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左）和哥哥梁思成在西北岡發掘工地合影 ◎郭靜超
本期，我們給大家講一個偉大的中國學者的故事。
1927年1月10日，清華國學研究院召開了一次氣氛熱烈的歡迎茶會，以慶祝上一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取得的豐碩成果。這是中國人上司群組織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會上，此次發掘負責人李濟和地質學家袁複禮先生在演講中說，他們二人搞考古都是半路出家，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
他們在等待着中國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考古學者學成歸國。他就是梁思永。
得知人們對兒子的期待，梁啟超又高興又惶恐
1920年代以前，現代考古學于中國而言，還是一個沒有落地生根的西洋學科。梁思永之是以選擇如此冷門的專業，與他的父親有關。他是梁啟超先生的次子。梁啟超，這位中國近代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極力推動考古學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
20世紀初，梁啟超即撰寫文章介紹丹麥古物學家湯姆森著名的三期論。湯姆森用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三期來描述歐洲史前史。該學說在19世紀60年代得到廣泛傳播，至今仍然用于世界各地的史前考古學。梁啟超是以倡導依此學說，來撰寫中國史前史，而非神話傳說，“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絕不為過。”沈頌金在《梁氏父子與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建立和發展》一文中如此說。
梁啟超還擔任當時的中國考古學會會長一職，大力支援田野考古工作。1926年，李濟赴山西西陰村考古發掘時，梁啟超曾兩次給主政山西的閻錫山寫信，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予以支援。在那個時局動蕩的年代，李濟的考古工作是以得以順利展開。
1926年10月，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通路中國。梁啟超參加了10月22日舉行的歡迎會，并作了題為《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将來》的著名演講。他在演講中回顧了中國考古學之前身——金石學的成就，同時還極具前瞻性地展望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他認為中國考古學既要有意識地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又要提倡先進方法和人才培養。他相信“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曆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學上，占極高的位置。”
“梁啟超是把近代西方學術介紹到中國的傳播者，是中國近代‘新史學’思想的創始人。他提倡運用多種材料研究史學，其中包括考古學材料。在中國考古學正式誕生之前，他就已經為考古學的傳入做了很多鋪墊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如是說。
梁啟超将融合了西方考古學理念的新史學思想傳播到中國，同時也指導自己的孩子成為實踐這一理念的先行者。九個子女中，梁啟超希望次子梁思永學習考古學，于是送他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是以，在1927年歡迎李濟從山西考古歸來的茶話會上，當他聽到兩位走在中國考古學最前沿的人自稱“半路出家”，并說梁思永才是“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時，其内心應是十分激動與高興的。當天晚上，他就給梁思永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将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是非常努力才好。”
梁思永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正努力積聚力量，預備将其轉化為中國考古學“大廈”之堅固基石。
從最高學術殿堂到極寒東北田野
1904年，梁思永生于上海，後随父親流亡日本，就讀于神戶市華僑所辦的同文學校。1913年，他随家人回國，不久後入讀當時北平西城的崇德中學。1916年至1924年，他就讀于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在這八年間，梁思永學習勤奮，成就優異，他與兄長梁思成合作翻譯英國學者威爾斯所著的《世界史綱》，并在梁啟超校訂後出版。在此期間，他也參加了五四學生運動，“為自己的英勇行為感到十分自豪，并把他被關時所吃的幹饅頭帶回來給家人看，以示其愛國之心。”
1924年夏季，梁思永畢業，次年赴美留學。梁思永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考古學和人類學，曾參加美洲原住民古代遺址的發掘，專門研究過東亞考古學。學習期間，他經常與父親通信，探讨學業和回國實習事宜，得到了父親的大力支援。
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為了解國内考古情況，梁思永曾回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助教，整理了李濟先生在西陰村發掘的陶片，後來寫成專刊出版。學習期間他還撰寫《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幹問題》一文，對東亞考古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見解。
1930年夏，梁思永畢業歸國。回國後，梁思永就加入了剛成立兩年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以下簡稱“史語所考古組”）。同年秋，他開始執行該所發起的“東北考古計劃”——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深秋入冬時節，他又從通遼轉入熱河進行考古調查。陳星燦曾在文章中寫道：“他和同僚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行程過千裡，曆時38天，完成了中國人第一次系統的東北考古調查。”
這裡的艱苦，有社會和自然環境兩重因素。“當時的東北考古，控制在日本人和俄國人手中。梁思永隻帶着助手，深入東北考察，是冒着巨大風險的。”陳星燦解釋說。
在熱河，梁思永見到的是社會動蕩下人迹罕至的村落和田地。他在調查報告中寫道：“這慘黯的境況不但使我們精神感受極大的打擊，并且增加了許多行旅的困難。一路上人食、馬草、飲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沒有一天不發生問題。此外再加上賊匪的出沒，氣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礙，白晝時間的縮短，我們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環境的支配，沒有絲毫的自由。”
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之下，親身冒險采集考古資料，是以往中國文人知識分子不屑去做的，梁思永和中國新生代的考古學家去做了。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以期用内涵豐富的考古資料來重修古史。
陳星燦認為：“梁思永此次的考古調查，讓我們對東北的史前文化有了第一次真切的認識。尤其昂昂溪遺址的史前漁獵考古資料，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從此，梁思永的考古工作開始為中國考古學帶來嶄新樣貌。
發現“後岡三疊層”，發掘山東城子崖
回到北平後，梁思永完成了黑龍江昂昂溪的發掘報告，于1931年春，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及後岡的發掘。此次發掘，是史語所考古組在安陽殷墟的第四次發掘。第一次由出身河南本土的甲骨學家董作賓主持，第二、三次則由史語所考古組新任組長、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李濟先生主持。
此次發掘，史語所考古組調動了全部力量，包括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等人，考古規模和人員數量均空前龐大。這其中，最關鍵的力量是梁思永的參與。自從梁思永加入之後，殷墟發掘才逐漸走上科學的軌道。
此次發掘持續了50餘天，因時局動蕩而暫停。梁思永于是帶領團隊轉到山東城子崖進行發掘。
1931年深秋，梁思永回到安陽，進行第五次發掘工作。這一次他發現了著名的“後岡三疊層”——即小屯（商）、龍山、仰韶這三個時期的文化層有非常清晰的疊壓關系。“這一發現在當時有限的考古發掘材料中，就已經可澄清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陳星燦評價這一發現時說，“随着50年代後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的過渡層——廟底溝二期文化被發現，才最終确定仰韶-龍山-商文化的發展序列。”
而梁思永之是以能識别出這樣的地層關系，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而非單純以深度來劃分，這與其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地層學方法關系密切。梁思永曾跟随研究美洲考古的祁德去過美國西南部，參與原住民遺址的發掘。當時，祁德要求依照地層的自然變化來劃分地層。是以，梁思永将這種新方法應用于國内的考古發掘。這也令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考古地層學的創始者。
梁思永之是以在第四次安陽發掘後轉到山東城子崖進行發掘，一方面因為河南戰事所迫，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城子崖已有重要發現——龍山文化。
有關龍山文化，梁思永在其文章《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介紹了它的由來：“龍山文化之存在的證據，最初是吳金鼎在1928年春間所發現而提出的。在當地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斷崖上，暴露着一個完整的文化層。在這裡這位發現者掘出了與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兒帶黑色光澤的陶片。被這個文化遺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是在山東省曆城縣東七十五華裡的一條小河的東岸上，正對着小小的龍山鎮。是以，龍山這個名字就作了所發現的文化的稱謂。”
吳金鼎的發現并非偶然。這是李濟等學者對山東考古的重視使然。他們根據文獻記載和已有的考古發現，認為沿渤海、黃海的省份在考古學上有重要地位，于是赴山東開展考古調查。發掘城子崖的目的，既是為了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追溯商朝早期及以前的遺存，也要探查東部比殷墟更早的遺址，為駁斥當時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增加證據。
1930年底，李濟、董作賓、吳金鼎等人對城子崖進行了第一次挖掘，發現了龍山黑陶期的圍牆、陶窯，還獲得了陶片、骨、石器等标本。到了1931年秋，梁思永主持了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在發掘中，他根據地層學方法劃分地層，發現了灰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兩個疊壓的文化層；在發掘工作的安排上，他改進了方法，提高了效率；同時，他也在後續研究中對文物進行了類型學分析，為中國考古類型學奠定了基礎。
後來梁思永主編了《城子崖》報告的編寫。這本報告中，他自己撰寫了幾章，還對全部稿件進行了詳細審閱和修改。這是第一部由中國考古學家自己編寫的田野發掘報告，開創了田野報告的基本體例。其中包括“規範的考古基本概念和術語，更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和圖檔表述系統”。這種體例至今仍被沿用。
“根據龍山文化的考古發現，梁思永先生第一次系統總結了這個文化的特征，并作了分區的嘗試。”15盡管由于當時考古發現的局限，梁思永對龍山與仰韶文化的關系問題上，沒有超出龍山文化向西發展、仰韶文化向東發展的“東西二進制對立”假說的範疇，但陳星燦認為，“他對仰韶、龍山與殷墟商文化的辨識是相當準确的。”而且“龍山文化是中國文明前身的解釋，确在相當程度上動搖了當時已流行了十多年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這也是梁思永先生的一大貢獻。”
“拼命三郎”與西北岡發掘
了解梁思永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1931年春剛結婚三個月，梁思永即參加在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之後便總是出現在考古現場。他的女兒梁柏有曾撰文說：“他在野外工作中和勞工們一起挖掘，盡管條件十分艱苦，有時需要卷起褲腿在水中泡上幾個小時，為了工作不受雨季影響，有時還要挑燈夜戰，吃飯也無定時，工作緊張使他無法離開工地，隻得啃點白饅頭，喝幾口涼水算作一頓飯，但他還是幹勁十足。”
在艱苦條件下如此拼命工作，意志再強，身體也吃不消。1932年春，梁思永剛28歲就患上了烈性肋膜炎，是以卧病兩年。醫生從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顔色的積水。
1934年春，他的身體剛有所恢複，便着手完成熱河調查報告。同年秋季至1935年，又赴安陽主持了三次殷墟侯家莊西北岡殷王陵的發掘，也是殷墟考古的第十至十二次發掘。這三次發掘的收獲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尤其在1935年秋的西北岡第三次發掘中，每天雇用500名勞工，這是到那時為止中國田野考古史上雇人最多的。發掘面積達9600平方米。這三次發掘揭開了1232座殷商墓葬，其中包括10座大墓。
曾跟随梁思永參與西北岡發掘的夏鼐先生在紀念文章中這樣寫道：“梁先生那時剛過三十歲，肋膜炎病愈後并不很久，瘦長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顯得身體還沒有完全恢複過來。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龍活虎一般地到處奔跑巡視，他的那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記了身體的脆弱。”
“西北岡的大規模發掘，充分展現了梁思永先生卓越的考古專業才能以及出色的管理能力。當時時局不穩，人員又多，他作為發掘主持人，既要保證發掘的有序進行，又要安排幾百人的行動。即便今天看來，當時的發掘場面也很壯觀，很了不起。”陳星燦評價說。
西北岡大墓的發掘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重視。西方漢學家和日本學者紛紛發表文章，探讨商代社會和文化。當史語所創辦者傅斯年陪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通路發掘現場時，他們和梁思永一同坐在大墓工地上，望着殷商的遺迹，留下了一張合影，定格了那一曆史瞬間。
他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
發掘西北岡後，梁思永本打算好好審視一下這些不凡的出土物，寫完發掘報告，再安排下一步的發掘工作。然而，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計劃被打斷。他便跟随史語所考古組和珍貴文物輾轉各地。先到長沙，後經桂林到昆明，之後又搬到“地圖上找不到的”位于四川的偏遠村莊——李莊。這期間，生活艱苦，物資緊缺，同僚們個個面有菜色，何況身體虛弱的梁思永。
1942年，梁思永肺結核劇烈發作，一度病情危急。1944年春節，他曾趁着夫人不在身邊，悄悄問主治醫生：“我有一件事向你商量，看來我這身體是無法完全恢複康健了。但是現下我仍可勉強工作。我想要知道我這病體能不能勉強支援工作一年。隻要給我一年的工夫，我便可将西北岡的報告趕完了。那時縱使因精力耗盡而死亡，我也是甘願的。”也許上天為之動容，将一乘了一個十。
梁思永将西北岡王陵的材料整理出多達241頁的手稿，還包括一個初拟的分章目錄。寫作這些手稿，梁思永真可謂嘔心瀝血。陳星燦解釋說，這些手稿是在多種困難情況下寫出來的：一是梁思永的身體狀況差；二是生活條件艱苦；三是沒有研究的條件。做研究工作的人知道，研究考古材料，最好是攤開，以友善觀摩、記錄和測繪。但當時的器物和資料根本沒有地方攤開。梁思永隻能将材料從箱子裡翻出來，整理完之後再放回去。大量材料就是在這種拿出來、放進去的繁瑣程式中誕生的。陳星燦在提到這些細節時，不禁感慨“非常感動”。
1945年抗戰勝利，梁思永到重慶做了一次大手術，截去了幾根肋骨，以便讓感染結核的左肺萎縮下來，之後便回北京調養身體。1948年，他因在考古學上的突出貢獻而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國共内戰形勢漸漸明朗，國民黨政府敗退至台灣，也将史語所考古組的資料一并帶去。梁思永撰寫的手稿，也成為考古組的珍貴材料，一起去了台灣，等待有心人的系統整理出版。
不過梁思永留在了北京，加入了1950年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并擔任副所長。此時，他不顧孱弱的身體，仍盡心計劃和指導田野發掘和室内研究工作，同時不忘積極扶持青年考古學者的成長。
1954年2月，入院檢查的他本打算如無大礙就回所繼續工作，然而他卻再未能走出醫院大門。4月2日，梁思永心髒病發作，告别人世，享年尚不滿50歲。臨終前，他對家人說：“我不再奮鬥了，我奮鬥不了啦，我們永别了。”
梁思永先生的奮鬥停止了。他短暫的一生是為中國考古學而生的。他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為中國考古學貢獻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陳星燦說：“梁思永為中國考古學注入新的方法，奠定了類型學和地層學的基礎，樹立了考古發掘報告的寫作典範。他是殷墟早期的發掘者之一，是商文明的重要發現者。他是中國考古學的創始者。”
李濟說：“梁思永先生，中國一位最傑出的考古學家，已經把他全部的生命貢獻于這一件事了。”
夏鼐說：“他的心血已經耗盡，腦汁已經絞幹，現在連他的屍骨也已成灰，但是他的精神和功績是永存不朽的。”
斯人已逝，餘波蕩漾。1954年夏，梁思永逝世的消息傳到海峽對岸。他曾經的同僚和學生，懷着哀悼之心，決定做一件事——全力以赴完成梁思永生前最牽挂的西北岡墓葬發掘報告。董作賓與李濟商量後，決定由高去尋對照實物資料，輯補梁思永之遺稿。李濟将寫有22萬字的遺稿親自交到高去尋手上。從此，這位在古文字學、史學、民俗學和古器物學上都頗有造詣的學者開始将餘生精力都放在這一件事上。從整理遺物、核對、測量、照相再到系統整理資料，他幾乎重新編寫了報告；曆經十多年的日日夜夜，高去尋終于完成了以《侯家莊》為名的七本系列報告。報告扉頁上這樣寫着：“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這“輯補”二字，從未飽含如此情意，從未載有如此分量……
緻謝：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對本文的大力支援和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張良仁教授和美國史密森博物學院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劉嫄博士對本文的細心修改。
供圖/郭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