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在一次會議上，陳毅元帥遇到了建築學家梁思成，陳毅元帥于是對梁思成說：“當年我手下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
陳毅元帥所說的梁啟超的女兒正是梁思甯，也就是梁思成的妹妹。
梁思甯是梁啟超最小的女兒，早年曾就讀于南開大學。
1937年7月29日，日本飛機把炸彈投向了南開大學，林語堂在他的小說《京華煙雲》裡有過這樣一段描述：7月29日淩晨2點多，天津城區槍炮大作，除了租界，中國區遭受飛機轟炸，尤其位于郊外的南開大學更是轟炸的重點，一片廢墟，大火在市區蔓延，一片火海。
就這樣，梁思甯被迫失學了。
梁思甯後來回憶說：“天津轟炸後，日軍和“二鬼子”在天津胡作非為，年輕的女孩子被他們看見就難逃厄運。梁思甯哪裡敢随便出門，隻好天天呆在意大利租界的家裡，盼着有一天能沖破這牢籠。
離她家不遠處，有一座孤零零的鐵皮倉庫。有時坐在家裡就能聽到裡面發出陣陣慘叫聲，讓人毛骨悚然，這更加深了梁思甯對那座倉庫的好奇。
一個夏天的晚上，梁思甯與母親散步，突然有人拉她的大褂，嗓音沙啞地說：“太太，小姐，行個好吧！”她低頭一看，是一個殘障人士，母親問他：“你是什麼人？怎麼落到這樣的地步？”原來，他是大學生，學校被炸，本想找份工作，無意中走近了那個鐵皮倉庫，出來幾個日本人把他強行拉進去，讓他跪在一個燒紅的油桶上，膝蓋很快被烤焦，等他醒來時，他的腿已經成了直角三角形，再也不能站起來了。原來這座倉庫是實驗新刑具的殺人場。她與母親聽後，淚流滿面，給了青年一些錢，就匆匆回家了。回家後，她給梁思懿寫信：“我再也受不了亡國奴的生活了，快幫我‘逃’出去吧。”
三姐梁思懿很快回信說：“好機會來了，王若蘭現在天津，你一定要親自去面談。”
王若蘭是三姐梁思懿的同學，也是燕京大學遊行示威的學生領袖，與梁思懿同被稱為“燕京三傑”。
王若蘭見到梁思甯後看她又小又柔弱的樣子，怕她吃不了苦頭，便問道：“革命可不是做遊戲，最起碼的條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長途行軍，還經常沒飯吃，在戰鬥中有犧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嗎？”
梁思甯說：“能，再苦能比當亡國奴苦嗎？”
就這樣，在1940年，24歲的梁思甯正式加入了新四軍，在新四軍123支隊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在戰地服務團，梁思甯從事的主要工作是宣傳。她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興奮。她還說：“哪有這樣的部隊啊？開會、吃飯大家都很平等，生活上沒有官兵之分，和國民黨的部隊一點都不一樣；還整天唱唱跳跳，充滿活力和激情。”
在戰地服務團，梁思甯努力地工作着，同時也享受着這份工作帶給她的成就和滿足感。
戰地服務團的生活緊張而又充實，隊伍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服務團就要迅速深入到當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要深入了解當地的所有情況，尤其是當地的敵人鬥争狀況。然後再根據掌握到的第一手材料，迅速編成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宣傳抗日、宣傳反剝削、反壓迫的文藝節目，在老百姓中演出。由于演出的材料準備充分，并且真實生動，故事傳播性極強，是以演出所到之處都非常受百姓歡迎。
雖然戰地服務團并不在前線打仗，但是危險并沒有是以遠離他們。1940年5月的一天夜裡，在經過敵占區公路時與一支日軍巡邏隊正面交火，梁思甯的好戰友李敏同志身中數彈後不幸犧牲。
梁思甯第一次親眼目睹朝夕相處的戰友就倒在自己的身邊……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梁思甯都能清楚地想起當時的情景，這讓她又恨又痛！同時也讓她明白了臨行前姐姐梁思懿曾告訴她的“進則生，退則亡”的全部意義。
1940年7月，戰地服務團的團長朱克靖帶着梁思甯等3位女同志，去國民黨蘇魯皖遊擊指揮部總指揮李明揚家裡做客。席間，李明揚的太太問梁思甯：“你父親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你是位大家閨秀，怎麼舍得離開舒适的家，出來讨苦吃？”梁思甯說：“現在這個家庭比原來那個家還要好，同志們精神抖擻，團結戰鬥，要說苦，再沒有比當亡國奴更苦的了。”
梁思甯的回答如此铿锵有力！讓在場的人為之動容！
據說當時陳毅同志經常會到服務團來視察工作，梁思甯後來回憶說：“陳老總絲毫沒有架子，像家長一樣問長問短，同志之間一點距離也沒有，大家見面親得不得了。”
在戰地服務團，梁思甯在充實工作的同時，也找到了一生與之相伴的夫妻。1946年5月1日，梁思甯與山東省農業指導所主任章柯結婚，從此攜手走過了半個多世紀，恩愛如初。
1948年，受到“左”的思潮影響，梁思甯被開除黨籍，整整蒙冤35年！在這35年裡，梁思甯忍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受苦受累不說，更多的是旁人的冷漠與誤解……
幸運的是章柯一直守護在她的身邊，不離不棄。總是在她失望難過的時候，給她一次又一次地分析目前形勢，幫助她重新确立生活的勇氣，他們一直堅信錯誤總有一天會被糾正。
一直到1982年，梁思甯終于平反了。章柯先生說，曆史上沒有哪個政黨像共産黨一樣有了錯誤就改正，我們的政黨是充滿希望的。
梁思甯何其幸運，一生中遇到的兩個最重要的男人都是心中有信仰，眼裡有愛的人，不管是父親梁啟超，還是夫妻章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