少覺得他有些不可理喻。
周豐三事件後，世人才确定：做文化漢奸，對周作人來說，是必然的。因為：他根本就不覺得自己做漢奸是一件“不好”的事，或者，他壓根兒就不覺得自己是在做“漢奸”。
周作人和魯迅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兩人的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答案恐怕還得回到最初說起。
周作人是周家的二少爺，他出生時，周家便已家道中落。後來，父親病逝後，家裡的一切都是哥哥魯迅在負擔，就連上學的學費生活費等等也全是魯迅操持的。
作為家裡的老二，他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自然是甚少被管顧的一個，若非文筆極好，他很可能會是整個周家最不起眼的一個。
也因為一直是“千年老二”，加上魯迅從小對他大包大攬，是以他打小便不用對任何事物承擔任何責任。日久後，他自然也慢慢成了一個沒有主見的主了。
到日本後，他與家裡的保姆羽太信子發生關系并結成了夫妻。這使得他在日本的生活也分外舒适，自然，在融入日本的文化等等各方面上，他比同在日本留學的魯迅要深入、透徹得多。
1919年，魯迅在北京自掏腰包買了房後便把周作人一家接過來了。當時跟着魯迅一起住在八道灣的除了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以外，還有羽太信子全家甚至她的妹妹等等。
這就意味着：回國後，他也在日本人的包圍之中。
羽太信子
這也難怪後來魯迅與周作人因為羽太信子的事絕交後，魯迅要說“八道灣隻有一個中國人”了。因為魯迅和朱安、母親搬走後，整個八道灣除了周作人以外真的就全是日本人了。
魯迅離開後，向來沒有主見的周作人自然更加“不做主”了。
周作人沒有主見的性格，也導緻他在很多問題上看法與血性的哥哥魯迅不同。早在成為文化漢奸二十多年前，周作人就曾經在《嶽飛與秦桧》、《關于英雄崇拜》兩篇文章裡寫到過自己對民族、國家救亡圖存的根本态度。
在這兩篇文章裡，他完全支援南宋和金朝的和戰主張，與此同時，他完全否定了嶽飛的主戰為忠。自然地，他也否定了秦桧的主和為奸，對于文天祥的殉國，他則坦言“全無意義”，他說：
“文天祥等人唯一好處是有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于他應該表示佩服，但我們不應該學他，也不能算我們的楷模……這種死，對國家社會無益處。”
從這些文章看，周作人後來接受汪精衛的“中日主和”，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
也是基于此，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周作人被逮捕時，他竟多少覺得自己是“冤屈”的。
1946年5月26日，被捕後的周作人被押解到了南京。在高等法院審判後，他最終因“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财産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
面對這個審判結果，周作人當即便辯解說：“我不服”。而他的理由則是：自己在僞職期間的所作所為，要麼有利于抗戰，要麼是不得已而為之。
實際上，周作人任僞職期間所作所為對國家造成了很大傷害，别的不說，單就他在任職期間“聘用日本人為教授改變中國教科書，推行奴化教育”這一條，就足以坐實他的“漢奸罪”了。
因周作人不服審判結果，加上胡适、蔣夢麟等名人替他說話，他最終在1947年12月9日複判時被改判成了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與羽太信子
此後，周作人一直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在監獄被改造一年多後的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政治犯被特赦。
周作人因着這個好運氣于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之後，他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之後不久，他便和全家定居北京了。
新中國成立後，剛剛獲得自由的周作人開始擔心：自己接下來該如何呢？新政權會不會因為自己曾經“失足”處理他呢？
因為内心不安，他索性寫了一封長信給周恩來。在信裡，他在介紹完自己研究領域和成就後，筆鋒一轉講到了自己當時為何留在北平不跟随學校南下，他說：
“那時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兒（女婿在西北聯大教書）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裡，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想自己如跑到後方去，在那裡教幾年書，也總是空話，不如在淪陷中替學校或學生做得一點一滴的事，倒是實在的。”
周作人這段話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我當時不南下，不是想留在北平做漢奸，我啊，是想着曲線救國呢！
周恩來收到信後立馬進行了相關的調查，調查結果是：周作人确實曾在做漢奸期間做過不少的“實事”，這些實事裡包括幫助當時的地下黨。
比如，李大钊的女兒李炎華在和丈夫參加地下黨後，就曾經得到了周作人的幫助。當時出任僞職的周作人竟在明知兩人是地下黨的情況下，對他們進行了數次的接濟。
此外，他還曾利用職務之便，幫助釋放過因抗日被抓捕的地下黨。
了解到這一層後，周恩來和上司們對周作人的态度便有了改觀。當時正是建國初期的用人之際，了解到周作人懂日語、希臘語後，上司決定對他委以重任：負責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
此後的周作人一直不負所托，将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了研究日本、希臘文學上。做研究的十幾年時間裡，他交出了大批高品質的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比如《希臘神話》、《歐裡庇得斯悲劇集》、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枕草子》等。這些，皆是由他翻譯而成。
周作人譯作《希臘神話》
不得不說，晚年的周作人在新中國是發光發熱了。
根據史料記載，期間，周作人的薪資水準一直不低，出任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譯者後，他的薪資更是水漲船高，多的時候一個月竟能拿到400元。
隻是，因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素來大手大腳慣了，是以後來大躍進時期，他的收入即便算高卻也經常入不敷出。羽太信子身患重病後，他家的經濟狀況更是堪憂。
此間，周作人與羽太信子的關系也一度非常糟糕。
早在1960年7月1日，周作人就曾在日記中這樣描寫羽太信子，他說：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她似病又發作也。”
周作人所說的“病發作”，是指羽太信子經常性因猜疑等出現的病态的情狀。打開周作人晚年的日記，關于記錄羽太信子這類“又易作”，“又狂易大作”等的情況比比皆是，每每此時，周作人都表示：“甚感不快”，“又以不快止”，“不快殊甚”。
周作人還曾在日記中寫下了：“真不知好歹”，“雖是病态，然破壞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惡魔’也”雲雲，以發洩他對羽太信子無法遏制的不滿。
這種狀态，一直持續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離世。
前排右一為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離世後，周作人一直一個人生活。不久，因為種種原因，他的工資經常被停發。後來，終日入不敷出的周作人竟在晚年時不得不靠變賣古董、字畫、舊書過活。
那場特殊大革命時，周作人這個曾經“失足”的文人終究沒能幸免：瘋狂的人群沖進他的家裡，他的财産被收刮後，他還被攆到了四面漏風的棚子裡，這個棚子，甚至小到無法讓人起身行走。
被趕進棚子裡這年，周作人年已80了，因為年老體衰加上營養不良，他的身體很快垮下去了。因為不堪受辱，周作人曾兩次寫信給派出所請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但最終，他未能如願。
從周作人尋求“安樂死”便可知，晚年孤獨無依且被迫住棚子的周作人，其生活是極其困苦的。
1967年，被單獨關押的周作人因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晚年周作人
可歎，作為一個與魯迅齊名的大文豪，周作人死後竟未引起外界的一絲絲反應。魯迅、周作人研究者錢理群在講述周作人死時的情景時說：
“除了家人，沒有人向他告别”。
而這個前來告别的“家人”裡，不包括他的侄子、魯迅之子周海嬰。
周作人死後，曾有人特地通知了周海嬰并請他前來參加葬禮，但周海嬰卻在收到噩耗後拒絕了出席。
這樣的結局，大抵是如昔時給魯迅和周作人取法名的老和尚所言，是：“東之啟明（周作人法名）與西之長庚（魯迅法名），兩星永不相見！”
今天，世人談起魯迅皆滿是尊崇，而言及周作人則滿是鄙夷。這般迥異結局，也真真讓人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