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上，陈毅元帅遇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陈毅元帅于是对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正是梁思宁，也就是梁思成的妹妹。
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
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把炸弹投向了南开大学，林语堂在他的小说《京华烟云》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7月29日凌晨2点多，天津城区枪炮大作，除了租界，中国区遭受飞机轰炸，尤其位于郊外的南开大学更是轰炸的重点，一片废墟，大火在市区蔓延，一片火海。
就这样，梁思宁被迫失学了。
梁思宁后来回忆说：“天津轰炸后，日军和“二鬼子”在天津胡作非为，年轻的女孩子被他们看见就难逃厄运。梁思宁哪里敢随便出门，只好天天呆在意大利租界的家里，盼着有一天能冲破这牢笼。
离她家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铁皮仓库。有时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里面发出阵阵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这更加深了梁思宁对那座仓库的好奇。
一个夏天的晚上，梁思宁与母亲散步，突然有人拉她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她低头一看，是一个残疾人，母亲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原来，他是大学生，学校被炸，本想找份工作，无意中走近了那个铁皮仓库，出来几个日本人把他强行拉进去，让他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膝盖很快被烤焦，等他醒来时，他的腿已经成了直角三角形，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原来这座仓库是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她与母亲听后，泪流满面，给了青年一些钱，就匆匆回家了。回家后，她给梁思懿写信：“我再也受不了亡国奴的生活了，快帮我‘逃’出去吧。”
三姐梁思懿很快回信说：“好机会来了，王若兰现在天津，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
王若兰是三姐梁思懿的同学，也是燕京大学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与梁思懿同被称为“燕京三杰”。
王若兰见到梁思宁后看她又小又柔弱的样子，怕她吃不了苦头，便问道：“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还经常没饭吃，在战斗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
梁思宁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就这样，在1940年，24岁的梁思宁正式加入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地服务团，梁思宁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她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兴奋。她还说：“哪有这样的部队啊？开会、吃饭大家都很平等，生活上没有官兵之分，和国民党的部队一点都不一样；还整天唱唱跳跳，充满活力和激情。”
在战地服务团，梁思宁努力地工作着，同时也享受着这份工作带给她的成就和满足感。
战地服务团的生活紧张而又充实，队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服务团就要迅速深入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当地的敌人斗争状况。然后再根据掌握到的第一手材料，迅速编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中演出。由于演出的材料准备充分，并且真实生动，故事传播性极强，所以演出所到之处都非常受百姓欢迎。
虽然战地服务团并不在前线打仗，但是危险并没有因此远离他们。1940年5月的一天夜里，在经过敌占区公路时与一支日军巡逻队正面交火，梁思宁的好战友李敏同志身中数弹后不幸牺牲。
梁思宁第一次亲眼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就倒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梁思宁都能清楚地想起当时的情景，这让她又恨又痛！同时也让她明白了临行前姐姐梁思懿曾告诉她的“进则生，退则亡”的全部意义。
1940年7月，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朱克靖带着梁思宁等3位女同志，去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家里做客。席间，李明扬的太太问梁思宁：“你父亲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你是位大家闺秀，怎么舍得离开舒适的家，出来讨苦吃？”梁思宁说：“现在这个家庭比原来那个家还要好，同志们精神抖擞，团结战斗，要说苦，再没有比当亡国奴更苦的了。”
梁思宁的回答如此铿锵有力！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据说当时陈毅同志经常会到服务团来视察工作，梁思宁后来回忆说：“陈老总丝毫没有架子，像家长一样问长问短，同志之间一点距离也没有，大家见面亲得不得了。”
在战地服务团，梁思宁在充实工作的同时，也找到了一生与之相伴的爱人。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章柯结婚，从此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恩爱如初。
1948年，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整整蒙冤35年！在这35年里，梁思宁忍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受苦受累不说，更多的是旁人的冷漠与误解……
幸运的是章柯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不离不弃。总是在她失望难过的时候，给她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当前形势，帮助她重新确立生活的勇气，他们一直坚信错误总有一天会被纠正。
一直到1982年，梁思宁终于平反了。章柯先生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一样有了错误就改正，我们的政党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宁何其幸运，一生中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男人都是心中有信仰，眼里有爱的人，不管是父亲梁启超，还是爱人章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