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北平被日本人侵占。文人和爱国者均迅速南下组织抗日救国，可鲁迅胞弟周作人却在这时候选择了留在了北平。
1938年春，周作人还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之后，举国舆论哗然。
周作人与鲁迅
为了劝说有卖国倾向的周作人回头，茅盾、郁达夫、丁玲、老舍等十七位作家联合发表公开信，劝周作人“急速离平（北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救国工作”。为催促周作人南下，叶公超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北平。而此时在英国的胡适，也不远万里来信劝周作人“飘然一杖天南行”……
可最终，周作人还是选择了留在北平。
眼见周作人做了汉奸，以往对他各种崇拜的人都着急了，他的侄子周丰三竟和几个爱国者筹划“毁其肉身以阻止其卖国”的法子。
这种在今天看来极端的想法，在当时那个全民抗日的年代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1938年底，眼见周作人不仅迟迟没有离开北平，还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任教育督办，“抗日杀奸团”派李如鹏专程赶到了北大，他对抗团“燕京小组”范旭说:
“我从上峰那里带来一个命令，你们学院有一位教授，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对民众有深刻的影响，他已经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那里任教育督办，这种举动影响深远，因为人们对他很尊敬，相信他的判断力，像他这样的人决定同敌人合作，是比不管多少日本的宣传危害更大的，必须在他公开宣布他的意图之前就把他除掉。”
紧接着，便有了那场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刺杀事件”。
周作人
一日，周作人和北大国文教授沈启无在客厅闲聊时，外边报说有客人来访，还是两个学生。周作人一听便让他们进来了。
两人进屋后，周作人便起身介绍说“我就是周作人”，他话音刚落，走在前边的人便掏出手枪向他射击了。沈启无见状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那人便迅速向他也开了一枪。见沈启无中枪倒地后，来人便马上走掉了。
这次事件中，周作人因身上有遮挡物未受伤，而沈启无虽被击中，但也没太大损伤。之所以两人都侥幸逃过劫难，主因是开枪者用的是小手枪，杀伤力不大。
但这次事件，却着实把周作人吓坏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在北平隐居几乎已经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因为：不仅日本人不让，连中国人也不会让。
于是，刺杀事件十多天后，周作人为了寻求日本人庇护，干脆出任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他的汉奸之路一发而不可收拾——
1939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协会主席。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那支生花的笔写过不少美化汉奸和侵略者的文章，他甚至为宣传“东亚共荣”捉笔过。
周作人成为“文化汉奸”后，无数人为之感到痛心疾首，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周作人当时是最高学府教授，代表了中国文化顶层；二是因为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三则是因为，他还是“用笔唤醒过无数沉睡中国人”的鲁迅的胞弟。
鲁迅与周作人等合影
换言之，世人眼里：周作人是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成为汉奸的人。
因为无法接受周作人做了汉奸的事实，1941年3月的一天，年仅19岁的周作人之侄周丰三竟当着他的面，拿枪对着自己并决然地扣动了扳机。
周丰三的死并未能唤醒周作人的良知，他死后，周作人依旧频繁地为日本大东亚共荣效力着。他所表现的种种表明：他 不仅不为侄子的死感到丝毫内疚，而且还多少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
周丰三事件后，世人才确定：做文化汉奸，对周作人来说，是必然的。因为：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汉奸是一件“不好”的事，或者，他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是在做“汉奸”。
周作人和鲁迅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两人的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答案恐怕还得回到最初说起。
周作人是周家的二少爷，他出生时，周家便已家道中落。后来，父亲病逝后，家里的一切都是哥哥鲁迅在负担，就连上学的学费生活费等等也全是鲁迅操持的。
作为家里的老二，他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自然是甚少被管顾的一个，若非文笔极好，他很可能会是整个周家最不起眼的一个。
也因为一直是“千年老二”，加上鲁迅从小对他大包大揽，所以他打小便不用对任何事物承担任何责任。日久后，他自然也慢慢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主了。
到日本后，他与家里的保姆羽太信子发生关系并结成了夫妻。这使得他在日本的生活也分外舒适，自然，在融入日本的文化等等各方面上，他比同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要深入、透彻得多。
1919年，鲁迅在北京自掏腰包买了房后便把周作人一家接过来了。当时跟着鲁迅一起住在八道湾的除了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以外，还有羽太信子全家甚至她的妹妹等等。
这就意味着：回国后，他也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
羽太信子
这也难怪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因为羽太信子的事绝交后，鲁迅要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因为鲁迅和朱安、母亲搬走后，整个八道湾除了周作人以外真的就全是日本人了。
鲁迅离开后，向来没有主见的周作人自然更加“不做主”了。
周作人没有主见的性格，也导致他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与血性的哥哥鲁迅不同。早在成为文化汉奸二十多年前，周作人就曾经在《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里写到过自己对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根本态度。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完全支持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主张，与此同时，他完全否定了岳飞的主战为忠。自然地，他也否定了秦桧的主和为奸，对于文天祥的殉国，他则坦言“全无意义”，他说：
“文天祥等人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该表示佩服，但我们不应该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楷模……这种死，对国家社会无益处。”
从这些文章看，周作人后来接受汪精卫的“中日主和”，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也是基于此，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作人被逮捕时，他竟多少觉得自己是“冤屈”的。
1946年5月26日，被捕后的周作人被押解到了南京。在高等法院审判后，他最终因“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面对这个审判结果，周作人当即便辩解说：“我不服”。而他的理由则是：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所作所为对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别的不说，单就他在任职期间“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变中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这一条，就足以坐实他的“汉奸罪”了。
因周作人不服审判结果，加上胡适、蒋梦麟等名人替他说话，他最终在1947年12月9日复判时被改判成了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
此后，周作人一直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监狱被改造一年多后的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政治犯被特赦。
周作人因着这个好运气于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之后，他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之后不久，他便和全家定居北京了。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获得自由的周作人开始担心：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呢？新政权会不会因为自己曾经“失足”处理他呢？
因为内心不安，他索性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恩来。在信里，他在介绍完自己研究领域和成就后，笔锋一转讲到了自己当时为何留在北平不跟随学校南下，他说：
“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
周作人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当时不南下，不是想留在北平做汉奸，我啊，是想着曲线救国呢！
周恩来收到信后立马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周作人确实曾在做汉奸期间做过不少的“实事”，这些实事里包括帮助当时的地下党。
比如，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在和丈夫参加地下党后，就曾经得到了周作人的帮助。当时出任伪职的周作人竟在明知两人是地下党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了数次的接济。
此外，他还曾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释放过因抗日被抓捕的地下党。
了解到这一层后，周恩来和领导们对周作人的态度便有了改观。当时正是建国初期的用人之际，了解到周作人懂日语、希腊语后，领导决定对他委以重任：负责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
此后的周作人一直不负所托，将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了研究日本、希腊文学上。做研究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交出了大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比如《希腊神话》、《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枕草子》等。这些，皆是由他翻译而成。
周作人译作《希腊神话》
不得不说，晚年的周作人在新中国是发光发热了。
根据史料记载，期间，周作人的薪资水平一直不低，出任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后，他的薪资更是水涨船高，多的时候一个月竟能拿到400元。
只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素来大手大脚惯了，所以后来大跃进时期，他的收入即便算高却也经常入不敷出。羽太信子身患重病后，他家的经济状况更是堪忧。
此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糟糕。
早在1960年7月1日，周作人就曾在日记中这样描写羽太信子，他说：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她似病又发作也。”
周作人所说的“病发作”，是指羽太信子经常性因猜疑等出现的病态的情状。打开周作人晚年的日记，关于记录羽太信子这类“又易作”，“又狂易大作”等的情况比比皆是，每每此时，周作人都表示：“甚感不快”，“又以不快止”，“不快殊甚”。
周作人还曾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不知好歹”，“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云云，以发泄他对羽太信子无法遏制的不满。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离世。
前排右一为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离世后，周作人一直一个人生活。不久，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工资经常被停发。后来，终日入不敷出的周作人竟在晚年时不得不靠变卖古董、字画、旧书过活。
那场特殊大革命时，周作人这个曾经“失足”的文人终究没能幸免：疯狂的人群冲进他的家里，他的财产被收刮后，他还被撵到了四面漏风的棚子里，这个棚子，甚至小到无法让人起身行走。
被赶进棚子里这年，周作人年已80了，因为年老体衰加上营养不良，他的身体很快垮下去了。因为不堪受辱，周作人曾两次写信给派出所请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但最终，他未能如愿。
从周作人寻求“安乐死”便可知，晚年孤独无依且被迫住棚子的周作人，其生活是极其困苦的。
1967年，被单独关押的周作人因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晚年周作人
可叹，作为一个与鲁迅齐名的大文豪，周作人死后竟未引起外界的一丝丝反应。鲁迅、周作人研究者钱理群在讲述周作人死时的情景时说：
“除了家人，没有人向他告别”。
而这个前来告别的“家人”里，不包括他的侄子、鲁迅之子周海婴。
周作人死后，曾有人特地通知了周海婴并请他前来参加葬礼，但周海婴却在收到噩耗后拒绝了出席。
这样的结局，大抵是如昔时给鲁迅和周作人取法名的老和尚所言，是：“东之启明（周作人法名）与西之长庚（鲁迅法名），两星永不相见！”
今天，世人谈起鲁迅皆满是尊崇，而言及周作人则满是鄙夷。这般迥异结局，也真真让人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