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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元年(145年)，東漢王朝好不容易才将羌人起義的烽火撲滅，僅僅隔了十餘年，到延熹二年(159年)，大規模的羌漢戰争又爆發了。
1、羌人的反叛
延熹二年(159年)，西羌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羌攻打隴西、金城塞，一時聲勢大振。
護羌校尉段颎率湟中降羌屯駐羅亭（在今青海樂都縣境），與田晏、夏育聯合，擊退了衆羌。翌年三月，金城燒當羌與燒何羌聯合，北攻張掖屬國，占領钜鹿塢，殺屬國官吏，并襲擊段颎營地。
段颎猝不及防，刀折矢盡，幾至敗覆。延熹四年(161年)，東西羌起義範圍更為擴大。此年夏天，隴西郡的零吾羌、先零羌合并東攻三輔；冬天，上郡沈氏羌、隴西牢姐、烏吾合兵攻并、涼二州。
段颎再次率湟中降羌數千前往鎮壓。這些湟中降羌因久役不歸，眷戀故土，紛紛叛逃，段颎是以被革職下獄。繼任的護羌校尉胡闳庸懦無能，于是東西羌更為強盛，攻下了許多營塢，并互相連結，在三輔、并州、涼州各地繼續展開鬥争。
朝廷迫于形勢危急，一面起用廉吏皇甫規監督關西官軍，一面誅免了一些貪官酷吏，以平羌民的公憤，于是暫時得到了幾個月的安甯。
到延熹五年(162年)，涼州繼續發生東西羌起義。此年三月，上郡沈氐羌攻打張掖、酒泉；七月，烏吾羌複攻漢陽；十一月，滇那羌攻打武威、張掖、酒泉。
到延熹六年(163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東漢王朝迫于無法應付危局，因而又将段颎調出為護羌校尉。
延熹七年(164年)，段颎以威迫、利誘兩手，使滇那等3000落降漢。八年(165年)春，段颎又出擊勒姐羌；夏，出擊當煎羌。
段颎自七年冬出兵，到八年秋，經過無數次鏖戰，才将西羌鎮壓下去心。
自順帝永和六年(141年)東羌各部發動起義以來，東漢王朝雖然多次安撫、征讨，但并沒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東羌仍叛服無常。
延熹九年(166年)秋，鮮卑入塞與東羌定盟，于是上郡沈氐羌、安定先零羌又攻打武威、張掖二郡，沿邊多被殘破。
永康元年(167年)，春正月，安定的先零羌五六千騎入三輔，圍祋祤，略雲陽，又攻下扶風、京兆二營，殺10000餘人；冬十月，先零羌豪岸尾等又攻三輔，護匈奴中郎将張奂遣部将尹端、董卓反擊，斬殺羌酋豪，俘虜10000餘人，三輔暫獲安甯。
2、段颎的成名戰
羌衆的叛服無常對三輔構成嚴重威脅，桓帝幾乎束手無策，為此诏問段颎“平羌”方略。
段颎上書陳說，隻有“長矛挾脅，白刃加頸”，才能最終征服羌衆，并且表示，如果給他步騎數萬，車輛3000，“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桓帝采納了段颎的建議。
轉眼已到靈帝建甯元年(168年)春，段颎率領萬餘人進剿先零羌。當時先零羌30000多落，占據安定郡一帶，東連羌胡，西接漢陽，聲勢至為浩大。
段颎兵從彭陽（今甘肅鎮原東南），直指高平（今甯夏固原），先零羌迎戰于義逢山（今固原西北）。隻見義逢山布滿羌衆，辎重牲畜，源源不斷，段颎兵不免驚惶失措。
段颎卻神色自若地集中部署兵力，将既持長矛、又備強弓勁弩的士卒前後排成三列，又以輕騎兵為左右翼；接着又激昂地鼓動将士說：
“今離家已數千裡，進可圖功，退必緻死！福禍安危全系今日，大家齊心努力共圖功名吧！”
段颎周全的軍事部署及滿懷激情的鼓動，頓時使軍中士氣大振，段軍遂以銳不可當之勢進攻羌衆，一舉大破之。
破羌捷報傳至朝廷，臨朝的窦太後诏令嘉獎段颎，封他為“破羌将軍”，并鼓勵段颎徹底剿滅東羌，“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将之亡魂”。
朝廷的嘉獎，更激發了段颎剿殺羌衆的鬥志。
建甯元年(168年)夏，段颎秉承朝廷剿滅羌衆的旨意，更是不遺餘力地繼續追剿羌衆，從橋門（今陝西子長縣李家岔）出兵，晝夜兼行200餘裡，在上郡奢延澤（今内蒙烏審旗西南）與羌衆相遇。諸羌退至落川（内蒙烏審旗紅柳河），“複相屯結”，堅持抵抗。
段颎又與部将田晏、夏育合兵，在靈武谷（今甯夏賀蘭西北）一帶大敗羌衆，諸羌餘部20000多人，散入漢陽山谷。
3、張奂的平羌主張
這時，東漢王朝在對待諸羌問題，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
中郎張奂主張緩和漢羌沖突，對羌人當以政治撫慰為主，軍事鎮壓為輔。
在張奂之前，關隴名将皇甫規也提出及實施過這樣的主張。
皇甫規向朝廷指出：
地方官史施政無度，殘酷地盤剝與摧殘羌人，是羌衆“反逆”的根本原因，主張整肅郡吏，清平政治，綏撫羌衆。
皇甫規為政清廉正直，對待諸羌，一直奉行恩威并施的政策。延點四年(161)年，羌人起義的烈火在三輔、并州、涼州各地蔓延，皇甫規受朝廷之命，率軍平羌亂。皇甫規出兵攻破零吾羌，“斬首八百級”，同時斥逐“受取狼籍”、“多殺降羌”的貪官酷吏100多人，起義浪潮才漸漸平息。
羌衆由此被感化，先後有20餘萬羌衆歸降。張奂與皇甫規的關系甚為密切，他不僅是皇甫規的學生，而能成為東漢後期功勳卓著的名将，也得力于皇甫規的多次舉薦，是以皇甫規對張奂的影響很大。
張奂認為“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緻災”。
基于這樣的認識，在邊地任職期間，他身體力行“對羌衆以綏撫為主”的政策。
永壽元年(155年)秋，張奂出任安定屬國都尉。當時，南匈奴7000人馬侵掠美稷，東羌各部起而響應，而安定僅有守卒200多人。
在雙方兵力懸殊如此大的情況下，張奂臨危不亂，一面進屯長城，收集兵士，加強邊境防禦；一面遣屬下駐守龜茲襲擾東羌，進而不僅阻止了東羌與南匈奴互相勾結，而且還使東羌與官軍聯合，結果大敗南匈奴，邊境遂獲安甯。
事後，羌人酋豪感激張奂綏撫之恩德，遣使送來良馬20匹，金據8枚，張奂卻誠心謝絕了。張奂以自己的“正身潔己”，赢得了羌衆的擁護，是以在他任安定屬國都尉期間，這一地區“威化大行”。
張奂對民族問題的上述主張既蘊含了合理、進步的因素，并且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也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另一方面，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認識及其實踐層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
張奂認為羌種不可以斬盡殺絕，因為他們與漢人同樣是禀天地之氣所生，并認識到邊郡官吏的貪賤是逼反羌衆的根本原因，是以企圖以自己的清正廉潔感化羌衆。
這些認識，既突破了春秋戰國以來“華夏大防”、“貴中華，賤四夷”的思想局限，并且客觀上認識到羌衆反叛的原因，具有很大進步意義。
但是張奂的認識中忽略了這樣一些事實：
自順帝永和(136-141年)末年以來，羌衆不斷向東推進，常常有羌人大規模襲擊京畿地區的報告送達朝廷，更多的邊郡不得不部分或者全部放棄給羌人。到靈帝登基這一年，從河套地區的雲中，五原至甘肅的漢陽一帶的西北邊地2000餘裡，已落入羌人與匈奴手中。
另外，即便對羌人實行綏撫，帶來的也僅僅是暫時的安甯，無論剿與撫，羌人總是處于叛服無常之中。
這些事實表明，羌的對漢戰争，除了反對貪官污吏的剝削壓迫之外，還受其他因素的支配，這就是争取在塞内發展和對财富的需要。
縱觀東漢時期的漢羌戰争史，對待羌衆，如果堅持以和睦為主的政策，東漢王朝就必須恩威并存。從恩的角度講，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廉正，府庫充盈，能不時以财物周濟羌人以滿足其需要，才可能有效地安撫羌衆；從威的角度看，東漢王朝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威懾力，方能有效地抵禦羌衆的攻擊性騷擾。
可是到靈帝時期，朝廷實行安撫和睦政策的兩個前提條件都已喪失殆盡。
桓靈時期，政局黑暗已至極限，張奂、皇甫規一類的清廉官吏已屬鳳毛麟角，安定屬國的都尉，在張奂之前的八任，都是貪婪殘暴地榨取羌衆的能手。
軍事上，因府帑空竭，軍費嚴重不足，遇有戰事，皆臨時加緊搜刮天下，乃至動用帝室錢财以助軍費。不僅軍費奇缺，軍隊之腐敗也登峰造極。軍隊将領大發國難财，利用戰争之機A錢軍費，緻使許多士卒因凍餓死于溝壑。
軍費的極度困竭與軍隊的嚴重腐敗，已使東漢王朝的軍事威懾力降至最低點。吏治更加腐敗而導緻羌民的不滿與反抗情緒高漲，軍事威懾力的大大下降又不斷刺激羌人乘隙寇掠與争取東向發展。正是這種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使得羌人的反叛不斷，以至于皇甫規、張奂等人“安撫為主”的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奏效。
4、段颎的“趕盡殺絕”
與張奂相反，破羌将軍段颎主張對羌人斬盡殺絕。是否張奂等人的主張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羌漢沖突與沖突，段颎的“斬盡殺絕”既合理又可行呢？
段颎的主張并非建立在對羌漢沖突客觀而全面的分析上，他認為羌人不斷東進，“攻沒縣邑，剽掠人物”，都是由于其毒蛇般的獸性所定。
這種認識顯然是由于其囿于鄙視周邊民族的傳統偏見所緻。段颎的主張既與他認識上的偏見有關，也跟他自己的性格、經曆有很大的關系。
熹平元年(172年)，因追捕“黨人”的需要，靈帝起用段颎為司隸校尉，段颎便利用大權在握而洩私憤。段颎曾辟除扶風平陵人蘇不韋為他的掾屬，蘇不韋沒有應召，段颎便懷恨在心，稍後便制造了蘇氏滿門六十多口全部被誅殺的慘案。
這一令人發指的慘案，無疑充分暴露了段颎的殘忍本性。或許段颎生性就帶幾分殘忍，而他又出身西北一個軍吏家庭，在酷烈的戰争環境中成長起來，這樣一來，他固有的殘忍性格也就根深蒂固。
生性殘忍的段颎作為東漢後期馳騁疆場的名将，他渴望戰争，渴望較量與征服，渴望殺人如麻帶來的刺激，并且似乎隻有戰争才能充分顯示他的才幹。戰争不僅帶給他刺激，而且還帶來提升。
自桓帝永壽二年(156年)任遼東屬國都尉以來，出擊鮮卑，鎮壓泰山流民起義，屢次進剿羌人起義，顯赫的戰功使東漢王朝視其為“救危安邦”的社稷之臣，不斷獲封賜、晉升。
朝廷的嘉獎，更激勵了段颎窮兵黩武、擴大戰果的沖動，甚至可以将自己和部屬的生命視為賭場中的籌碼，在必要的時候孤注一擲。
由段颎個人的認識偏見，以及其他一些非理性的個人因素支配的“斬盡殺絕”的主張，顯然也不可能成為解決“羌患”的良策。
5、東羌反叛的平定
也許張奂的主張起了點作用，使朝廷認識到羌衆确實難以翦除，況且當時朝廷正發生了宦官誅殺陳蕃、窦武的内亂，一時也無暇外顧。
建甯二年(169年)春，靈帝便诏令谒者馮禅安撫招降漢陽散羌。段颎獲知此消息後，又立即上書重申剿殺主張，聲稱“乘虛放兵，勢必殄滅”。
段颎堅決的主張和必勝的信心感染了靈帝，于是靈帝一面仍令馮禅招降，一面卻令段颎繼續進剿羌衆。七月，段颎親自率部在凡亭山（今甘肅平涼西北）大敗羌衆，羌兵主力奔聚于射虎谷（今甘肅秦安西南）。
段颎抓住機會，先于射虎谷西南結木為栅，長40裡，截堵羌兵的去路，然後遣兵由東西兩頭夾擊，遂将反叛東羌屠殺殆盡。20000多散羌，除被馮禅招降4000人，安置在安定、漢陽、隴西三郡外，餘者19000多人全被段颎屠殺。至此，東羌的反叛被平定。
靈帝建甯(168一171年)初年，段颎在羌地大小凡180戰，費用達44億，士卒死傷無數。在國庫一貧如洗的情況下，巨額軍費完全是竭澤而漁天下百姓所得。
段颎聲稱，因進剿羌衆而疲憊天下百姓隻是暫時的，隻要将羌衆斬盡殺絕，便可以獲得永久的安甯。
可事實上，東漢王朝“疲憊天下百姓”并沒換來永久的安甯，這時的東漢王朝沒有，也不可能“絕其根本，不使能殖”，相反剿殺得越兇狠，羌衆的仇恨就越深。
段颎平定東羌反叛後的十餘年裡，雖然局勢相對平靜，可在平靜之中卻孕育着新的更大規模的反叛。
6、羌患再起
靈帝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在關中爆發了來勢洶洶的黃巾起義。接着，在同年冬十二月，金城、隴西、漢陽三郡又爆發了北地先零羌、湟中義從胡、金城義從羌以及少數漢人官吏參加的聯合起義。
十二月，先零羌在隴西、漢陽起義之後，很快與金城抱罕、河關由宋建、王國率領的義從羌、湟中起義的義從胡聯合起來，并推舉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将軍。
羌胡聯軍首先戕殺護羌校尉伶征，接着又劫攻金城太守衙門，殺太守陳懿，劫持太守衙門從事韓遂及故新安令邊章，以他們專任軍事。
羌胡聯軍攻城掠地，隴右群眾雲合響應，義軍很快便聚衆十餘萬。起義軍攻下金城郡後，宋建坐鎮金城，王國、邊章等則進攻漢陽郡，北宮伯玉、韓遂則更東進攻三輔。
當時涼州刺史左昌駐漢陽冀縣，前護羌校尉夏育也正在冀縣的畜官。左昌以貪婪著稱，曾盜用軍谷數萬石；校尉夏育在任時濫殺羌胡，此時已被罷免，在牧苑畜官待罪。
起義軍一到漢陽，就進攻冀城與畜官，欲殺左昌、夏育以平民憤。冀城是當時涼州的軍事重鎮，冀城一下，整個隴右便會陷入渙散狀态。
冀城告急，心急如焚的靈帝一面下令懲處左昌，以宋枭代昌為涼州刺史，一面令名将蓋勳率軍救冀縣。蓋勳一至冀縣，便大斥邊章的背叛罪。邊章當初背叛朝廷本不是死心塌地，尚有幾分無奈，再加上蓋勳是一位忠于朝廷、為官清正、屢建戰功的名将，是以在蓋勳的大義凜然的相形下，邊章便難免滋生出“理虧”的心理弱勢，頓時便失卻了戰鬥勇氣，沒與蓋勳交兵，便自動解圍離去。
而蓋勳前往畜官救夏育的途中，則被羌衆打得落花流水，蓋勳身受重創。
中平二年(185年)春，北宮伯玉、邊章、韓遂率幾萬鐵騎攻入三輔。
羌胡聯軍的這次起義，給靈帝的統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當時，漢民族經濟上的先進性與政治上的成熟性，與相對落後的羌胡部族比較，是很明顯的。
而這一次，不僅有很多漢族下層人民卷入了起義洪流，更有邊章、韓遂以及段颎的一些“曉習戰陳，識知山川”的故吏參加進去。
由此，不僅壯大了羌胡聯軍的力量，而且使羌胡鬥争水準有所提高，能夠突破一種狹隘的部族反抗，首次明确提出“誅讨宦官"的政治口号。
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強烈不滿現實的黑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擅權宦官視為黑暗的禍水，是以羌胡聯軍“誅讨宦官”的口号能引起廣泛的積極反響，緻使起義隊伍發展壯大很快，戰鬥捷報頻傳。
湟中義從胡起義，帶給東漢王朝的威脅也是舉足輕重的。
7、何處“借夷兵”？
章帝章和二年(88年)，護羌校尉鄧訓，以恩信綏撫湟中小月氏胡，開始組建了義從胡部隊。在以後接連不斷的征戰中，這支隊伍不斷成長壯大，成為護羌校尉麾下的基本力量。護羌校尉所屬義從胡，皆精于騎射，成為東漢王朝最精銳的騎兵。馬賢、段颎鎮壓東西羌起義，依靠的就主要是這支總數在萬騎以上的騎兵。
這次起義之是以一開始就勢不可擋地席卷隴右，就與這支“來如風雨，去如絕弦”的勁旅覆亡護羌校尉而加入起義直接有關。
羌胡聯軍殺進三輔後，靈帝立即诏令戰功卓越的左車騎将軍皇甫嵩征讨義軍。面對來勢洶洶的羌胡聯軍，皇甫嵩請求朝廷征發3000烏桓兵，北軍将領鄒靖認為“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
面對空前嚴重的威脅，雖然靈帝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扭轉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借夷兵”之上，但卻不敢貿然決定究竟征發何族“夷兵”。
于是，将“借夷兵”之事交四府商讨。緊接着，“借夷兵”之争義在四府之一的大将軍府内展開。
府掾韓卓認為鮮卑兵力甚強，主張征發幾千鮮卑兵；府掾應邵則認為，鮮卑驕悍不馴，不聽号令。是以，應邵主張招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韓、應各執己見，争論異常激烈。心如火燎的靈帝不得不再次诏令百官大會朝堂，商議此事。争來議去，最後确定招募隴西未叛之羌胡。
東漢時期，由于光武帝的重内虛外、重文輕武治國方針的影響，征兵、募兵的品質都比較差。
王朝統治者出于增強戰鬥力的軍事考慮，更為了無損漢兵，使“夷虜相攻”，兩傷敗亡，從中坐收漁人之利，是以經常使用外族兵。在對外戰場上，骠悍善戰的外族兵是東漢軍隊的勁旅。
在這種形勢下使用外族兵，如何駕馭他們就成為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東漢前期，國勢強盛，府庫充盈，朝廷對借用的外族兵不僅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同時能時常給予大量金銀财物，以滿足其物質欲望，進而能對所借用的外族兵實行較為有效的控制。
而靈帝時期，王朝統治已衰弱至極，對外族兵既缺乏政治軍事上的威懾，又拿不出什麼錢财賞賜他們，是以根本無法駕馭強有力的外族兵。
應邵的建議，已經将朝廷的無奈與虛弱淋漓盡緻地顯示了出來。有關“借夷兵”的這場激烈争議，實質上是東漢王朝所倚重的“借夷兵”政策已到盡頭的信号。
進攻三輔的羌胡聯軍不僅鬥志旺盛，而且實力強大，但是東漢王朝軍力既弱，并且已經無法倚重強有力的外族兵，以朝廷軍事上的失敗也就成為定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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