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各代的士人都有屬于那個朝代的特點，各朝各代的士風也是各有不同，例如魏晉時期的隐逸之風，而東漢時期的士風不似于前代一直不變，而是幾經轉變，有東漢早期的謹慎之風、自我限制之風和剛毅之風，還有就是前期士人主要以追求功名利祿為目标。
到了東漢中後期，士風則向肆直之風、交遊之風轉變，士人大多以追求名節為目标。而東漢中後期的經濟變化、在政治上面東漢後期的腐敗以及思想上輕視經學這些都是引起東漢士風變化的主要原因。
東漢時期的士風
東漢的士風一直都被後世所稱贊，東漢的士風在《資治通鑒》裡面司馬光就曾贊頌過，“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而東漢時期的士風又分為早期和中後期兩個階段來呈現。
1、東漢早期的士風
在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士一直都是一個特殊的階級，而且在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更是将士族作為鞏固國家政權的基礎，大力鼓勵士人出仕做官，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偏向于士人。
統治者還在中央專門設定了谏議制度，以便他們在朝堂之上進行披露貪官污吏的罪行和給皇帝提建議，有史記載：“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可見在當時東漢的士學之風是敢于言論，不為強權。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便一直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官方正統思想，東漢初年儒家思想更是獲得空前發展，就連當時的統治者也是特别喜歡經學，有史記載，光武帝劉秀特别熱衷于士人學術活動，還曾親自參與過，甚至為了研究經學廢寝忘食，“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将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除了光武帝劉秀之外，他的後代明帝甚至還親自講授經學，更加擴大了儒學的影響力，史載“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儒家思想最講究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以東漢早期士人呈現自我限制之風。
東漢早期統治者重視士人，重用儒生，史載“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再加上實行的察舉制為士人入朝為官提供了途徑，許多士人潛心讀書，就是為了能夠一朝“鯉魚躍龍門”，成為天子門生，有史記載：“自武帝立五經博士，……，百有餘年，傳業者寝盛，一經說至百餘方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他們學習儒學，不過是把他當作可以收獲功名的一條道路罷了，在東漢早期士人崇尚“利祿”成為了社會風氣。
2、東漢中後期的士風
東漢中後期的士風開始出現轉折，東漢中後期最主要的就是肆直之風和交遊之風。東漢早期國家穩定，政治清明，推崇謹固自守，但是到了中後期，國家政局發生變化，宦官強大，外戚專政，有一部分儒生痛恨宦官把持朝政，他們便批評朝政。
用言語攻擊專政的宦官和外戚，史載東漢名臣何敞曾多次說過窦憲，“兄弟專政，虐用百姓，奢侈潛逼，誅戮無罪，肆心自快。”雖然被宦官打擊報複，甚至殺害，但是他們不屈不撓，越挫越勇。
加之，在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曾大力獎勵有氣節的士人，曾極力推崇岩穴幽隐之士，選用精明行修的人，以緻于那些名節觀念深深地刻在他們的腦子裡和融入了他們的血液當中，在東漢中後期見不慣那些谄媚的士人，也見不慣奸臣當道，在東漢中後期士人身上便呈現出了剛正不阿，要匡正綱紀的肆直之風。
東漢中後期國家傾頹，那些有識之士内心苦悶，士大夫之間互相交往，訴說内心苦悶之情，再加之宦官與外戚專政，更加促進了士大夫之間的交往，他們不再如同東漢初期一樣，因為害怕被皇帝誤會為結黨營私而極少往來。
到了東漢後期，士人擴大了他們的社交範圍與社交活動，無論你是不是士大夫，隻要是才能富貴而且品格高華的有名之士，都成為了士人争相交結的人物，東漢後期的士人交友盛廣，門人弟子也多，有史記載：“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漢代後期交遊之風盛行，“漢室将傾，世務交遊。”漢代除了社交活動範圍之外，他們交往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他們互相來往的次數也是越來越多，在東漢後期掀起了交遊之風。
東漢後期士風轉變的原因
東漢末年的士風從前期的自我限制之風向肆直之風和交遊之風的轉變，每個階段的士風都依賴于當時的政治、思想文化還有士人自身，而當時的士風又會展現出當時的社會環境，士風的形成與社會環境是相輔相成的。
1、政治上宦官專政，禍亂朝綱
東漢末年主要是宦官、外戚還有士族之間的鬥争，其中皇帝利用宦官對付外戚和士族，為後來宦官專政提供了前提條件，宦官力量是在東漢永元四年開始膨脹的，一直延續到東漢結束，東漢後期統治者對于宦官還專門設定了養子制度。
讓原本沒有子嗣的宦官可以收養養子，而且他們的養子還可以世襲财産與權力，史載“初聽中官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宦官不止可以有後代，甚至還可以封官加爵，可以與當時的士人擁有相同的地位與權力，
宦官本就是被士人所看不起，現在居然能夠憑借谄媚逢迎，獲得和士人一樣的地位權勢，士人心裡自然不平衡，大量士人批評宦官，不似漢初時期謹言慎行，在當時形成了肆直之風。
宦官可以收養養子，這樣使得宦官集團的勢力越來越大，再加上皇帝對于宦官的恩寵，使得東漢後期宦官力量越來越強盛。宦官沒有真才實學，但是卻他們要掌權，自己還得聽從他們不合理的安排，這就激發了士人與宦官之間的沖突，史載東漢後期的大臣李固就曾批評道：“常侍近臣，威權太重”，他們甚至公然主張“披掃其黨，蕩滌其賄，以答天誡。”
漢初政治清明，士人主要關注自己的功名利祿，而宦官專政不止危害了他們的利益，也與他們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相違背，士人在朝堂之上暢所欲言，大罵宦官，在當時引起了士人共鳴，在當時掀起了肆直的風氣。
3、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儒生隊伍的強大
自漢武帝将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以來，為了傳播儒家思想，國家大力發展學校，無論是在中央舉辦的太學，還是在地方建立的國學，還有大量的民間私學，這些教育機構的壯大，為漢朝人民接受儒家思想提供了條件，再加上，興建學校，使得漢朝儒生人數驟增，有史記載，“到桓帝延熹年間，太學生己增至三萬餘人。”
宦官專政引起了這些儒生的不滿，他們以挽救東漢王朝的傾覆、以求恢複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為己任，他們最初是從輿論上面來對抗宦官，不再沉默不語、謹小慎微，儒家的修身思想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深入人心，讓他們面對宦官專政不畏生死，極力批評宦官，肆直之風由此而興起，後來發展成為用行動來反抗宦官。
4、黨锢之禍
東漢末年發生了兩次黨锢之争，都是由宦官與士人之間的沖突引發的，東漢後期的桓帝、靈帝都信任宦官，宦官與士人沖突重重，以緻于宦官誅殺士人，除此之外，由于漢朝這些學者勢力越來越大，最終發展成為了“學閥”勢力，東漢的皇帝和宦官集團為了削弱學閥的勢力，将“黨锢之亂”的打擊面無限擴大，
株連了多種學閥勢力，牽連了許多無辜的人，史載：“大尉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在黨锢之争當中，東漢的不同士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用自己的生命維護名節，在他們看來，名節重于一切，例如李膺、巴肅、範滂等人選擇以身殉節；還有的離開朝堂，做起了遊俠和回到原出生地，開辦私學，史載：“誅徙之家，皆歸故郡，……，有通經之士，如劉淑。有遊俠之徒”促進東漢後期的交遊之風的盛行。
士風轉變給東漢帶來的影響
東漢後期由前期的重視名利向後期重視名節轉變，士人由謹慎向肆直轉變，這些轉變既給東漢帶來了有利影響，也帶來了不利影響，當然弊大于利，這些士風的轉變也為東漢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1、士風轉變帶來的好處
士人從追求功名利祿轉變到追求名節，減少了人們的功利心，另外，通過黨锢之争許多士人選擇隐居教書，舉辦私學，學習人數增多，有史記載：“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為東漢下層人民學習提供了學習條件，也有利于提高東漢的社會文化水準。
2、士風轉變帶來的缺陷
士人的過激行為不利于社會統治，有史記載，因為皇帝寵信宦官，士人把矛頭也指向了皇帝。在皇權之上的封建社會時期，卻出現了批評皇帝的事情，會導緻皇帝威信下降，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
另外，在朝堂之上士族可以與宦官形成互相牽制的兩股力量，可以對宦官造成一定的威脅，減少他們的胡作非為，可是自黨锢之禍之後，大量士人被宦官迫害，加上皇帝寵信宦官，使得宦官勢力越來越強，士人的力量越來越弱，士人不願再垂死掙紮，大多選擇了做遊俠，他們不願進入朝堂為官，導緻東漢後期宦官權力膨脹，無所制約。
總結
東漢早期鞏固皇權的需要，統治者大量任用士族，導緻東漢中後期士族力量強大，威脅皇權。東漢後期統治者增加宦官權力，用宦官牽制士族，為東漢後來國家傾頹，朝堂之上宦官專政，埋下隐患。加之後期皇帝昏庸，兩次黨锢之禍促使士人風氣發生重大轉變，肆直之風與交遊之風在後期肆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