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時期江西曆史地位的變遷——以墓葬材料為中心
黨豐
今江西省的版圖與兩漢揚州豫章郡的轄境大緻相當，東漢末年孫策分豫章另設廬陵、鄱陽二郡，東吳又先後析置廬陵南部都尉、臨川郡和安成郡，西晉時期割荊、揚二州為江州并增設尋陽郡，江西地區遂被完全納入江州管轄範圍，東晉因循未改（肖華忠）。在随山川形便的劃界原則下，本區行政區劃的相對穩定與其三面環山、一面向水的地貌特征有關，具體而言，江西東以懷玉山、武夷山脈與浙閩相分，南有大庾嶺、九連山脈橫亘粵北，西以幕府山、九嶺山和羅霄山脈與兩湖相隔，除了山嶺之中的險要關隘以外，北部的鄱陽湖平原成為其對外聯系的主要通道。深處南方腹地的地理格局和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決定了江西地區在統一和分裂時期的地位不盡相同，漢晉以來，随着帝國統治的崩潰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本區于南北政權及南方政權内部的分立對峙間實作了由“邊陲之郡”到中流重鎮的跨越式發展，而墓葬作為影射現實生活的物質文化內建也在這一過程中反映着江西文化、政治乃至經濟地位的穩步提升。
據筆者統計，截至目前，江西境内經過發掘并見諸報道的漢墓近200座，六朝墓 300餘座，均以磚室墓為主，其中大部分已刊布了較為詳細的材料。以此為基礎，曾昭明《江西漢墓綜述》、劉慧中《生死觀視野下的江西漢代墓葬分析》、胡志群《江西漢墓初步研究》等以及以韋正《江西六朝墓葬綜述》、《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相關章節為代表的綜合性研究與以謝明良《六朝陶瓷論集》有關内容為代表的專題性論著已基本建立起本區漢六朝墓葬的時空架構，而如近期贛江新區（即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等重要發現又不斷為其增添了新的内涵。但總體而言，江西地區的墓葬材料相對零散，無論在數量、形制抑或是規模等方面，皆難以與兩漢時期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及六朝以後以古武昌和建業（康）為中心的長江中遊和下遊地區相媲美。在以類型學為主導的對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初步分析以外，本區漢六朝墓葬于變化消長間所展現的曆史現象也較少為學界所關注，相關問題仍有進一步深入的餘地。本文即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從墓葬材料入手，結合考古新發現，對江西在從統一走向分裂的漢晉數百年間的社會發展狀況與曆史地位變遷略作探讨。
一、統一漢帝國的“邊緣”
兩漢時期，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和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是帝國統治重心所在，統一中央集權下的政治向心力和軍事威懾力使各類新興事物往往孕育或彙集于此，之後影響才達都城外圍以至邊境地帶，墓葬文化亦是如此。西漢以來特别是東漢以後，伴随磚材的廣泛使用和築造技術的進步，首先出現于兩京地區的以實心小磚為建材的券頂、穹窿頂磚室墓日益興起并風靡全國，推動着中國古代墓葬發生跨時代的變革。
鄂豫之間的交通孔道向來是南、北方人群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甚至是必經之地，由核心區域向外擴散的新興磚室墓，或者說使用磚室墓的人群和以磚室墓為表現之一的中心文化，也多取道于此，自北而南進入長江流域。綜觀長江流域漢墓的發展演變，西漢晚期磚室墓正是于毗鄰都城的南陽鄂北一帶率先流行，進而才向南傳播至江漢平原和湘江流域，相比之下，江西地區磚室墓的出現更為滞後（楊哲峰）。1980 年在贛州南郊蟠龍獅子嶺清理的一座東漢早期的長方形單室畫像磚墓，墓頂早年已被鏟平，考古工作者從發掘現場推測其應為木構平頂墓，若判斷無誤，那麼這種磚椁墓或可視為木椁墓與磚室墓之間的過渡形态（2017 年發掘的南昌象南中心東漢早期“M11 是南昌首次發掘磚木混合結構墓葬，為研究南昌地區豎穴土坑墓向磚室墓轉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材料尚未正式發表），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前後，本區開始接受核心區域的文化滲透，先秦以來傳統的土坑墓和木椁墓日漸衰落，磚室墓逐漸興起并成為主流。
江西東漢磚室墓的數量不多，以長方形券頂單室墓和雙室墓為主，其次以帶甬道的凸字形券頂磚室墓居多，受北方地區間接影響而出現的前堂橫列式墓如單後室的南昌第一交通路墓和上高泗溪城頭 M1（圖一）（上高泗溪城頭 M1 全長達 11.26 米，據其平剖面圖判斷該墓應是前堂橫列，但簡報稱其為“中室”與“左右耳室”且“左右耳室高度低于中室”、“中室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并列雙後室的宜春下浦壩M70和樟樹觀上橫裡墓（圖二）、三墓并列相連的南昌青雲譜施家窯墓（圖三）等發現較少，且時代多已到東漢中晚期，而迄今為止，像發券穹窿一類頂部結構較為複雜的墓葬終東漢之世也未曾在本區得見（1991年發掘的吉水城郊1号墓形制獨特，結構複雜，前室（簡報稱“藻井”）、後室和回廊四角的藻井皆為磚/石疊澀穹窿頂，簡報斷其年代為西晉早期，存疑，可能早至東漢，至少也應是漢末吳初，如此規模在隐而不顯的江西漢墓中可謂孤例；相似的頂部結構亦見于南昌小蘭鄉東吳墓）。事實上，不僅是江西地區，漢末三國以前，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磚室墓均是以結構相對簡單的券頂磚室墓為主，穹窿頂磚室墓的數量較少且分布零散，除了湖北境内沿漢水和長江一線的老河口、襄陽、當陽、武漢、蕲春等地作為北人南來的第一站有較早而集中的發現以外，其他地區如湖南常德南坪 M5、長沙沙湖橋A·M41、邵東冷水東漢墓、冷水灘老祖坡 M4、耒陽廖家山 M1（另外，湖南邵陽白倉東漢墓中“墓室為近正方形，墓磚為自四角至中部起券頂”者可能為四隅券進式穹窿頂）、江蘇高淳固城東漢墓等隻有寥寥數例，顯然與長江和五嶺之間中國南土的廣大面積不成正比。究其原因，雖然不能不考慮考古發現的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當與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地區開發程度和江西在大一統時期的政治地位有關。
圖一 上高泗溪城頭 M1 平面圖
圖二 樟樹觀上橫裡墓平面圖
圖三 南昌青雲譜施家窯墓平面圖
由于國家在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沖突有所不同，各個地區的地理環境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生态和人文傳統間的客觀差異依然存在，大一統時期中心文化的對外輻射也不可能呈現出一種同心圓式的均質狀态。南方地區雖早已被納入帝國政治版圖，但其地遠離王朝中心，自有獨特的文化傳統，加之山嶺阻隔交通，開發程度十分有限，漢朝中央政府管控之“松弛”從本區政區分布密度和著籍人口數量上便可見一斑（胡鴻）。不同于地勢相對平坦開闊、群眾開化程度較高的北方地區，南方山地及山地中荊蠻、山越等土著族群的廣泛存在，使得以郡縣城市為代表堯以交通線路為聯結的華夏勢力隻能零星點綴其間，雖然他們可依憑背後強大的集權力量對山地人群進行有效的軍事鎮壓和政治管控，但這些稀疏的“點”和“線”尚難以在文化上構成無縫控制的面（此思路主要受前掲《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一書啟發）。加之墓葬的營建又與墓主身份等級、技術流傳層次以及現實條件的具備與否等不無關系，而在國家統治重心位于黃河流域的兩漢帝國中，南方社會上層的貴族官僚本不多見，有一定财力和勢力的地方豪強也還未發展壯大，普通山地人群更沒有吸收核心區域墓葬文化的動力和能力。是以，即使到了磚室墓遍地開花的東漢中晚期，長江流域漢墓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也無法與北方和嶺南相提并論。前者文化的先進性自不必說，長城沿線地帶則因處于帝國擴張與疆域拉鋸的最前鋒而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管控與支援，墓葬自然也與兩京地區多有相似之處。嶺南雖更為偏遠，但大量非漢地傳統的圓錐形穹窿頂磚室墓顯示，除了受中原王朝的間接影響以外，其墓葬面貌的獨特性當與經海路而來的域外文化密切相關。
再具體到南方腹心之内的江西，正如前文所述，本區磚室墓的出現和流行時間較江漢平原和湘江流域為晚，後者的繁盛，包括穹窿頂磚室墓的相對多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鄰近鄂豫交通孔道的地緣優勢。兩漢時期，湘江一線作為順南陽盆地而下、溝通中原與嶺南的主要通道，其于長江中遊地區的重要性也遠在贛江流域之上（韋正）。這樣一來，江西地區在帝國全局中的地位更無從凸顯。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看到地處荊揚之交仍賦予了江西在區域文化交流中的天然優勢，無論是多見于湘江流域的并列雙後室墓，還是多見于江東地區的凸字形、刀形墓、本區東漢磚室墓的形制明顯受到了周邊地區的影響而呈現出過渡性特征（楊哲峰）。稍晚階段，尤其是東吳以後，随着南北劃江而治和南方地區的深入開發，以磚柱墓為代表的本地特色也在江西地位的穩步提升中逐漸對長江中下遊的其他地區和福建、嶺南等地産生了重要影響。
二、東吳時期贛中北地位的攀升
東漢末年，三足鼎立，天下格局為之一變，南方崛起之程序由此開啟。黃武元年（222 年）孫權都武昌（今鄂州）、建吳國，黃龍元年（229年）即帝位、遷建業（今南京）曰諸葛恪輔政孫亮時有移都武昌意，尚未成行即死于孫峻刀下；甘露元年（265年）孫皓當政時終得以短暫徙都武昌，次年即還建業。六朝伊始，以古武昌和建業為中心的荊、揚二州便是南方政權的根本所在，與此相适，今鄂州、南京及其附近的武漢、馬鞍山等地也成為東吳高等級墓葬的集中分布區，相關考古發現和研究蔚為壯觀。反觀這一時期的江西地區，雖有南昌高榮墓等重要發現，但數量不多，影響不大，似乎仍處于核心區域以外的“邊緣地帶”，過去學界對本區在六朝早期的政治地位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直到七星堆六朝墓群的發現才大大突破了我們以往的認知。
七星堆六朝墓群A區暨吳晉周氏家族墓地儲存之完好為國内罕見，十餘座六朝墓呈東西向一字排開，墓葬主體之間沒有打破關系，墓前排水溝互相銜接構成了複雜的地下排水系統，其規格絕不亞于此前已發現的有着類似布局的長江中遊鄂州塘角頭、長江下遊南京仙鶴山、安徽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等。如此井然有序的排葬方式顯然經過了嚴謹規劃，而其墓圹邊緣對東漢墓葬的整齊切割則是漢末吳初當地人群發生更替的明證。從墓群集中出現數座以往江西地區少見或不見的橫前堂、穹窿頂等中原傳統墓葬類型可以想象，戰亂時期的人口遷徙，無論是北人南遷，抑或是早已浸潤北方文化的南人内部流動，均在客觀上促進了區域文化交流并為本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該家族墓地中時代最早的M5形制與前引樟樹觀上橫裡墓十分相近，隻是其前室已為穹窿頂結構，頗有上承漢末遺風、下啟六朝新篇的意味（圖四）。
圖四 七星堆六朝墓群 A 區平面圖
考慮到家族墓地的延續時間，距離M5較遠且形制趨于簡化的M3、M2年代雖然不排除已晚至西晉乃至東晉的可能，但西晉統理南方不過36年，期間又實行寬松政策，M3封門牆、M2甬道和後室印有“周侯”以及“豫章海昏中郎周遵字公先”、“周中郎”等字樣的銘文磚也未嘗不是墓主在東吳一朝政治身份的證明，或是長久以來家族榮耀的延續。結合墓群所處的地理位置及東吳時期江西一帶“宗賊大盛”的曆史背景（唐長孺），我們或可大膽推測這顯赫一時的周氏家族中也曾有人因在讨賊蕩寇的軍事活動裡立下戰功而加官進爵。不能否認的是一些南方土著同樣具有在短期内快速消化北方匠人帶來的新文化的能力和動力，但從突然出現這樣一批規模龐大且技術成熟的非本地傳統墓葬來看，比起被孫氏政權吸收利用的一方豪霸，該墓群也有可能屬于南遷至此而受政府管轄的世家大族，或是直接由中央派駐此地的撫越将領及其家族，而其後代則在與當地人群的交融中逐漸土著化了。
距離A區不遠，或由周氏家族生前輔佐、死後拱衛的C區“甘露元年”M31是繼 1964 年發掘的南昌南郊“永安六年”（263年）墓後本區又一座明确的東吳紀年墓。無論從墓葬形制還是随葬品來看，M31皆與古武昌一帶的高規格東吳大墓如鄂城東吳孫将軍墓、鄂鋼飲料廠一号墓、武漢黃陂滠口古墓、江夏流芳東吳墓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該墓中青瓷塢堡模型、長舌鎮墓俑和獨角鎮墓獸等特殊器物的出土更說明墓主等級之高，身份不凡（圖五）。熊壽昌曾經分析指出鄂城東吳孫将軍墓和鄂鋼飲料廠一号墓當分屬孫鄰、孫述父子。按，孫鄰之父孫贲曾領豫章太守，“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208年），使者劉隐奉诏拜贲為征虜将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讨平叛賊，功績修理。”（《三國志·吳書·宗室傳》）山越問題始終是東吳的心腹大患，而豫章本身也并非太平之地，孫氏當不會對此掉以輕心，在孫鄰被“召還武昌”後，很有可能繼續選任宗室成員或至少是親信重臣經營于此，利用政治威懾力來維持贲、鄰父子二人治豫章數十年才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其他如孫慮為鎮軍大将軍，“假節開府，治半州（今九江）”，孫奮受制于諸葛恪“遂移南昌”就其國（後國除）等宗室成員的活動（《三國志·吳書·吳主五子傳》），也間接表明了江西尤其是贛中北在東吳以後地位的攀升，雖無法與作為統治重心和軍事前線的建業和古武昌相提并論，但畢竟已為當權者所注意。
圖五 七星堆六朝墓群 C 區 M31 及其周邊墓葬
七星堆六朝墓群的出現是江西地區在東吳時期戰略價值有所提升的展現，其與古武昌墓葬的相似性是它們同屬長江中遊文化系統而前者又接受了後者即次一級政治中心文化輻射的産物，除了本地洪州窯的青瓷産品以外，部分墓葬中出土的若幹來自湘陰窯和越窯的青瓷産品也暗示了本區與其周邊乃至都城一帶的緊密聯系，江西在南中國的天然區位優勢得到進一步凸顯。不過，在積極汲取先進文化的同時，江西地區也依然保持着自身特色，如肇始于本區東漢墓的以磚柱加拱券區分墓室空間的方式此時繼續存在和發展，并在以後不斷對外施加影響；而東吳以降普遍流行于長江中下遊高等級墓葬的更為先進的四隅券進式穹窿頂，卻仿佛在其自北而南、由西向東的傳播過程中越過了江西地區，截至目前相關考古發現仍是空白（1997年發掘的南昌火車站M5據報道為四隅券進式穹窿頂，存疑，且其時代已晚至兩晉之交）。我們可以說這是本區文化保守性和滞後性的反映，但也可以認為，正是這樣一種既開放又封閉的地理和文化格局才使其得以在較為安定的環境中将新興與傳統相融合，逐漸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地方特色，為以後江州的析置和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江州的析置和崛起
就地貌特征而言，以贛江為核心、周圍山地環繞的江西本就在山水相隔中自成一派，漢至東吳數百年的發展則使本區在文化以及政治軍事上的獨特性和 重要性愈發凸顯。西晉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304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晉書·地理志下》）如有司所奏“荊、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之故，江州設立之初便暗含了統治者想要以此控帶荊、揚的目的。但從天紀四年（280年）東吳歸晉到建興四年（316年）晉室南遷，西晉的短暫統一和司馬氏的寬松政策既不足以有效發揮江州的政治優勢，也不可能真正撼動東吳舊地的風土人情。是以，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社會及其墓葬文化多是延續東吳中晚期以來的脈絡，在繼承傳統中向前發展，隻是伴随北方文化影響和區域文化交流的逐漸深入，各區墓葬也在自身特色日益鮮明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更多新的内涵。
永嘉之亂，五馬渡江，華夏正朔的南移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南方地區長期的自由發展程序。由于物質文化的變革相對改朝換代具有一定的滞後性，南方大部分地區的墓葬到了東晉中晚期才呈現出與前一階段迥然有異的新面貌，江西地區同樣如此。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于兩晉之交的曆史巨變中承襲“晉制”、趨于簡化，即接受了長江下遊地區強烈影響的同時，本區的墓葬數量和分布範圍也在繼續增多并向南擴張，贛南興國、南康、會昌等地均有此期墓葬的新發現。贛江及其支流沿岸水土優渥、交通便利的沖積平原和河谷地帶無疑是人們在山地林立間開展農耕定居生活的最佳選擇，漢六朝時期，尤其是“流人萬計，布在江州”的東晉以後（《晉書·劉胤傳》），江西境内墓葬大緻循此一線自北而南、溯流而上的動态發展及其背後所展現的人群遷徙和文化傳播，當與本區最重要的交通線即鄱陽湖—贛江水道的進一步開發與利用密切相關。早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漢武帝平南越時，便有“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将軍，出豫章，下橫浦”的記載（《史記·南越列傳》），但如唐蒙“上書說上”通夜郎道所言“今以長沙、豫章往（南越），水道多絕，難行。”（《史記·西南夷列傳》）在統治重心位于黃河流域、南方地區開發程度不高的兩漢時期，江西的航運也為諸多自然與人為條件所限制而價值不顯，直到孫氏建國江東，南中國的獨立終于為贛江流域的大規模開發和利用創造了契機。
然而，東吳承接兩漢南土，發展基礎本就薄弱，加之外有魏、蜀的軍事威脅，内有山越的頻繁暴亂，其疆域内各區地位的高低主要取決于眼下的軍事形勢。正如前文所述，江西地區特别是贛中北一帶能為統治者所重視在很大程度上與豫章、鄱陽等地“宗賊大盛”的曆史背景不無關系，包括七星堆六朝墓群在内的大中型墓葬也多集中于此，且其面貌明顯有向古武昌和建業靠攏的趨勢。東晉時期，門閥士族之間依托荊、揚二州進行的權力角逐使夾處其間的江州地位更加舉足輕重，田餘慶在《庾氏之興和庾、王江州之争》中寫道：“江州若合于荊州，上遊就更能自主，進而對下遊的優勢也會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脅。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荊州方鎮将難于獨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于是，在新一輪的外部南北分裂、内部東西對抗之際，江西終于擺脫了此前在大一統帝國中的邊緣位置，成為在政治軍事上具有緩沖制衡、拱衛都城作用的“國之南藩，要害之地”（《晉書·劉胤傳》），而其核心命脈即贛江一線“南通五嶺，北導長江”（《晉書道地記》）的水運交通也勢必将取得長足發展。但需要說明的是，向北開口的地理大勢和都城、強藩居其北的政治格局決定了此時的江州仍以其中北部為重，贛中南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則是南朝尤其是酋豪洞主興起以後的事情了。
雖然經濟、文化的繁榮并不意味着政治的高度發展，但政治重要性的增長必然會帶動甚至有賴于經濟、文化的進步。東晉一朝的江州不僅政治實力不容小觑，憑借贛江水路及其與周邊水系的溝通，經濟上也達于“商旅繼路”而“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的境地（《晉書·劉胤傳》），在文化方面，除了以磚柱墓為代表的本地特色持續向外輸出以外，現實世界中儒家文化和佛、道信仰的廣泛傳播也可視為本區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現或原因之一。魏斌曾從宮亭廟傳說出發探讨了中古早期廬山的多元信仰空間，在儒、釋、道的碰撞、交織和融合中，處贛鄱之交、有地利之便的廬山于東晉以降迅速興起并向文化名山轉化。自然景觀在宗教作用下所附加的人文價值既可為江州整體地位的提升作注腳，反過來又可促進本區政治、經濟的向好發展，而宮亭廟作為鎮護風浪的廬山神廟，其存在本身也正是這一時期贛鄱水道中人員往來愈發頻繁的證明。反映于物質文化，如果說儒、道二家因脫胎于中國自古以來的禮樂文明與神仙信仰，在缺乏文字材料和典型器物的情況下難以捕捉到各個時期的影響變化，那麼佛教作為域外文明的代表，其因素的出現則是本區存在感增強的間接表達。
《高僧傳》載：“（慧）遠于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适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浔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高僧傳·晉廬山釋慧遠》）如韋正所論，慧遠及此前有着相同經曆的慧永為赴交州，不走與江陵鄰近的湘江通道，反而下到浔陽，準備沿贛江而上，這一路線的選擇顯然是彼時湘、贛地位實作逆轉的明證。以慧遠僧團為代表，包括“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的慧永和“于豫章山立寺……名僧勝達，響附成群”的康僧淵等人在内（《高僧傳·晉廬山釋慧遠》、《高僧傳·晉豫章山康僧淵》），贛中北佛教活動的興盛為江州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是自本期或稍晚始，同樣位于贛江及其支流沿岸而有用水和運輸之便的豐城洪州窯址，以及江西地區部分晉末至南朝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瓷杯、青瓷雞首壺等器物上也發現了蓮瓣紋裝飾（1997 年發掘的南昌火車站 M6 出土了4枚飾有佛像的金戒指，惜該墓完全被毀，時代不明），在與佛教有關的畫像磚等普遍流行以前（韋正、趙春蘭），作為日常用具和随葬品而反應更為迅捷的大宗青瓷産品首先為我們了解當時社會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一個重要切入點。
四、餘論
中國古代社會向來以政治為根本導向，江西作為南中國的“天下之中”（韋正），必須倚仗南北對立的政治形勢才能真正發揮其“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瓯越”的天然區位優勢。在從統一走向分裂的漢晉數百年間，本區墓葬也經曆了由少到多、由簡單到複雜的發展演變，東吳時期贛中北高等級墓葬的出現、東晉以後墓葬分布範圍的向南擴張以及各期墓葬面貌所展現的江西地區于區域文化交流中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等，皆是本區開發程度日漸深入、曆史地位穩步提升的具體表現。若我們接着把目光投向下一階段的南朝中晚期，可以發現贛南一帶的墓葬數量繼續增多，江西各地的瓷器種類更加豐富，在地方特色顯著增強的同時，本區與福建、嶺南等地依然聯系不斷，甚至通過武夷山脈的交通孔道将閩西北也納入了自身文化系統。
究其原因，晉宋鼎革并未改變江州已成為長江中下遊間分陝重地的既定事實，相反，為了将這一戰略要地控于股掌，劉宋政權長期派宗王出鎮于此，直到元嘉朝後，“江州應出天子”（《宋書·範晔傳》）的一語成谶終于使統治者對本區有所警惕和戒備。而後齊、梁、陳三朝雖相繼通過加強典簽監視、實行分而治之等手段限制江州的做大做強，原本渾然一體的行政區劃也在蕭梁後期分崩離析，但此時的江西與寂寂無聞的兩漢相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對于疆域步步退縮、權力紛争不斷的南朝政權而言，他們既無法輕視江州對外抗衡北魏的軍事價值，亦無力消解或仍需借助本區内部盤根錯節的各方勢力，是以，在隋滅陳統一天下、政治中心回歸北方以前，江西地區仍基本承襲着漢晉以來全面發展的良好态勢，始終在中國南方占有一席之地。
編輯｜肖羽岑 張馳
本文原載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4期。
轉載自：漢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