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看早期東西文化交流

鋸齒漩渦紋壺，臨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館藏（圖源：“國博君”微信公衆号）

早在漢代“絲綢之路”出現之前，東西文化圈間已存在廣泛且深層的交流與互相影響，惜囿于文獻記載的阙佚，我們隻能求助于考古材料的問世。

周谷城先生在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中提及6個古文化區，即尼羅河流域、西亞文化區、愛琴文化區、中國文化區、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區等，有分區并立，其反面必然是往來交叉。彼時人群因氣候、水源、戰争等因素遷徙靡常，随之而來的文化傳播與融合也就變得理所應當，隻不過文化的交流向來是雙向互動的。有的研究僅關注自身文化發展而不考慮外來影響，有的研究過分強調文化傳播而輕視本土傳承，這兩種傾向顯然都有失偏頗。

早在17、18世紀，西方學者就宣稱中華文明來自埃及、巴比倫，至上個世紀20年代受西方考古學思潮的影響，中國第一代的考古學者也開始緻力于探讨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彼時國門剛剛打開，腐朽沒落的清政府根本無暇去關注什麼文化起源，西方考古界更是斷言“中國無史前文化”，古老的東方文明充其量隻是西方文明的變種或餘脈，于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順勢而起。盡管國内學者多不以為然，但此說得到徹底否認卻是在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現，這是一種以黑陶為特征的文化，完全迥異于此前安氏發現的彩陶文化。此次發現為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提供了确鑿的證據，但這并不意味着東西方文化間不存在交流。

目前所知确切的東西文化交流應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相當于我們文獻記載中的三皇時期。在青海曾發現這一時期的多件飾鋸齒菱形紋和舞蹈紋的彩陶，類似的紋飾在中亞、西亞和東南歐較為常見。另外，在甘青和新疆發現的部分葬式和葬具均與葉尼塞河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相同。在出土的遺迹中，我們還發現了牛、羊的骨骼以及炭化小麥、大麥，極有可能也是從西亞、中亞等地傳入。隻是這一時期的東西文化交流尚處肇始階段，彼此間的影響互化相當有限。

公元前2500年左右，相當于我們文獻記載中的五帝時期，這一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開始加速。中亞南部的文化對大陸的甘青和新疆等地區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具體表現在鋸齒紋彩陶、尖頂冠形符号、人物雕塑、土坯等方面。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中有淺浮雕的人面石雕出土，而這種題材石雕恰恰盛行在阿爾泰地區的奧庫涅夫文化和卡拉庫爾文化中。另外，源自西亞的小麥在公元前2500年前後相繼出現在大陸的河西走廊及黃河下遊地區。與此同時，哈薩克斯坦東部貝噶什遺址和土庫曼斯坦南部阿吉庫伊遺址也發現了源産于大陸的黍。

公元前1500年前後，大陸已進入商王朝統治時期，此時歐亞草原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強勢崛起，對外産生前所未有的輻射。該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展現在帶倒鈎銅矛、雙耳空首銅斧、環首銅刀、權杖頭及馬車的傳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馬車在戰争中的運用極大地加速了中原地區的曆史程序，但對于馬車的起源，以孫機先生為代表的部分中國學者多傾向中國馬車有自己獨立的起源。

近年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不斷出土的器物讓世人驚歎，其中的一些青銅人面像幾乎具有相似的特征：高挺的鼻梁、深邃的雙目、突出的顴骨、占據大半張臉的嘴，還有寬大的被穿孔的耳朵，有的甚至還有突出好大一截的眼球。盡管學界對三星堆文化的族屬尚存争議，但毫無疑義的是這個消失的文明曾受到過外來文化的影響。不甯唯是，學者們通過對河南殷墟婦好墓中青銅器樣品的鉛同位素比值的測定，發現晚商中原青銅器的銅、鉛礦料可能全部或部分來自雲南永善金沙等地，可見當時兩地間已存在一條暢通的道路，如此一來中原與西南以及東南亞、西亞等地的文化交流也就可想而知。

美國學者貝裡曾對1937年以前殷墟發掘所得較完整的有字蔔甲作了綜合研究，他發現其中一部分龜種竟然來源于北韓、日本、越南乃至東南亞。此外，根據YH127坑蔔甲上黏附的紡織品，饒宗頤先生認為，該紡織品相當于榜葛剌國的兜羅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也有棉布出土，證明印度貨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楊希枚先生通過對西北岡出土的人頭骨分析得出，其中有黑人種及高加索人種。

進入西周之後，在歐亞草原形成了一系列彼此之間頗為相似的畜牧色彩濃厚的文化，都開始流行蘑菇首短劍、馬銜、勺形銅馬镳等器物，尤以大陸燕山南北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和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亞地區文化間的交流最為密切。在陝西扶風召陳遺址甚至發現過兩件西周晚期的蚌雕人首簪帽，極為珍貴的是簪帽上清晰地刻劃了中亞深目、高鼻的形貌特征，可見至晚在西周時期，中亞人與西周王朝已建立交往。春秋時代，在大陸北方的長城沿線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雙鳥回首劍、獸首劍、動物紋牌飾、鶴嘴斧等銅器，與南西伯利亞地區同時期的塔加爾文化等近似，顯示了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系。

其後的戰國時期，歐亞草原大部地區和中國北方地區已交融聯系為一個大的遊牧文化帶，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文化流行的動物紋、有翼神獸、有柄鏡等，常見于中國長城沿線以及新疆地區諸遊牧文化，甚至傳播至燕齊地區。廣東南越文王墓的銀盒，已被證明為波斯薛西斯一世時期的遺物。此外，段清波先生還舉出秦兵馬俑、繭形壺、郡縣制、弛道等同樣受到了阿契美尼德文化影響的可能性。反過來，在巴澤雷克文化中，可以發現大陸腹地生産的絲織品、漆器、山字紋青銅鏡等器物。

縱觀中華文明早期的東西文化交流，正是由于不同時期東西文化間持續不斷地互動碰撞，才為古老的東方文明源源不斷地注入了新的血液，進而塑造了綿延不斷的獨特的中華文明。盡管早期遠距離的東西文化交流，并未從根本上動搖東西文明後來不同的走向，但彼此間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同樣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們要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平共處、和諧共生。我們相信文明将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要積極架設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橋梁，進而形成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格局。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3月25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