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連三發生的事情拉扯着我們的情緒，讓即将到來的假期和門外的春光都黯淡了不少。
在這樣的時候，一個無力又樸素的願望是，我們都能找到自己的藏身之所。
今天的文章，介紹了一本自傳體小說，加藤周一的《羊之歌》，講的是一個大時代下的局外人的故事。相比于其他的日本名著，這本書似乎不那麼有名，但卻很适合在最近閱讀。
“他從時代的風浪中駛過，曾經夾在文藝的局外人與社會的責任感之間，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但最終還是安然上岸，度過了充實的一生。”
講述 | 段志強
來源 | 《快樂書單：無限人生書單第三季》
01.
像羊一樣的少數派
加藤周一出生于1919年，二戰中在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習，1943年畢業，進入東京一家衛生所工作，1946年他開始寫文學評論和小說。此後他曾到法國留學，回國以後繼續活躍在文化界，直到2008年去世。
加藤周一對日本的擴張和戰争政策一直保持反對和批評态度，2004年他發起“九條會”，宗旨是保衛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也就是放棄發動戰争及不儲存陸海空軍及其他戰争力量的一條規定，可見他的立場。
《羊之歌》的副标題叫《我的回想》，算是自傳，不過後來大家發現書裡頭有一些虛構、也有一些隐瞞，是以叫自傳文學或者自傳體小說可能更合适。
《羊之歌：我的回想》加藤周一 著
不過話又說回來，當人們回憶起自己的一生，肯定是會以文學的方式，也就是有選擇、有重點、浪漫化的方式想起來的，而不是以曆史的方式，也就是客觀、冷靜、精确的方式想起來的，是以，不妨說所有的自傳都是自傳體小說。
書名的來源，加藤周一說一是因為他屬羊，二是因為他跟羊的溫馴性格有不少相通之處。屬羊隻是個由頭，像羊一樣的性格大概才是重點。
他自我評價是處于日本人的平均狀态，後記裡面說，這樣的日本人“不算胖也不算瘦；不算富也不算窮。語言和知識上，一半日式，混合一半西式；宗教信仰上，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佛祖；對于天下政事，自問沒有青雲之志；對于道德價值，從來都隻持相對之論”。
不過，平均數不等于大多數，考慮到他所經曆的那個時代，像他這樣的人大概并不特别多吧。在社會氛圍趨向極端的時候，平均狀态往往也就意味着少數派。
性格像羊，也意味着更像女性而不是男性。
作者說他“對于臂力、權力這種用強勢去壓迫、制約别人的，所謂豪放、磊落的習氣，我從一開始就是放棄的”，這些都是“有男性特點的東西”，相比之下他更喜歡所有“有女性特點的”事物。
這本書說是回憶錄，其實是在作者的人生中點寫的——中間的中，不是終了的終。《羊之歌》首次出版是1968年，開始在《朝日雜志》上連載是兩年前的1966年，作者四十多歲而已。
五十多年過去了，《羊之歌》一直是日本最暢銷的書之一。有評論家說這本書是“日語寫出的最美的散文”，是不是最美我們無權判斷，但北京出版社出的中譯本确實翻的很好，讀中文也能感覺到語言之美。
比如說有一章叫《高原牧歌》，其中寫到隐居在森林裡的尾崎行輝一家，和作者的妹妹一起打網球：
夏日午後，晃眼的陽光下，尾崎家女兒裙裾飄飄，我家妹妹高聲歡笑，擊球聲嘣嘣不停。……有時候我甚至會有一種錯覺，好像尾崎一家就隻為這一刻而活：閑适的午後時光，精靈般的女兒，遺世獨立的父親，全神貫注随球跑動的兒子……這一刻大概是他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吧。就在這一刻，我和他們相遇；就在這一刻，樹蔭下西風飒飒，汗涔涔卻心舒爽；就在這一刻，淺間山上雲蒸霞蔚，袅袅地升上浩渺蒼穹；就在這一刻，山雨欲來，我們卻在這個被遺忘的山村裡享受着片刻的和平。
為什麼是片刻的和平呢？因為此時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日本侵華戰争已經開始。
不過，就好像和鄰居家一起打網球隻是亂世中的短暫和平一樣，這樣美的文字也隻是《羊之歌》留給讀者的喘息之處，作為一隻羊，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日本注定是非常壓抑的。
《羊之歌》裡，加藤周一寫他的父親，每天早上認真讀報紙，經常在家裡對政治發表一些言論，但既沒有意識到他在報紙上看到的東西是經過審查、經過挑選的，也沒意識到他發表的那些意見之間可能互相沖突。
加藤說，“在他那個世界裡，所有事件跟之前的事件之間也不存在任何關系，它們都是不得已地、而且是突然發生的，那個世界裡有很多反派，而正派卻少得可憐，雙方激烈交鋒，但反派來無影去無蹤，根本沒法推測它們到底會在何時何地幹些什麼壞事”。
總之，大環境是，國家一天天朝着戰争的深淵滑去，小環境呢，周圍的人又是這種狀況，加藤周一這隻愛好文藝的羊，該怎麼生存下去呢？
02.
這個世界并不是羊的
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一批軍人發動的政變，對于日本轉向法西斯是個裡程碑式的事件）的時候，加藤在第一高等學校上學。這種精英化的高中，校園氛圍中肯定充滿着優越、亢奮、還有集體的力量，加藤呢？書裡是這麼寫的：
對于駒場（就是一高所在地）的這種生活方式，我一邊由衷佩服，一邊奮力反擊；既為之驕傲，又笑其愚蠢。駒場的生活讓我第一次認識到，所有的集體生活可能都需要放棄、妥協和糊弄。在集體生活中我學會了如何自我保護，但我絕不學習如何為集體獻身。拒絕為集體獻身——把這個理念正當化才是我為之獻身的事業。
這段話非常能反映《羊之歌》的氣質。對于那種狂熱的、熱鬧的外部世界，加藤周一始終是疏離的。
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戰争爆發的那一天，加藤本來已經買了文樂（日本的一種木偶劇）的戲票，雖然曆史到了分歧點，雖然那天晚上開始實行燈火管制，加藤還是去看戲了。
到了劇場一看，雖然因為燈火管制，黑燈瞎火的，但入口的門竟然開着。“檢了票，走進劇場裡頭一看，二樓觀衆席上隻有我一個人……再往下一看，正面池座裡三三兩兩坐了四五個男人”，他還琢磨着是不是會有個經理出來道歉、給大家退票，結果呢，演員直接上來了，大幕拉開，木偶開動。
書裡說，演員“面對沒有觀衆的劇場，穿越到遙遠的江戶時代，變身為商賈人家的女子……這裡早就沒有了戰争，沒有了燈火管制，沒有了内閣情報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世界，一個任何事物都難以撼動的、固若金湯的世界”。
這是個什麼世界呢？藝術的世界，文藝的世界，羊的世界，不是狼的世界。不過羊隻是蜷縮在一個角落，整個世界并不是羊的。
加藤周一經曆了二二六事件，親耳聽到事件演變的過程，他說，兵變發起的時候，口号是為了天皇，最後卻被天皇斥為國賊；兵變剛開始，陸軍的上司誇他們是奮進部隊，最後卻把他們打成叛軍。
加藤說，“我并不同情叛軍将校，隻是從叛軍将校遭到背叛這件事中看透了公權力近乎荒謬的殘酷”，是以他的結論是“遠離政治，在那裡，誠意遭到背叛，理想主義受到利用，一旦失去價值，昨日的忠誠立刻變成今日的謀反”。
對于文藝人士來說，政治太複雜、太詭異、太殘酷，他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欲望去參與政治，但是對政治發言的責任感卻不會消失，更重要的，政治更不會放過他們，是以，跟政治的糾結往往貫穿羊們的一生，特别是在時代劇變的時候。
就在二二六事件之後，有一次矢内原忠雄教授來一高開講座，跟學生讨論起日本的政治制度。
矢内原教授說，因為内閣的軍部大臣得是現役軍人，是以陸軍可以利用這個制度，讓内閣處于癱瘓狀态。學生們說，那内閣不也得議會準許嗎，要是議會不妥協，陸軍也不能組建内閣吧？那是不是可以在沒有内閣的情況下繼續奮鬥呢？書中說：
“矢内原老師一直低着腦袋，盯着桌面靜靜地聽同學們提問，這時他突然擡起頭來，用平靜卻堅定的聲音回答，‘要是這樣的話，你知道嗎，陸軍就會架起機槍包圍議會。’——教室裡頓時鴉雀無聲，我們看到了一條通向荒涼未來的軍部獨裁之路。當時，我們清晰地認識到，我們現在聽到的就是日本最後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遺言。二二六事件的意義已經一清二楚，同時我也清楚地認識到什麼才是精神上的勇氣和高貴。”
從醫學部畢業以後，加藤因為身體原因沒有被征兵參戰。這段時間，加藤周一還是經常去看戲，主要是去能樂堂看能樂。
他看梅若萬三郎的演出，說“他的聲音一下子就把我帶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沒有征兵令、沒有糧食配給券、也沒有國民服的世界。那裡也沒有武士道、沒有《葉隐》（這是一本講武士道精神的書，書名的意思是就算君主看不到的地方也要盡忠），連三弦琴和私奔場面都沒有，取而代之的是男男女女的故事，或是殺人，或是夫妻，或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地獄裡受苦。”
加藤說，在這裡，他不是發現了能樂，而是發現了“戲”這個詞的終極含義。我的了解是，戲的世界，也就是前面他說的那個文藝的世界，羊的世界。
作為中國人，讀到這裡其實感情很複雜。會不會“文藝”、或者說“羊”，也是無用的别名呢？獨善其身當然不能算錯，但生在那樣的時代，會不會也是一種自我原諒呢？
03.
做羊，不等于沒态度
“局外人”這種感覺一直貫穿作者的一生，至少在《羊之歌》裡面是反複提到的一種意象。
後來有一次在墨西哥城，加藤周一被朋友抓去參加一個聚會，他說是受朋友的“牽連”，總之不太情願吧。宴會的場景，書裡面是這樣寫的：
人們高興地吃喝，瘋狂地舞蹈，大笑大鬧，高聲喧嘩，他們為自己的興奮而興奮不已。常言道，入鄉随俗，我也開始邊喝酒邊聊天，插科打诨，用四國語言說些場面話。
突然地，沒有任何動機，也沒有任何理由，我的腦海裡出現一個不容否定、奇特又清晰的想法——這裡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屋裡所有的人，他們興奮的表情、他們說的話，都像潮水般迅速地退去，退向無垠的彼岸，變得跟我沒有絲毫的關系。我馬上離開了人群，一個人走到黑黢黢的院子裡，夜晚的涼風帶着若有若無的花香吹到我微醺的臉頰上，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我意識到，“回到自己”——對我而言就是從“我自己”抽身而出——因為在所有的宴會上，我認為自己永遠都是一個局外人。
“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甚至，也覺得“自己”吵鬧，要從“自己”抽身而出。《羊之歌》的局外人，可謂徹底。但，真能置身世外嗎？世界的世。
《羊之歌》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叫《羊之歌》，寫到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最後一章叫《八月十五日》；後一部《續羊之歌》寫的是戰後生活，從美軍占領，寫到六十年代。
這段時間，作者先是從事血液學的研究，後來棄醫從文，按照加藤本人的說法，他“不是從一個血液學專家變成了一個文學方面的專家”，他“沒有改變自己的專業領域，而是廢除了專業化”，而且，他還下決心要成為一個“非專業化的專家”。反對專業化，其實也是文藝人士的一個特點吧。
《續羊之歌》倒數第二章《永别》寫了一個朋友的去世對作者的觸動。
他從醫院回來，走到東京大學門口的時候，正好遇到一群學生出來遊行，他們扛着智語牌寫着“反對安保”，這是有名的“安保鬥争”，為的是反對簽訂《日美安保條約》，這個條約到今天還很重要。
加藤寫道，“我看着那些從正門出來的學生，怎麼都挪不開腳步，他們中的某幾個可能會被警察殺害，再也不會回來。可是我，既不能加入他們的隊伍，也不能阻止他們的犧牲，這是何等無奈，又是何等悲哀。我能做的隻有小聲地講話，就像我面對癌症感到無能為力一樣，我對權力所感到的也是同樣的無能為力。”
然後他說，“我把自己培養成了一名旁觀者，但就在那個時候，我暗淡的内心已經産生了一種懷疑：我始終都會是一名旁觀者嗎？”
羊雖然不是狼，但羊也絕對不是豬。羊不能或不敢沖鋒陷陣，不等于沒态度、沒行動。
實際上加藤周一絕不僅僅是旁觀者，他除了沒上街，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一樣也沒少。更何況，某種氣氛如火如荼的時候你當一個旁觀者，一個局外人，這本身就是一種行動。
很快，加藤周一就投入到廢除安保條約的行動中，他參加各種研讨會，發表意見，跟丸山真男等人一起讨論等等，文章登在報紙雜志上。他跟當時的日本外相對談，還上電視發表看法。
雖然最後安保條約還是通過了，加藤覺得這些讨論對日本國内國外都傳遞了明确的信号，是以不算白費功夫。
不過他說，“安保修訂給我帶來了好幾位朋友，也從我身邊奪走了好幾位朋友……我跟某些人群的對話比以前容易了，但跟另一些人群的對話卻變得困難”
——讀到這裡，我們大概不會太意外吧！要說有意外，那就是現在我們的争論好像奪走朋友的情況比較多，帶來新朋友的情況比較少。為什麼呢？不知道。
《羊之歌》内容豐富，既有這些跟時事密切相關的内容，也有很多真的屬于羊的世界的事情。
《續羊之歌》講他在歐洲旅行，講西洋音樂、雕塑、文學，加藤周一不隻是一個憂心忡忡的知識分子，他同時也是一個有品位、有思考的文化人。書裡面還寫了他的情史，看得我撲朔迷離，不知道誰真誰假，也是好玩。
總而言之，加藤周一是過來人。過來人的意思不是說談過幾次戀愛，而是他從時代的風浪中駛過，曾經夾在文藝的局外人與社會的責任感之間，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但最終還是安然上岸，度過了充實的一生。
我知道，今天又重新回到了風高浪急的時代，很多文藝青年、中年、老年都有掙紮，不隻是掙紮在言論和行動之間，也常掙紮在言論和沒有言論之間。
沒關系，讀讀《羊之歌》，把自己想象成一隻羊，不做山羊就做綿羊，不做綿羊就做小羊，輕松一些，做隻羊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貢獻了。
*本文整理自《快樂書單：無限人生書單第三季》第5講，主講人段志強，略有删減。原内容請移步看理想App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