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一直说汉朝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但实际上汉朝也是有过分裂的。王莽新政将汉朝分为了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这两个时期从血脉关系上来说属于一脉相承，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也有着承继关系。然而，西汉时期官员清廉，社会风气淳朴，而到了东汉时期，贪污腐败的现象却多次发生，整个官场被不良风气所笼罩，甚至连皇帝都亲自收受贿赂。为什么同根相承的汉朝会在两个时期呈现如此不同的社会面貌？
一. 西汉清廉之源
西汉朝庆云五年，刘邦驱除了群雄割据的乱局，正式统一天下。在建国初期，他深知要巩固统治，必须重视官吏任用，杜绝贪污。为此，他颁布了一项切合实际的高薪制度。
这项制度规定，官员的俸禄按其地位高低有别。位高权重者，可领取相对较高的俸禄；而基层吏役，则只能拿到较低的俸禄。虽然看似有失公平，但这一做法契合了汉初的现实国情。
当时，仅建国不久，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如果给予所有官员高薪，必然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而高级官员掌握重权，他们的贪污往往会带来全国性的腐败风气。所以，刘邦优先满足高级官员的需求，以维护朝政清明。
此外，他还下令全面惩治贪污行为，不分官阶高低。凡是有贪污嫌疑的官员，一经查实，无一例外将受到严惩。对于高级官员，轻则免职流放，重则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在这些有力措施的约束下，西汉朝官吏确立了勤廉尚俭的风气。即使基层吏役俸禄有限，在高压之下也不敢有贪污行为。从根本上遏制了贪污现象的蔓延。
然而，这一良好风气并未持续太久。西汉晚期，由于战乱接连，国力日渐衰微。随之而来的是财政短缺、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再加上当朝宦官专权，贪污之风再次卷土重来。
直至孙坚废除宦官专制，尽管官僚体系获得了短暂纾解，但整个西汉时期的贪污问题却未能彻底根治。不过，与后来的东汉相比，西汉时期贪污程度相对温和，且发生集中在统治末期。
二. 王莽新政的动荡
建武二十四年，汉宣帝驾崩，无嗣。王莽作为宦官，竟然篡夺了皇位，改国号为＂新＂，建立了全新的王朝。这是汉朝自建国以来首次出现政权更迭。
王莽上台伊始，为了稳固政权，颁布了一系列冲击性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变革。这些新政给汉初确立的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在经济领域，王莽人为操纵货币价值，试图通过增加货币面额来应对财政赤字。他下令将铜钱直接加重，将五铢钱（半两）的重量提高到一两。如此一来，旧制五铢钱等同于两个新钱，使流通货币在名义上增值一倍。
但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旧体制的基础上生搬硬造，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由于名义上的通货紧缩，市面上的物价飞涨，但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并未增加，根本无力消费，导致了恶性通胀。
为了应对通胀，王莽又令全国民户移徙东南，另行分田耕作，意图通过增加农业产量来缓解通胀。但此举不仅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迁徙之苦，还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反而加剧了农业萧条。
除经济领域的变革外，王莽在政治体制上也作了调整。他增设了九卿制度，扩大了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同时取消了郡国制，加强中央集权。这些制度的施行无疑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
与此同时，王莽极力主张恢复古代典章制度，要求遵循礼法祭祀，在生活方式上推崇回归朴素。但他的做法与现实相背离，不得人心，反而引起了不满情绪。
种种新政最终酿成了巨大灾难。各地民众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转向地下经济谋生。而官员为了维系自身利益，则对民众的非法经营活动视而不见，甚至充当了保护伞。由此可见，王莽新政彻底扰乱了社会秩序。
终于，公元25年，王莽被流放到沃县后病逝。新朝的统治就此中断，汉王朝被光武帝刘秀重新恢复。从此，东汉王朝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三. 东汉腐败根源
东汉建国之初，光武帝刘秀着手扫除了王莽新政的残余，尽力恢复汉朝旧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随着新朝的稳固，社会秩序逐步好转，民生有所改观。然而，对于官场风气的重塑却陷入了徘徊。
新朝建立后，朝廷上下为了恢复政权的连续性，不得不重新延续西汉时期的制度。其中包括西汉晚期酝酿的贪污行为。光武帝虽有意根治贪污，但缺乏有力的配套措施，未能遏制腐败的发展势头。
东汉在位诸帝多为文人气质，对政务缺乏新的认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加之连年战乱，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几代君王都不得不紧缩开支，压低官员俸禄，以减轻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根据汉代科举制度的选拔标准，当时入仕为官的多为出身士族人家的读书人。他们习惯了优渥的生活环境，一旦俸禄下降，生活质量大跌，难免产生不满情绪。
为了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准，一些官员开始转向其他途径谋取利益。有的利用职权向民间征收重税，有的收受贿赂为商人开绿灯，更有甚者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从中渔利。
这些行为无疑违背了官员应守的操守，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加之上层统治者对此有意视而不见，类似行径在官场内逐渐形成习惯，一发不可收拾。
与此同时，民间也开始兴起灰色经济活动。在长期战乱造成的重税加征下，为了维系基本生活，一些地方发展了地下手工业和小本经营。这些活动被视为非法，但也不被严惩。
四. 汉灵帝时期彻底腐化
东汉中期，汉灵帝在位时期，朝野腐败的风气达到了顶峰。这不仅是由于历代统治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问题，更与皇室自身淫逸荒淫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关系。
汉灵帝钟情声色娱乐，在长安城中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上林苑，专为皇家游乐而设。园中饲养珍稀禽兽，建有池沼湖泊，供帝王纵马逐鹿。宫中佳丽三千余人，有一半为才人佳妻。汉灵帝与宠姬们日夜纵酒闲赏，过着无度淫靡的生活。
如此奢华骄侈，开支自然巨大无比。为了满足皇室的无底洞一般的开销，朝廷不得不征收重税，加重地方的赋役负担。然而，税收归于一身，却无济于事，皇家开销仍然无度。
于是，汉灵帝便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官场，竟将官职公开摆上了货摊，摇身一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商人。凡是想要高官厚禄者，只需拿出相应的金银财物，便可买得理想的官职。
买官一旦开办，腐败因子便无孔不入。更有甚者，汉灵帝为了筹集资金，颇为倚重了权姓豪门，纵容他们在地方做尽了凌虐民众的勾当。
权贵之家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便与皇室狼狈为奸，在地方设下了诸如捕佥、铺盘、卖子等一系列苛捐杂税。他们以官场的权势为护身符，在民间横行霸道，骚扰残害平民百姓。
就连皇家宗亲和贵戚，也纷纷卷入了腐败的漩涡。他们仗着皇亲的身份，对外行贿索赂，不问是非曲直。内则与皇室里应外合，收受重赂，牟取暴利。有识之士痛斥朝野上下，权钱交易，贪得无厌。
这种丑陋的现象，彻底败坏了朝野风气。东汉由盛转衰几已成定局，社会秩序日渐混乱，黎民苦不堪言。权力在金钱面前不攻自破，官场已全然腐蚀，从此直线下滑，一蹶不振。
五. 东西汉之鉴
通观东西两汉朝官场风气的演变，不难发现，政策选择对于一个王朝的腐败与清明至关重要。
西汉建国之初，为巩固统治基础，刘邦颁布了高薪养廉、严惩贪污的政策。这些措施直接遏制了贪污现象的发生，使得官员能够心无旁骛地为国效力，从而奠定了朝政清明的基调。
然而，这一良性循环并未能永续。西汉晚期爆发的战乱耗尽了国力，导致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为减轻开支，朝廷不得不压低官员的薪酬待遇。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腐败现象肆无忌惮地卷土重来。
东汉光武帝所恢复的体制沿袭了西汉晚期遗留下来的积弊，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官场贪污的问题。况且，东汉统治者对于整肃吏治欠缺决心和勇气，未能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根治，任由贪污风气愈演愈烈。
到了汉灵帝时期，权钱交易、买卖官职已是公开的秘密，朝野上下均被腐化。皇室更是直接参与其中，垄断了贪腐的最高权力，令朝政彻底堕落下流淆。
两汉朝的命运启示我们，一个统治者的政策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官场风气的高下。西汉建国之初的高压措施虽然遏制了贪污，却难以永御。而一味紧缩开支却没有配套的监管机制，终将重蹈西汉晚期的覆辙。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官场贪污腐化问题，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使权力在不同环节受到监督和约束，防患于未然。同时，也要保证官员的薪酬水平能够与其地位相称，避免因为生活窘迫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权力的运用也需要合理化，防止出现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只有在集体的制约下，权力才不至于被滥用。东汉皇室独揽权力，以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导致了最终的堕落与衰亡。这正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