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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開國以來，基本上是由陰、馬、窦、梁、鄧幾大資深望重的家族輪流選送皇後。可是，随窦氏外戚，在建甯元年(168年)宮廷政變中的垮台，幾大家族壟斷皇後選送的曆史便劃上了句号。
一些出身低微的女子，代之而登後位，在東漢末年的政治大舞台上扮演着令人矚目的角色。
1、選後的背後
建甯四年(171年)，宮廷中選立皇後的各種程式，都按制度緊鑼密鼓地進行着。選立皇後的一切程式雖然依舊，但是選立皇後的内容卻與過去大不一樣了。
經過咨詢群臣、占蔔、龜蓍等一系列程式，七月，宋貴人被選立為皇後。
建甯三年(170年)，宋氏女人選掖庭，不久立為貴人，建甯四年(171年)即立為皇後。在充滿險惡與傾軋的宮闱中，宋氏女究竟憑什麼能在短短的兩年中平步青雲？
宋皇後是扶風平陵人，她出身的家族，雖然遠不如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的陰、馬、窦、梁、鄧幾大望族，可是在西北地區也是頗富名望的。章帝時，宋氏家族的兩姊妹同時成為章帝的貴人，靈帝的宋後，正是他們的從曾孫女。
建甯年間(168一171年)，宋氏女的平步青雲，應該與她既不特别顯赫、也不那麼低微的家世有重要關系。
專制皇權下，選立皇後從來不可能是皇帝個人的事情。皇帝需要通過選後進行旨在維護和鞏固皇權的政治聯姻。
在最高統治集團内部，參與權勢角逐的各種勢力都想通過染指皇後的選立，來謀求權位的資本與保障。靈帝朝的選後也毫不例外地被各種政治派系左右着。
以三公為首的官僚集團，作為東漢一代勢力急劇膨脹的士家大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在選後問題上欲竭力維護固有的制度與傳統。
東漢一代，在靈帝之前的一百多年裡，陰氏、馬氏、窦氏、梁氏、鄧氏幾大家族輪流選送皇後的曆史，從光武帝打天下時便開始了。
光武帝的兩支妻族——河北的郭氏和南陽的陰氏，是他起兵反王莽後以婚姻形式聯絡的兩支重要軍事力量。中興以後，光武帝先後與“元功之臣”的鄧禹、窦融、馬援、梁統諸家互結姻親，并以這批“元功之族”構成東漢統治集團的中堅。
這些開國功臣之家，不僅具有功臣宰執之重，而且又系東漢皇室的姻族戚黨。這樣的格局，促成了具有東漢特色的“選後制”的形成。
2、東漢的選後制度
西漢時期，皇帝對後妃的“選納尚簡”，惟以色取人，結果鬧出許多宮闱笑話。東漢王朝建立之後，為了革除西漢選後弊端，更為了适應名門望族“婚姻帝室”的現實，便逐漸形成選納後妃的“采女制”。
每年八月，朝廷派出中大夫、掖庭臣與相工，在洛陽及鄰近鄉裡巡視，按一定标準訪察“良家童女”。
朝廷規定了采女标準：
一是年齡在13歲以上，20歲以下；二是姿色端麗，身材颀長；三是“合于相法”；四是德才兼備，即“詳求淑哲”、“必先令德”。
所謂“良家”，本指清白人家，名門望族隻是“良家”的一部分，可是“采女制”涉及的“良家”，幾乎是名門望族的同義語。
洛陽一帶是名門大族、功臣、列侯、官僚的聚集之地，“良家童女”一般就隻能從這些高門豪族中選出。“合于相法”、“德才兼備”等規定，更将一般的“良家童女”排斥在“采女制”之外。
“合于相法”是指人的骨骼、形體、相貌要合于一定的骨法，即有“大貴之命”，而具有大貴之命的女子，自然非士家大族、功臣官僚之女莫屬。
至于“德才兼備”，因東漢功臣、貴族大都重視儒家經典的修為，其子女在年幼時便開始接受儒學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是以，“德才兼備”這條标準，基本上保證了士家大族對後妃地位的壟斷權。
當然，也有個别低級豪族的“童女”符合“采女制”的規定而入選後宮，但是在士家大族之外的任何嫔妃，絕無染指後位的可能。
從光武帝到桓帝朝的11名皇後中，有9個出自西北、南陽的陰、馬、窦、梁、鄧五大顯赫家族，隻有順帝的閻氏是例外，她沒有顯赫的出身。而閻氏被立為皇後，完全出于鄧太後專權的需要。鄧太後不希望她的權力遭到一個有顯赫家世背景的皇後的挑戰。
東漢的“選後制”是一種保證士家大族利益的制度，以三公為首的官僚集團理所當然地要堅持例行的“選後制”。
3、為何是宋皇後？
問題在于，靈帝時期，官僚集團還有沒有完全左右皇後選立的能力。桓靈以來的兩次“黨禍”，使官僚集團的勢力遭到嚴重削弱，與此同時，權宦勢力逐漸臻于鼎盛，于是宦官集團便成為左右皇後選立的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桓、靈之際，外戚與官僚集團結成的統一戰線，給宦官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雖然權宦們以一場宮廷政變，誅滅了窦氏外戚及陳蕃等士大夫官僚集團首領，可是政敵帶給權宦們的心理壓力，并沒有随政敵的滅亡而消失。
他們時常，心有餘悸地提防任何威脅和動搖其地位的因素出現。權宦們明白，隻要自己染指權力，自己與官僚集團的沖突就絕不可能消除，而且還會發展、激化。
要對付這股與自身利益有根本沖突的力量，權宦們深感實在太艱難！由于官僚們的作用自己無法取代，同時靈帝從心裡絕不希望宦官權勢過大，是以在軍國大事上，靈帝倚重的主要還是官僚們。
這樣一來，官僚們就總是憑借制度賦予給他們的權力拼命與權宦抗争。
從桓、靈之際過來的權宦們更清楚地意識到，在與官僚集團的争鬥中，外戚勢力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如果再出現官僚集團與外戚勢力的聯合，那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是以權宦們既希望外戚勢力不再與自己抗衡，更企盼它能與自己扭成一股繩。
基于以上利害的權衡，在選後問題上，權宦們最大的願望就是選立出身低微、沒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皇後。
選立這樣的皇後，對權宦們來講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義：
其一，這樣的皇後及後黨，不至于對權宦們有天然的排斥心理；
其二，皇後在權力場上，沒有任何可與宦官們抗衡的根基與資本；
其三，在當時，出身低微的人要登後位，必須依賴權宦的鼎力相助。
也就是說，隻要出身低微的人當上了皇後，也就為戚、宦聯盟提供了可靠保證。靈帝朝，雖然宦官的權勢已達鼎盛，但是他們一一時尚不可能在選後問題上起決定作用。
因為他們一時還難以沖破選後問題上傳統力量的束縛；同時在選後問題上，三公有制度賦予的建議權。
宋皇後的産生，就經曆過咨詢群臣這一重要環節。政治鬥争經驗豐富的權宦懂得，在選後問題上，按自己意願行事的步子切忌過急、太大，否則會弄巧成拙。
從靈帝本身來講，基于鞏固與維護皇權的考慮，一方面他肯定不希望以窦氏、梁氏之類能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士家大族成為外戚，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妻族有一定的權勢，以便作為制約其他勢力的因素。當然，作為皇後的人選，還要靈帝能喜歡。
正是以上幾股勢力“合力”的作用，将宋氏女推至皇後之位。
宋皇後既不是每種勢力最理想的人選，又不同程度地符合了每一方面的要求。
宋皇後雖然不是出自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士家大族，但她的家族畢竟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官僚集團的需求；宋皇後雖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女，但是她在宮廷中卻沒有任何根基，沒有勢力網作靠山，這正是權宦們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的；宋皇後無可挑剔的出身和她本身的“淑媛之懿”，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靈帝的需要。
從宦官的角度講，宋皇後遠不是他們理想的皇後人選，他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了宋皇後，這就注定了權宦們總會想方設法使皇後的人選更符合自己的需要。
恰恰是這一點，決定了宋氏女皇後地位的脆弱性與不穩固性。
以後，通過權宦們的導演，宋皇後的命運便和南陽的一位平民之女産生了某種聯系。
4、何氏入宮
建甯(168年一171年)末年八月，朝廷“采女”的時節，一位姿色出衆、身材修長、亭亭玉立的妙齡少女選進了靈帝的後宮。
随着這位絕色美人的到來，已經很不平靜的宮闱中，即将掀起更大的波瀾。
這位美人姓何，出身于南陽一貧賤的屠戶。按“采女制”及樂漢的采選習俗，屠戶女無論怎樣也是不可能當選的。可是何氏女的家人卻以财貨賄賂主選官，使此女當選。
沒有直接的材料表明，權宦們在何氏女“人選掖庭”中起了什麼作用。可是聯系何氏入宮以後與權宦的關系非同尋常的事實，何氏女入掖庭，應當是權宦左右皇後人選這盤棋至為關鍵的一步。
同時，從邏輯上講，在當時要扶植出身貧賤者為後，沒有精心策劃，是絕不可能實作的。
首先，按正常，出身貧賤者連入掖庭的資格都沒有；其次，縱然有貧賤女通過賄賂得以入選進宮，但是在嫔妃成群的後宮中，誰能保證她對皇帝就一定具有吸引力。應該說，當年“采女”的主選官是秉承了權宦的意志，按照他們的要求物色到了何氏。否則，當時的一個屠戶可能做夢也想不到，能夠通過賄賂來造就女兒入選宮掖的好運。
通過主選官精心物色的何氏女，果然不負宦官之望，憑她的姿色與手段，當然也少不了權宦們的推動作用，很快便迷住了靈帝，得到了靈帝的無比寵幸。
密切注視着何氏地位變化的權宦們，立即抓住何氏受寵這一契機，加快了左右廢立皇後的步伐。
5、巫蠱之禍
進宮以後，聰慧過人的宋氏，漸漸明白了宮闱之中，勾心鬥角的可怕與互相傾軋的險惡，是以初為皇後的那份喜悅很快便被一種沉重所取代，她一直在如覆薄冰般地維持着皇後的地位。
從接人待物的角度看，宋氏的行為是無可挑剔的，尤其是對那幫宦官，心思周密的宋後盡量擷取他們的好感。宋後身遭不測之後，好些宦官都對她深表同情，這完全可以證明她在宦官身上下了不少修好的工夫。
雖然如此，但是皇後的位置是不同利益集團争奪的重要對象，是以宋皇後的個人品質及作為也就無法對自己的命運沉浮起決定性的影響。她個人的行為固然可以獲得一批宦官的好感，但是由她當皇後卻與宦官集團的根本利害有沖突，這就決定了無論宋皇後怎樣表現，她早晚都難逃厄運。
光和元年(178年)，靈帝得到一封非同尋常的奏書，太中大夫程阿上書告發宋後，說她利用“巫蠱之術”咒詛皇上。
所謂“巫蠱”，是一種巫術，一般用埋木偶人的方式，向鬼神訴說自己的心願，祈求鬼神降禍于祈求者所憎惡的人。這種巫術在當時非常盛行，從民間到宮廷，從達官貴人到後宮嫔妃，在怨仇得不到正常發洩時，無不想通過這種巫術達到目的。
這一誣告奏書，是權宦王甫等人幕後策劃出台的。陡然獲得這一消息，靈帝難以置信。可王甫等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促使靈帝很快将誣告當作不容置疑的事實，宋後也就難免大難臨頭了。
權宦們為什麼恰恰在光和元年(178年)，抛出了将宋後置于死地的誣告？
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4年)之際，靈帝對何氏的寵幸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何氏之是以在這一時期能得到靈帝的極度寵幸，除了她的姿色、手段及權宦的作用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熹平五年(176年)何氏生下了皇子辨。
曆代後宮嫔妃因生子受寵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但是在靈帝朝的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際，“母以子貴”卻有着超乎尋常的意義。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皇子辨出生之前，靈帝的好幾個兒子都夭折了。
在宗法制的“家天下”時代，“無子斷嗣”帶給一個皇帝的痛苦和沉重肯定是巨大的。正當靈帝為“無子”而憂心忡忡痛苦萬狀的時候，皇子辨喜降人世。
欣喜若狂的靈帝生怕自己的“龍種”又遭不測，是以在欣喜之餘，更沒有忘記采取時人認為最佳的呵護措施，即暫時不給辨以“皇子”的名分，将辨抱養在史姓道人之家，稱辨為“史侯”。
皇子辨的這種超乎一般皇子的稀奇與寶貴，理所當然地反應到了他的生母身上，靈帝對何妃的寵幸陡然猛增，一下就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生皇子辨之後，何氏立即由一般的嫔妃擢升為貴人。
更能顯示靈帝極度寵幸何妃之處還在于，何氏由一個貴人的身份，竟能肆無忌憚地幹預朝政。當然，何貴人能肆無忌憚地幹預朝政，一方面離不開靈帝的極度寵幸，另一方面更離不開權宦的幕後策劃。惟其如此，何貴人染指朝政的程度和速度才能那樣驚人。熹平五年(176年)，何氏因生子封貴人，不到兩年，她的幹政就将朝廷搞得烏煙瘴氣了。
6、廢立皇後的背後
光和元年(178年)，後妃幹政已引起了朝臣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上書要求警惕後妃幹政之患。
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際，各種災變及奇異的現象頻繁出現，朝臣們便趁機上書要求靈帝修政以禳災異。光和元年(178年)七月，光祿大夫楊賜，滿懷對朝廷的忠誠，以朝臣、帝師的身份上書批評靈帝，說他以姿色親信内寵，造成“親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的局面。
與此同時，議郎蔡邕也上書指出：
“樞機之内，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逾制，以招變象。”
聯系朝臣們上書前後宮闱中的“何妃生皇子”、“廢黜宋後”等重大事件，朝臣們所抨擊的“以色邀寵”，進而“陵尊逾制”、“幹預朝政”的後妃，隻能是何貴人。
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際，靈帝對何貴人的寵幸急劇膨脹，讓權宦感覺到以何貴人取代宋後的條件已經成熟了，于是他們便開始尋找和選擇左右皇後廢立的時機。
光和元年(178年)，譴責後妃幹政的浪潮來勢洶洶，這無疑會促使權宦們加快廢立皇後的步伐。
從譴責、反對浪潮中，權宦們感到一種危機。
将出身貧賤的後妃立為皇後，困難和阻力已經很大，因為這在東漢是沒有先例的。朝臣們紛紛反對，不僅增加了立她為後的阻力，最為可怕的是，任這種反對、排斥情緒發展下去，完全可能使他們精心策劃的“立何妃為皇後”一事功虧一篑。
是以他們強烈地意識到，廢立皇後之事，已無法再等待了。
于是在光和元年(178年)十月，誣告宋皇後“祝詛”的奏章便出台了。與此同時，以何貴人為首的受寵後妃們，也加緊在靈帝身旁毀謗宋後。
權宦們太了解靈帝了，是以他們選擇的打擊、排斥異己的時機總是那樣準确。從當時的情況看，宋皇後“祝詛”之事既顯得那樣合情合理，由不得靈帝不信；又能深深觸動靈帝最敏感的神經，不能不使靈帝怒不可遏。
宋皇後在位的八年中，自何氏進宮之後，靈帝也就自覺不自覺地漸漸疏遠了她，尤其是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際，何氏的受寵與宋皇後的失幸兩相襯映，最為明顯。
宋後與何妃的實際地位由此發生急劇變化，以至讓朝臣們為何氏的“陵尊逾制”深感憤慨。身居正位而無寵，宋皇後為此能不怨恨靈帝？
更何況宋皇後的親姑姑，作為勃海王悝的妃子，在熹平元年(172年)，與悝一起被靈帝無情地誅殺了。盡管靈帝日漸疏遠了自己的皇後，但是萬萬想不到，皇後竟然為此以巫術詛咒自己，是以初讀誣告奏書的那一刹那，靈帝竟瞠目結舌起來。
可回想起平日從近侍和一些嫔妃那裡得到的種種資訊，靈帝這才感到皇後的怨毒之情的确已是“冰凍三尺”了！
如果僅僅因為失寵而怨恨，靈帝或許還會對皇後稍加體諒，但皇後為她死去的姑姑而滋生怨恨，則是靈帝絕對不能容忍的。在“皇位”問題上，心态極端敏感與脆弱的靈帝，對“劉悝謀反”的恐懼與仇恨早已深入骨髓，永遠無法化解。
皇後竟敢為劉悝等人怨恨、“祝詛”靈帝，靈帝還可能對宋皇後生出絲毫原宥之情嗎？
中大夫程阿上書誣告宋皇後“祝詛”靈帝；權宦王甫與何妃等人則為程阿的誣告做“注”，他們天衣無縫地配合，不僅使靈帝相信了“祝詛”之事，而且還硬将所謂的“祝詛”與“劉悝謀反”之事聯系起來。
于是，靈帝對宋皇後的怨仇之火也就被熊熊地煽了起來。怒不可遏地靈帝立即诏令廢黜宋後，誅殺後父及其兄弟，并流放宋後的其他親屬。不久，懷着滿腔冤屈與憂憤的宋皇後就死于暴室中。
7、何皇後之立
雖然權宦們迫不急待地導演出“廢後事件”，可一時間，他們卻沒能如願以償地将何貴人推置皇後之位。宋皇後被廢不到兩個月，就有朝臣上書為她喊冤叫屈。
朝臣們為宋後鳴冤，無疑成了立何貴人為皇後的障礙。不過，權宦們肯定會不遺餘力地排除朝臣們設定的任何障礙，是以朝臣的障礙最終并沒産生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兩年之後，也就是光和三年(180年)十二月，屠戶女何氏終于登上了皇後之位。
“廢後”及誅殺宋後父兄子弟之後，靈帝也并不是那麼心安理得，對宋皇後的怨恨與冤殺無辜的沖突心态常困擾着靈帝。
一方面，靈帝心中充滿了對威脅皇位的勃海王悝及宋皇後的怨毒，而且是一種至死也不曾淡化的怨毒；另一方面，在靈帝的心靈深處，冤殺劉悝及宋後的潛意識卻不時在湧動。
宋後死去不久，靈帝即産生了宋皇後“遊魂不安”的恐懼。以後，又夢見桓帝聲色俱厲地斥向他：
“宋皇後到底何罪之有？你竟然聽信邪言，将她害死；勃海王悝已經改邪歸正，為什麼還要誅殺他？現在宋氏及悝都親自向上帝訴說冤情，連上帝也為之震怒不已，你已犯下了難赦之罪！”
從惡夢中醒來的靈帝，已是冷汗涔涔。
翌日，靈帝便迫不急待地問羽林左監許永說：“這個夢是什麼預兆？假若是兇兆，能夠消除嗎？”
許永趁機将朝中一種帶傾向性的意見告訴了靈帝，許永明明白白講出了劉悝及宋皇後冤死的全部事實，并指出“失刑”、“冤殺無辜”會招天帝降罪，同時也向靈帝點明了消彌過錯的補救措施，可是一直被“冤魂”困擾而生出了許多恐懼的靈帝，卻至死也不肯對劉悝與宋後的“冤魂”有絲毫安撫。
由此可見，通過宦官導演而由靈帝自己幻化出來的“宗室謀反”事件，對靈帝的影響有多麼深刻。
權宦們利用靈帝對皇位問題的極度虛弱的心理，導緻了劉悝被誅，宋皇後滿門冤死。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正是這樣虛弱，造就了靈帝自身的巨大悲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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