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年輕氣盛的宋神宗趙顼一心想要改革，意圖将北宋長期遺留下來的“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在經過曆史上著名的千古一辯“延和殿廷辯”後，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的沖突更加尖銳了，而宋神宗也更加傾向于王安石提出的“要多掙錢”的觀點，于是更加堅定了要把改革變法的重任交給王安石的決心。
曆經了十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工作，直到第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宋神宗終于組建起了變法的五人内閣班子。任命富弼和曾公亮兩人擔任宰相，王安石、唐介和趙抃擔任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的職位。
宋神宗趙顼
在宋神宗的支援和主導下，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眼看就要拉開序幕。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這次主持變法的上司班子名單之中，竟然沒有司馬光的名字。
我們都知道，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都是宋神宗最為倚仗的重臣。但就在國家改革變法的關鍵時刻，宋神宗為什麼會将司馬光排除在外呢？
關于這個問題，史書上雖然沒有最為直接的記載，但我們也可以從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中看出端倪。
早在公元1068年，就在宋神宗苦苦将王安石請到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并擢升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後的第五天，又提升時任禦史中丞的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兩人的職務一樣，主要負責為皇帝撰寫一些公文，以及教授皇帝經書。
王安石
可是，讓宋神宗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接到诏令時，都婉言拒絕了。當然，宋神宗是不會準許的，大家都能看得出來，這并不是皇帝随意安排的，而是用心良苦。
宋神宗明明知道司馬光和王安石意見相反，合作不來，卻仍然把他們撮合在一起，讓最器重的兩個人為自己效力，又能讓他們的權力互相制衡。
王安石和司馬光也都不是傻瓜，他們心裡自然也明白，在一起合作肯定是不可能的。盡管兩人都主張在國家政治上面進行改革，但對于變革的目标取向和措施等問題有着很大的分歧，一度導緻兩人彼此永火不容。
除此之外，司馬光和王安石兩個人的性格都很鮮明，即使在一些小問題上面，甚至也會互相駁斥，是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回避”。
司馬光
宋神宗下定決心要進行變法，在組建變法班子的問題上，必須要確定内部意見一緻。若是剛一開始的時候就窩裡鬥，變法肯定不能順利進行下去。
這也就意味着，王安石和司馬光兩個人，必須要走其中的一個。
與司馬光和其他大臣們相比較，王安石在國家改革的對策上确實有着與衆不同的思路。最起碼在宋神宗眼裡看來，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新思路值得去嘗試，君臣兩人之間也很快産生默契。
是以，在改革的人選上面，宋神宗甯願将司馬光踢出去，也必須給王安石留下足夠施展才華的空間。
然而，宋神宗精心組建的五人上司班子存在着很大的問題，有人還用佛教的“生、老、病、死、苦”來評價五人。
盡管宋神宗為了避免“窩裡鬥”的情況發生，将司馬光踢出局外，但依然沒有擺脫這種現象。
這五個人的上司班子裡面，為首的是富弼。
剛一開始的時候，宋神宗首選的人就是富弼。但通過一番考察，他年事已高，而且早已沒有了改革的熱情，宋神宗才放棄了他。
而這次變法班子的人選上，宋神宗之是以還繼續要起用富弼，是因為他畢竟在宋仁宗時期有過“慶曆新政”的經驗。而且，富弼在老一代的大臣當中，算是比較有改革意識的人，憑借他在朝廷中的威望，還能夠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友善王安石在幕後實施變法。
此時已經71歲的曾公亮和富弼一樣，也是一位三朝元老，他除了善于處理政治事務之外，在邊防和軍事建設上也很有水準。在宋仁宗時期，曾公亮等人編撰了《武經總要》一書，這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官方編寫的軍事科學類百科全書。
時任參知政事的唐介年齡是61歲，他的性格耿直，辦事不留情面的風格，曾擔任過監察禦史。
根據《宋史 唐介傳》和《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等史料中記載：
“宋仁宗時期，唐介上書彈劾當時的宰相文彥博，他認為文彥博是依靠賄賂嫔妃才當上宰相的，他本人并沒有什麼真本事。”
而如今，首先看王安石不順眼的人又是唐介，宋神宗問唐介：
“是什麼原因，讓你對王安石不滿，是文學才華不夠，行政能力不足，還是王安石的戰略思想不對呢？”
唐介回答說：
“王安石雖然滿腹才華，但泥古不化，言論不切實際，如果讓他負責變法改革，一定會捅婁子的，而且會越變越亂。”
聽完這番話，宋神宗和宋仁宗的态度完全不一樣，他并沒有生氣。而是根據自己的用人原則，依然把唐介選進了變法的内閣班子裡，目的是想要他繼續發揮老臣的餘熱，起到監管和制約的作用。
而另外一個擔任參知政事的趙抃，是與當時的包拯齊名的鐵面無私的官吏，多年來是恪盡職守，不畏權貴，人稱“鐵面禦史”，此時的年紀也已經61歲了。
也就是說，這個五人組的内閣班子，除了王安石的年齡是48歲，其餘四個人都是60歲以上了，這個變法上司班子存在的缺陷就是年紀編大。
富弼
一般來說，年紀偏大的老臣在思想觀念上往往持有保守的态度，讓一群老臣去實施新銳的改革變法，與事情的本身有點不太比對。
好不容易将司馬光踢出局，宋神宗又安排了一群保守派的老臣在王安石身邊，讓人十分不解。
按照常理來說，精明的宋神宗對于這樣的安排，肯定也是有所察覺的，或許是他刻意而為之。
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來說，自己年齡輕輕就當上了皇帝，身為北宋王朝的最高執行者，能夠下定決心進行大張闊斧地改革，就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盡管他非常欣賞王安石，讓他主持變法，但也要穩健持重，更不能完全由着王安石的性子來。
在任命王安石具體主持變法工作的同時，也要對他有所牽制，互相制衡，又以尊重元老們的經驗和意見為前提，企圖做到穩中求變。
但是反過來來說，倘若在變法剛一開始的時候，就處處受到限制，反而會适得其反，沒有辦法做到真正的改革。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這個内閣班子裡，對王安石變法持有反對态度的成員就占據了大部分，必定無法團結一心，合作變法。
是以，當時有人們甚至還把這套變法班子，正好對應佛教裡面的“生、老、病、死、苦”的說法。
“生”指的是王安石，意氣風發，全力以赴準備變法的事宜。
“老”指的是曾公亮，年老古稀，風燭殘年，早就應該退休養老了。
“病”指的是富弼，他的身體不好，而且對王安石變法持有消極的态度，做事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還經常以生病為由，不上朝。
“死”指的是唐介，他對王安石變法一直以來都是強烈反對的，但又無法像司馬光那樣直接跟王安石叫闆。沒過多久，他就因為背上長了毒瘡而死。
“苦”指的是趙抃，由于自身口齒結巴的原因，盡管對王安石變法持有很大的意見，但又辯論不過王安石，隻好眼睜睜看着王安石實施變法。
對于王安石來說，他自然是感受到了宋神宗堅持變法的誠意，但對于宋神宗安排的上司班子也不是很滿意。
為了調動王安石的變法積極性，宋神宗時常和王安石交換意見，他問王安石：“你打算從哪裡入手變法呢？”
王安石回答說：
“第一，長君子，消小人；第二，變風俗，立法度。”
其實，王安石的話中也是有所指的，他就是想告誠宋神宗，少聽一些小人的讒言，進而就贻誤了變法的時機。同時，還應該多提拔人才，他口中所謂的人才，當然是那些支援自己變法的人。
除此之外，王安石還建議宋神宗“擇術為先”，應該效法古代的聖王堯帝和舜帝，其實就是要取代已經陳腐的儒家思想，自上而下的進行改革。
對于這次談話，宋神宗感到非常滿意，為了讓王安石能夠盡快啟動實施變法，他按照王安石的意見，重新對上司班子進行了第二次的調整，并準許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
“制置三司條例司”這個機構，它的主要職責就是制定國家未來幾年的财政預算，以及釋出相關的法令，并且擁有一定的自主人事任免權和人員選拔，可以直接報送給宋神宗準許。
而這個機構，也成為了王安石變法初期最為重要的一個指揮機構。
為了能夠讓王安石的變法工作更加順利地展開，宋神宗舍棄了原先的“生、老、病、死、苦”的内閣班子，轉而成立了以王安石為首的“制置三司條例司”。
“制置三司條例司”很快就取代了内閣，成為了新的變法上司核心，而且是直接聽命于皇帝的，使得王安石手裡擁有了更多的權力。
從這裡可以看出，宋神宗已經架空了原先的以富弼為首的内閣，将國家能夠變法圖強的希望完全押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但是，讓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當“制置三司條例司”各個部門的具體負責人公布的時候，還是讓他有些不太滿意。
雖然在這個新機構的設立上，宋神宗完全按照了王安石的要求而調整，但在具體人員的任命上，他還是有所保留的，祖宗傳下來的“互相牽制”的傳統還是被運用在了其中。
蘇轍
比如說，宋神宗任命陳升之與王安石共同負責“制置三司條例司”，并把蘇轼的弟弟蘇轍調入部門中，與王安石推薦的呂惠卿等人共同起草變法檔案。
然而，陳升之、蘇轍和王安石的政治見解還是有很多分歧的。
對于宋神宗這樣的人事安排，不管王安石滿意或者不滿意，最終變法的上司班子就這樣搭建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