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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趙輝:在田野中發現中華文明的秘密

田野考古是整個考古學大廈的基礎。勘察地面上的遺迹和遺物,依靠地圖進行調查繪圖,運用機械裝置發掘古物,這些田野考古的内容被視為開展考古研究前最基礎的工作。

考古學家趙輝:在田野中發現中華文明的秘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趙輝從事田野考古教學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曬脫一層皮,下雨就澆着,這是趙輝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常态,其中的艱辛不言而喻,年近七十的他卻始終向往。“像我們這些人,在野地裡跑慣了,時間長了不去還有些慌,恨不得跑到田野裡面走走田埂,一腳高、一腳低,聞聞青草的味兒,心情好。”

目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進入新階段,中國考古人一步一個腳印,不斷拼起中華文明早期曆史的拼圖。“一鏟一鏟地刮,一點一點把資料摘出來,提煉出曆史的内容,要踏踏實實做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趙輝如是說。

田野考古:

摸索建立田野工作的中國方法

“考古學是通過物質資料、遺迹、遺物來研究曆史的。這些物質資料絕大部分埋藏在地下,要用一個科學的方法取出來。有了田野工作以後,這個學科才建立起來。這麼多年下來,發掘出來的是九牛一毛,大部分還埋藏在地下。”

田間的土坑遺址就是趙輝的教室和講台,三十多年來,他與田野作伴,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帶領學生前往曆史遺址進行現場發掘。

趙輝說,考古學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同時,中國考古學的産生晚于西方,但并不能把西方的一些經驗和方法直接拿來用。是以,中國考古人在不斷摸索中建立田野工作的中國方法。

“中國古代遺址的特點和西方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中國的遺址一般都叫軟遺址,西方的叫硬遺址,軟遺址的發掘難度大得多,要識别出哪是墓葬,哪是房子,房子是什麼樣子的,非常費工夫。這一套東西沒人教。我們還在摸索怎麼建立一套适合中國遺址、遺物、遺迹特點的發掘方法、分析方法。”

2022年6月,北京大學出版了由趙輝、張海、秦嶺三人編撰的《田野考古學》,書中系統闡述了中國考古學從物質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會複原研究轉變的過程,既包含西方田野考古的路徑,又能看到中國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與特色,目前該書已經成為學校田野考古課程的專用教材。

考古學家趙輝:在田野中發現中華文明的秘密

開展聚落考古:

從物質文化史研究到古代社會的複原

“當我們對遺迹、遺物的面貌研究有一定積累、梳理了它們彼此的關系後,就一定會進一步考慮創造它的古代社會是什麼。這個研究叫做古代社會的複原。”

開展聚落考古,從分析聚落結構入手,用更加宏觀、多元的視角,思考遺址上所見的社會發展狀況,為考古學家确定文明坐标,打開了全新的視野。湖北石家河是一個典型的聚落遺址,是目前長江中遊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城址和聚落群。趙輝第一次來到石家河是1989年,“石家河是北大在做聚落考古上面的一個點。”

考古學家趙輝:在田野中發現中華文明的秘密

“嚴文明先生比較早關注了聚落考古。”趙輝回憶稱,嚴先生曾在山東長島大黑山島遺址發現一些房子底層有剖面,儲存得很好,“當時他就不想走了,但因為是冬天,于是我們在第二年再次回來,在山東長島北莊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北大從那個時候開始就開始琢磨怎麼在田野工作裡邊開展聚落形态的研究,怎麼做聚落考古。北莊以後,我們就到了石家河,也是嚴先生選的。”

趙輝回憶稱,當時沒有很好的測繪裝置,使用的是簡陋的羅盤,大家在遺址上邊走邊挖邊測量,“用羅盤量一個角度,回來把它畫成等高線的圖。一看這是個城。”

不僅是當時,這幾十年來,石家河遺址都不斷帶給中國考古人驚喜。“比如說我們前幾年在譚家嶺發現一些甕棺,裡邊有好幾十件非常漂亮的玉器。再比如上個月我剛去的三房灣,發現了幾百萬個十幾公分高的陶杯。”

在石家河,有些地方的城牆有幾十米寬,就像一堵水壩,矗立在地面上,趙輝每天都會從那裡走過,“你可能從來沒想過,它是一個公元前兩三千年的東西。”趙輝說,未來對石家河遺址的研究大有可期。

中華文明探源:

踏踏實實做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

西方考古界認為,文字、冶金術、城市是對于文明認定的三要素。而趙輝則認為,僅僅用這三條要素來衡量并不能把中國的情況概括進來,“我們必須要提出自己的一些标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就是最早的國家的産生。”

考古學家趙輝:在田野中發現中華文明的秘密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趙輝帶領團隊用考古發掘實證了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提出了判定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創性貢獻。

“做中國曆史研究的人,責任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特色說清楚。是以我們不但提出了這樣一個文明的标準,還提出了一個古國時代。古國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結構,它不一定到了國家的形态,但是古國進一步發展,在某個階段就進入到國家了。”

2020年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啟動,探源工程進入深入研究的新階段。中國考古人一步一個腳印,在拼起中華文明早期曆史拼圖的過程中不斷迎來重大考古發現,同時也迎來更多挑戰。

“一個500平方米的工地,需要一支隊伍拿着小鏟,一鏟一鏟地刮,一點一點把資料摘出來,光這個投入就需要時間和大量的人,再把它上升到提煉出一種曆史的内容、對一個曆史問題的解釋,這是相當艱巨的事情。”趙輝坦言,大家現在有些着急,社會上也有些着急,“沒有那麼快,學問要踏踏實實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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