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江西历史地位的变迁——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党丰
今江西省的版图与两汉扬州豫章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东汉末年孙策分豫章另设庐陵、鄱阳二郡，东吴又先后析置庐陵南部都尉、临川郡和安成郡，西晋时期割荆、扬二州为江州并增设寻阳郡，江西地区遂被完全纳入江州管辖范围，东晋因循未改（肖华忠）。在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下，本区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与其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地貌特征有关，具体而言，江西东以怀玉山、武夷山脉与浙闽相分，南有大庾岭、九连山脉横亘粤北，西以幕府山、九岭山和罗霄山脉与两湖相隔，除了山岭之中的险要关隘以外，北部的鄱阳湖平原成为其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深处南方腹地的地理格局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决定了江西地区在统一和分裂时期的地位不尽相同，汉晋以来，随着帝国统治的崩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本区于南北政权及南方政权内部的分立对峙间实现了由“边陲之郡”到中流重镇的跨越式发展，而墓葬作为影射现实生活的物质文化集成也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着江西文化、政治乃至经济地位的稳步提升。
据笔者统计，截至目前，江西境内经过发掘并见诸报道的汉墓近200座，六朝墓 300余座，均以砖室墓为主，其中大部分已刊布了较为详细的材料。以此为基础，曾昭明《江西汉墓综述》、刘慧中《生死观视野下的江西汉代墓葬分析》、胡志群《江西汉墓初步研究》等以及以韦正《江西六朝墓葬综述》、《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相关章节为代表的综合性研究与以谢明良《六朝陶瓷论集》有关内容为代表的专题性论著已基本建立起本区汉六朝墓葬的时空框架，而如近期赣江新区（即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等重要发现又不断为其增添了新的内涵。但总体而言，江西地区的墓葬材料相对零散，无论在数量、形制抑或是规模等方面，皆难以与两汉时期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及六朝以后以古武昌和建业（康）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相媲美。在以类型学为主导的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初步分析以外，本区汉六朝墓葬于变化消长间所体现的历史现象也较少为学界所关注，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本文即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墓葬材料入手，结合考古新发现，对江西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汉晋数百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历史地位变迁略作探讨。
一、统一汉帝国的“边缘”
两汉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帝国统治重心所在，统一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向心力和军事威慑力使各类新兴事物往往孕育或汇集于此，之后影响才达都城外围以至边境地带，墓葬文化亦是如此。西汉以来特别是东汉以后，伴随砖材的广泛使用和筑造技术的进步，首先出现于两京地区的以实心小砖为建材的券顶、穹窿顶砖室墓日益兴起并风靡全国，推动着中国古代墓葬发生跨时代的变革。
鄂豫之间的交通孔道向来是南、北方人群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必经之地，由核心区域向外扩散的新兴砖室墓，或者说使用砖室墓的人群和以砖室墓为表现之一的中心文化，也多取道于此，自北而南进入长江流域。综观长江流域汉墓的发展演变，西汉晚期砖室墓正是于毗邻都城的南阳鄂北一带率先流行，进而才向南传播至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相比之下，江西地区砖室墓的出现更为滞后（杨哲峰）。1980 年在赣州南郊蟠龙狮子岭清理的一座东汉早期的长方形单室画像砖墓，墓顶早年已被铲平，考古工作者从发掘现场推测其应为木构平顶墓，若判断无误，那么这种砖椁墓或可视为木椁墓与砖室墓之间的过渡形态（2017 年发掘的南昌象南中心东汉早期“M11 是南昌首次发掘砖木混合结构墓葬，为研究南昌地区竖穴土坑墓向砖室墓转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材料尚未正式发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本区开始接受核心区域的文化渗透，先秦以来传统的土坑墓和木椁墓日渐衰落，砖室墓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
江西东汉砖室墓的数量不多，以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和双室墓为主，其次以带甬道的凸字形券顶砖室墓居多，受北方地区间接影响而出现的前堂横列式墓如单后室的南昌第一交通路墓和上高泗溪城头 M1（图一）（上高泗溪城头 M1 全长达 11.26 米，据其平剖面图判断该墓应是前堂横列，但简报称其为“中室”与“左右耳室”且“左右耳室高度低于中室”、“中室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并列双后室的宜春下浦坝M70和樟树观上横里墓（图二）、三墓并列相连的南昌青云谱施家窑墓（图三）等发现较少，且时代多已到东汉中晚期，而迄今为止，像发券穹窿一类顶部结构较为复杂的墓葬终东汉之世也未曾在本区得见（1991年发掘的吉水城郊1号墓形制独特，结构复杂，前室（简报称“藻井”）、后室和回廊四角的藻井皆为砖/石叠涩穹窿顶，简报断其年代为西晋早期，存疑，可能早至东汉，至少也应是汉末吴初，如此规模在隐而不显的江西汉墓中可谓孤例；相似的顶部结构亦见于南昌小兰乡东吴墓）。事实上，不仅是江西地区，汉末三国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砖室墓均是以结构相对简单的券顶砖室墓为主，穹窿顶砖室墓的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除了湖北境内沿汉水和长江一线的老河口、襄阳、当阳、武汉、蕲春等地作为北人南来的第一站有较早而集中的发现以外，其他地区如湖南常德南坪 M5、长沙沙湖桥A·M41、邵东冷水东汉墓、冷水滩老祖坡 M4、耒阳廖家山 M1（另外，湖南邵阳白仓东汉墓中“墓室为近正方形，墓砖为自四角至中部起券顶”者可能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江苏高淳固城东汉墓等只有寥寥数例，显然与长江和五岭之间中国南土的广大面积不成正比。究其原因，虽然不能不考虑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当与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地区开发程度和江西在大一统时期的政治地位有关。
图一 上高泗溪城头 M1 平面图
图二 樟树观上横里墓平面图
图三 南昌青云谱施家窑墓平面图
由于国家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生态和人文传统间的客观差异依然存在，大一统时期中心文化的对外辐射也不可能呈现出一种同心圆式的均质状态。南方地区虽早已被纳入帝国政治版图，但其地远离王朝中心，自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之山岭阻隔交通，开发程度十分有限，汉朝中央政府管控之“松弛”从本区政区分布密度和著籍人口数量上便可见一斑（胡鸿）。不同于地势相对平坦开阔、民众开化程度较高的北方地区，南方山地及山地中荆蛮、山越等土著族群的广泛存在，使得以郡县城市为代表尧以交通线路为联结的华夏势力只能零星点缀其间，虽然他们可依凭背后强大的集权力量对山地人群进行有效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管控，但这些稀疏的“点”和“线”尚难以在文化上构成无缝控制的面（此思路主要受前掲《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一书启发）。加之墓葬的营建又与墓主身份等级、技术流传层次以及现实条件的具备与否等不无关系，而在国家统治重心位于黄河流域的两汉帝国中，南方社会上层的贵族官僚本不多见，有一定财力和势力的地方豪强也还未发展壮大，普通山地人群更没有吸收核心区域墓葬文化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即使到了砖室墓遍地开花的东汉中晚期，长江流域汉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无法与北方和岭南相提并论。前者文化的先进性自不必说，长城沿线地带则因处于帝国扩张与疆域拉锯的最前锋而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管控与支持，墓葬自然也与两京地区多有相似之处。岭南虽更为偏远，但大量非汉地传统的圆锥形穹窿顶砖室墓显示，除了受中原王朝的间接影响以外，其墓葬面貌的独特性当与经海路而来的域外文化密切相关。
再具体到南方腹心之内的江西，正如前文所述，本区砖室墓的出现和流行时间较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为晚，后者的繁盛，包括穹窿顶砖室墓的相对多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邻近鄂豫交通孔道的地缘优势。两汉时期，湘江一线作为顺南阳盆地而下、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主要通道，其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性也远在赣江流域之上（韦正）。这样一来，江西地区在帝国全局中的地位更无从凸显。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地处荆扬之交仍赋予了江西在区域文化交流中的天然优势，无论是多见于湘江流域的并列双后室墓，还是多见于江东地区的凸字形、刀形墓、本区东汉砖室墓的形制明显受到了周边地区的影响而呈现出过渡性特征（杨哲峰）。稍晚阶段，尤其是东吴以后，随着南北划江而治和南方地区的深入开发，以砖柱墓为代表的本地特色也在江西地位的稳步提升中逐渐对长江中下游的其他地区和福建、岭南等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东吴时期赣中北地位的攀升
东汉末年，三足鼎立，天下格局为之一变，南方崛起之进程由此开启。黄武元年（222 年）孙权都武昌（今鄂州）、建吴国，黄龙元年（229年）即帝位、迁建业（今南京）曰诸葛恪辅政孙亮时有移都武昌意，尚未成行即死于孙峻刀下；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当政时终得以短暂徙都武昌，次年即还建业。六朝伊始，以古武昌和建业为中心的荆、扬二州便是南方政权的根本所在，与此相适，今鄂州、南京及其附近的武汉、马鞍山等地也成为东吴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分布区，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蔚为壮观。反观这一时期的江西地区，虽有南昌高荣墓等重要发现，但数量不多，影响不大，似乎仍处于核心区域以外的“边缘地带”，过去学界对本区在六朝早期的政治地位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七星堆六朝墓群的发现才大大突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七星堆六朝墓群A区暨吴晋周氏家族墓地保存之完好为国内罕见，十余座六朝墓呈东西向一字排开，墓葬主体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墓前排水沟相互衔接构成了复杂的地下排水系统，其规格绝不亚于此前已发现的有着类似布局的长江中游鄂州塘角头、长江下游南京仙鹤山、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等。如此井然有序的排葬方式显然经过了严谨规划，而其墓圹边缘对东汉墓葬的整齐切割则是汉末吴初当地人群发生更替的明证。从墓群集中出现数座以往江西地区少见或不见的横前堂、穹窿顶等中原传统墓葬类型可以想象，战乱时期的人口迁徙，无论是北人南迁，抑或是早已浸润北方文化的南人内部流动，均在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流并为本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该家族墓地中时代最早的M5形制与前引樟树观上横里墓十分相近，只是其前室已为穹窿顶结构，颇有上承汉末遗风、下启六朝新篇的意味（图四）。
图四 七星堆六朝墓群 A 区平面图
考虑到家族墓地的延续时间，距离M5较远且形制趋于简化的M3、M2年代虽然不排除已晚至西晋乃至东晋的可能，但西晋统理南方不过36年，期间又实行宽松政策，M3封门墙、M2甬道和后室印有“周侯”以及“豫章海昏中郎周遵字公先”、“周中郎”等字样的铭文砖也未尝不是墓主在东吴一朝政治身份的证明，或是长久以来家族荣耀的延续。结合墓群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东吴时期江西一带“宗贼大盛”的历史背景（唐长孺），我们或可大胆推测这显赫一时的周氏家族中也曾有人因在讨贼荡寇的军事活动里立下战功而加官进爵。不能否认的是一些南方土著同样具有在短期内快速消化北方匠人带来的新文化的能力和动力，但从突然出现这样一批规模庞大且技术成熟的非本地传统墓葬来看，比起被孙氏政权吸收利用的一方豪霸，该墓群也有可能属于南迁至此而受政府管辖的世家大族，或是直接由中央派驻此地的抚越将领及其家族，而其后代则在与当地人群的交融中逐渐土著化了。
距离A区不远，或由周氏家族生前辅佐、死后拱卫的C区“甘露元年”M31是继 1964 年发掘的南昌南郊“永安六年”（263年）墓后本区又一座明确的东吴纪年墓。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来看，M31皆与古武昌一带的高规格东吴大墓如鄂城东吴孙将军墓、鄂钢饮料厂一号墓、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江夏流芳东吴墓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该墓中青瓷坞堡模型、长舌镇墓俑和独角镇墓兽等特殊器物的出土更说明墓主等级之高，身份不凡（图五）。熊寿昌曾经分析指出鄂城东吴孙将军墓和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当分属孙邻、孙述父子。按，孙邻之父孙贲曾领豫章太守，“后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208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贲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邻嗣。邻年九岁，代领豫章，进封都乡侯。在郡垂二十年，讨平叛贼，功绩修理。”（《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山越问题始终是东吴的心腹大患，而豫章本身也并非太平之地，孙氏当不会对此掉以轻心，在孙邻被“召还武昌”后，很有可能继续选任宗室成员或至少是亲信重臣经营于此，利用政治威慑力来维持贲、邻父子二人治豫章数十年才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他如孙虑为镇军大将军，“假节开府，治半州（今九江）”，孙奋受制于诸葛恪“遂移南昌”就其国（后国除）等宗室成员的活动（《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也间接表明了江西尤其是赣中北在东吴以后地位的攀升，虽无法与作为统治重心和军事前线的建业和古武昌相提并论，但毕竟已为当权者所注意。
图五 七星堆六朝墓群 C 区 M31 及其周边墓葬
七星堆六朝墓群的出现是江西地区在东吴时期战略价值有所提升的体现，其与古武昌墓葬的相似性是它们同属长江中游文化系统而前者又接受了后者即次一级政治中心文化辐射的产物，除了本地洪州窑的青瓷产品以外，部分墓葬中出土的若干来自湘阴窑和越窑的青瓷产品也暗示了本区与其周边乃至都城一带的紧密联系，江西在南中国的天然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凸显。不过，在积极汲取先进文化的同时，江西地区也依然保持着自身特色，如肇始于本区东汉墓的以砖柱加拱券区分墓室空间的方式此时继续存在和发展，并在以后不断对外施加影响；而东吴以降普遍流行于长江中下游高等级墓葬的更为先进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却仿佛在其自北而南、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中越过了江西地区，截至目前相关考古发现仍是空白（1997年发掘的南昌火车站M5据报道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存疑，且其时代已晚至两晋之交）。我们可以说这是本区文化保守性和滞后性的反映，但也可以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既开放又封闭的地理和文化格局才使其得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将新兴与传统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色，为以后江州的析置和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江州的析置和崛起
就地貌特征而言，以赣江为核心、周围山地环绕的江西本就在山水相隔中自成一派，汉至东吴数百年的发展则使本区在文化以及政治军事上的独特性和 重要性愈发凸显。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兴元年（304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晋书·地理志下》）如有司所奏“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之故，江州设立之初便暗含了统治者想要以此控带荆、扬的目的。但从天纪四年（280年）东吴归晋到建兴四年（316年）晋室南迁，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司马氏的宽松政策既不足以有效发挥江州的政治优势，也不可能真正撼动东吴旧地的风土人情。因此，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社会及其墓葬文化多是延续东吴中晚期以来的脉络，在继承传统中向前发展，只是伴随北方文化影响和区域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各区墓葬也在自身特色日益鲜明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更多新的内涵。
永嘉之乱，五马渡江，华夏正朔的南移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南方地区长期的自由发展进程。由于物质文化的变革相对改朝换代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墓葬到了东晋中晚期才呈现出与前一阶段迥然有异的新面貌，江西地区同样如此。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于两晋之交的历史巨变中承袭“晋制”、趋于简化，即接受了长江下游地区强烈影响的同时，本区的墓葬数量和分布范围也在继续增多并向南扩张，赣南兴国、南康、会昌等地均有此期墓葬的新发现。赣江及其支流沿岸水土优渥、交通便利的冲积平原和河谷地带无疑是人们在山地林立间开展农耕定居生活的最佳选择，汉六朝时期，尤其是“流人万计，布在江州”的东晋以后（《晋书·刘胤传》），江西境内墓葬大致循此一线自北而南、溯流而上的动态发展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当与本区最重要的交通线即鄱阳湖—赣江水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密切相关。早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平南越时，便有“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的记载（《史记·南越列传》），但如唐蒙“上书说上”通夜郎道所言“今以长沙、豫章往（南越），水道多绝，难行。”（《史记·西南夷列传》）在统治重心位于黄河流域、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不高的两汉时期，江西的航运也为诸多自然与人为条件所限制而价值不显，直到孙氏建国江东，南中国的独立终于为赣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创造了契机。
然而，东吴承接两汉南土，发展基础本就薄弱，加之外有魏、蜀的军事威胁，内有山越的频繁暴乱，其疆域内各区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眼下的军事形势。正如前文所述，江西地区特别是赣中北一带能为统治者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与豫章、鄱阳等地“宗贼大盛”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包括七星堆六朝墓群在内的大中型墓葬也多集中于此，且其面貌明显有向古武昌和建业靠拢的趋势。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之间依托荆、扬二州进行的权力角逐使夹处其间的江州地位更加举足轻重，田余庆在《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中写道：“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于是，在新一轮的外部南北分裂、内部东西对抗之际，江西终于摆脱了此前在大一统帝国中的边缘位置，成为在政治军事上具有缓冲制衡、拱卫都城作用的“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晋书·刘胤传》），而其核心命脉即赣江一线“南通五岭，北导长江”（《晋书地道记》）的水运交通也势必将取得长足发展。但需要说明的是，向北开口的地理大势和都城、强藩居其北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此时的江州仍以其中北部为重，赣中南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则是南朝尤其是酋豪洞主兴起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经济、文化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政治的高度发展，但政治重要性的增长必然会带动甚至有赖于经济、文化的进步。东晋一朝的江州不仅政治实力不容小觑，凭借赣江水路及其与周边水系的沟通，经济上也达于“商旅继路”而“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的境地（《晋书·刘胤传》），在文化方面，除了以砖柱墓为代表的本地特色持续向外输出以外，现实世界中儒家文化和佛、道信仰的广泛传播也可视为本区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或原因之一。魏斌曾从宫亭庙传说出发探讨了中古早期庐山的多元信仰空间，在儒、释、道的碰撞、交织和融合中，处赣鄱之交、有地利之便的庐山于东晋以降迅速兴起并向文化名山转化。自然景观在宗教作用下所附加的人文价值既可为江州整体地位的提升作注脚，反过来又可促进本区政治、经济的向好发展，而宫亭庙作为镇护风浪的庐山神庙，其存在本身也正是这一时期赣鄱水道中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证明。反映于物质文化，如果说儒、道二家因脱胎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乐文明与神仙信仰，在缺乏文字材料和典型器物的情况下难以捕捉到各个时期的影响变化，那么佛教作为域外文明的代表，其因素的出现则是本区存在感增强的间接表达。
《高僧传》载：“（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高僧传·晋庐山释慧远》）如韦正所论，慧远及此前有着相同经历的慧永为赴交州，不走与江陵邻近的湘江通道，反而下到浔阳，准备沿赣江而上，这一路线的选择显然是彼时湘、赣地位实现逆转的明证。以慧远僧团为代表，包括“居在西林，与远同门旧好”的慧永和“于豫章山立寺……名僧胜达，响附成群”的康僧渊等人在内（《高僧传·晋庐山释慧远》、《高僧传·晋豫章山康僧渊》），赣中北佛教活动的兴盛为江州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是自本期或稍晚始，同样位于赣江及其支流沿岸而有用水和运输之便的丰城洪州窑址，以及江西地区部分晋末至南朝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瓷杯、青瓷鸡首壶等器物上也发现了莲瓣纹装饰（1997 年发掘的南昌火车站 M6 出土了4枚饰有佛像的金戒指，惜该墓完全被毁，时代不明），在与佛教有关的画像砖等普遍流行以前（韦正、赵春兰），作为日常用具和随葬品而反应更为迅捷的大宗青瓷产品首先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四、余论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以政治为根本导向，江西作为南中国的“天下之中”（韦正），必须倚仗南北对立的政治形势才能真正发挥其“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天然区位优势。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汉晋数百年间，本区墓葬也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变，东吴时期赣中北高等级墓葬的出现、东晋以后墓葬分布范围的向南扩张以及各期墓葬面貌所体现的江西地区于区域文化交流中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等，皆是本区开发程度日渐深入、历史地位稳步提升的具体表现。若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下一阶段的南朝中晚期，可以发现赣南一带的墓葬数量继续增多，江西各地的瓷器种类更加丰富，在地方特色显著增强的同时，本区与福建、岭南等地依然联系不断，甚至通过武夷山脉的交通孔道将闽西北也纳入了自身文化系统。
究其原因，晋宋鼎革并未改变江州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间分陕重地的既定事实，相反，为了将这一战略要地控于股掌，刘宋政权长期派宗王出镇于此，直到元嘉朝后，“江州应出天子”（《宋书·范晔传》）的一语成谶终于使统治者对本区有所警惕和戒备。而后齐、梁、陈三朝虽相继通过加强典签监视、实行分而治之等手段限制江州的做大做强，原本浑然一体的行政区划也在萧梁后期分崩离析，但此时的江西与寂寂无闻的两汉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疆域步步退缩、权力纷争不断的南朝政权而言，他们既无法轻视江州对外抗衡北魏的军事价值，亦无力消解或仍需借助本区内部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因此，在隋灭陈统一天下、政治中心回归北方以前，江西地区仍基本承袭着汉晋以来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始终在中国南方占有一席之地。
编辑｜肖羽岑 张驰
本文原载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4期。
转载自：汉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