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朝各代的士人都有属于那个朝代的特点，各朝各代的士风也是各有不同，例如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而东汉时期的士风不似于前代一直不变，而是几经转变，有东汉早期的谨慎之风、自我约束之风和刚毅之风，还有就是前期士人主要以追求功名利禄为目标。
到了东汉中后期，士风则向肆直之风、交游之风转变，士人大多以追求名节为目标。而东汉中后期的经济变化、在政治上面东汉后期的腐败以及思想上轻视经学这些都是引起东汉士风变化的主要原因。
东汉时期的士风
东汉的士风一直都被后世所称赞，东汉的士风在《资治通鉴》里面司马光就曾赞颂过，“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而东汉时期的士风又分为早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来呈现。
1、东汉早期的士风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士一直都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且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更是将士族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大力鼓励士人出仕做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偏向于士人。
统治者还在中央专门设置了谏议制度，以便他们在朝堂之上进行披露贪官污吏的罪行和给皇帝提建议，有史记载：“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可见在当时东汉的士学之风是敢于言论，不为强权。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正统思想，东汉初年儒家思想更是获得空前发展，就连当时的统治者也是特别喜欢经学，有史记载，光武帝刘秀特别热衷于士人学术活动，还曾亲自参与过，甚至为了研究经学废寝忘食，“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除了光武帝刘秀之外，他的后代明帝甚至还亲自讲授经学，更加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力，史载“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儒家思想最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东汉早期士人呈现自我约束之风。
东汉早期统治者重视士人，重用儒生，史载“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再加上实行的察举制为士人入朝为官提供了途径，许多士人潜心读书，就是为了能够一朝“鲤鱼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有史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一经说至百余方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他们学习儒学，不过是把他当作可以收获功名的一条道路罢了，在东汉早期士人崇尚“利禄”成为了社会风气。
2、东汉中后期的士风
东汉中后期的士风开始出现转折，东汉中后期最主要的就是肆直之风和交游之风。东汉早期国家稳定，政治清明，推崇谨固自守，但是到了中后期，国家政局发生变化，宦官强大，外戚专政，有一部分儒生痛恨宦官把持朝政，他们便批评朝政。
用言语攻击专政的宦官和外戚，史载东汉名臣何敞曾多次说过窦宪，“兄弟专政，虐用百姓，奢侈潜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虽然被宦官打击报复，甚至杀害，但是他们不屈不挠，越挫越勇。
加之，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大力奖励有气节的士人，曾极力推崇岩穴幽隐之士，选用精明行修的人，以致于那些名节观念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子里和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当中，在东汉中后期见不惯那些谄媚的士人，也见不惯奸臣当道，在东汉中后期士人身上便呈现出了刚正不阿，要匡正纲纪的肆直之风。
东汉中后期国家倾颓，那些有识之士内心苦闷，士大夫之间相互交往，诉说内心苦闷之情，再加之宦官与外戚专政，更加促进了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他们不再如同东汉初期一样，因为害怕被皇帝误会为结党营私而极少往来。
到了东汉后期，士人扩大了他们的社交范围与社交活动，无论你是不是士大夫，只要是才能富贵而且品格高华的有名之士，都成为了士人争相交结的人物，东汉后期的士人交友盛广，门人弟子也多，有史记载：“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
汉代后期交游之风盛行，“汉室将倾，世务交游。”汉代除了社交活动范围之外，他们交往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互相来往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多，在东汉后期掀起了交游之风。
东汉后期士风转变的原因
东汉末年的士风从前期的自我约束之风向肆直之风和交游之风的转变，每个阶段的士风都依赖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还有士人自身，而当时的士风又会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士风的形成与社会环境是相辅相成的。
1、政治上宦官专政，祸乱朝纲
东汉末年主要是宦官、外戚还有士族之间的斗争，其中皇帝利用宦官对付外戚和士族，为后来宦官专政提供了前提条件，宦官力量是在东汉永元四年开始膨胀的，一直延续到东汉结束，东汉后期统治者对于宦官还专门设置了养子制度。
让原本没有子嗣的宦官可以收养养子，而且他们的养子还可以世袭财产与权力，史载“初听中官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宦官不止可以有后代，甚至还可以封官加爵，可以与当时的士人拥有相同的地位与权力，
宦官本就是被士人所看不起，现在居然能够凭借谄媚逢迎，获得和士人一样的地位权势，士人心里自然不平衡，大量士人批评宦官，不似汉初时期谨言慎行，在当时形成了肆直之风。
宦官可以收养养子，这样使得宦官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皇帝对于宦官的恩宠，使得东汉后期宦官力量越来越强盛。宦官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却他们要掌权，自己还得听从他们不合理的安排，这就激发了士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史载东汉后期的大臣李固就曾批评道：“常侍近臣，威权太重”，他们甚至公然主张“披扫其党，荡涤其贿，以答天诫。”
汉初政治清明，士人主要关注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宦官专政不止危害了他们的利益，也与他们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相违背，士人在朝堂之上畅所欲言，大骂宦官，在当时引起了士人共鸣，在当时掀起了肆直的风气。
3、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儒生队伍的强大
自汉武帝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以来，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国家大力发展学校，无论是在中央举办的太学，还是在地方建立的国学，还有大量的民间私学，这些教育机构的壮大，为汉朝人民接受儒家思想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兴建学校，使得汉朝儒生人数骤增，有史记载，“到桓帝延熹年间，太学生己增至三万余人。”
宦官专政引起了这些儒生的不满，他们以挽救东汉王朝的倾覆、以求恢复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为己任，他们最初是从舆论上面来对抗宦官，不再沉默不语、谨小慎微，儒家的修身思想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深入人心，让他们面对宦官专政不畏生死，极力批评宦官，肆直之风由此而兴起，后来发展成为用行动来反抗宦官。
4、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发生了两次党锢之争，都是由宦官与士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东汉后期的桓帝、灵帝都信任宦官，宦官与士人矛盾重重，以致于宦官诛杀士人，除此之外，由于汉朝这些学者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发展成为了“学阀”势力，东汉的皇帝和宦官集团为了削弱学阀的势力，将“党锢之乱”的打击面无限扩大，
株连了多种学阀势力，牵连了许多无辜的人，史载：“大尉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在党锢之争当中，东汉的不同士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名节，在他们看来，名节重于一切，例如李膺、巴肃、范滂等人选择以身殉节；还有的离开朝堂，做起了游侠和回到原出生地，开办私学，史载：“诛徙之家，皆归故郡，……，有通经之士，如刘淑。有游侠之徒”促进东汉后期的交游之风的盛行。
士风转变给东汉带来的影响
东汉后期由前期的重视名利向后期重视名节转变，士人由谨慎向肆直转变，这些转变既给东汉带来了有利影响，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当然弊大于利，这些士风的转变也为东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1、士风转变带来的好处
士人从追求功名利禄转变到追求名节，减少了人们的功利心，另外，通过党锢之争许多士人选择隐居教书，举办私学，学习人数增多，有史记载：“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为东汉下层人民学习提供了学习条件，也有利于提高东汉的社会文化水平。
2、士风转变带来的缺陷
士人的过激行为不利于社会统治，有史记载，因为皇帝宠信宦官，士人把矛头也指向了皇帝。在皇权之上的封建社会时期，却出现了批评皇帝的事情，会导致皇帝威信下降，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另外，在朝堂之上士族可以与宦官形成相互牵制的两股力量，可以对宦官造成一定的威胁，减少他们的胡作非为，可是自党锢之祸之后，大量士人被宦官迫害，加上皇帝宠信宦官，使得宦官势力越来越强，士人的力量越来越弱，士人不愿再垂死挣扎，大多选择了做游侠，他们不愿进入朝堂为官，导致东汉后期宦官权力膨胀，无所制约。
总结
东汉早期巩固皇权的需要，统治者大量任用士族，导致东汉中后期士族力量强大，威胁皇权。东汉后期统治者增加宦官权力，用宦官牵制士族，为东汉后来国家倾颓，朝堂之上宦官专政，埋下隐患。加之后期皇帝昏庸，两次党锢之祸促使士人风气发生重大转变，肆直之风与交游之风在后期肆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