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筆下的黃河，咆哮聲呼之欲出|來自網絡】
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總是洶湧的人生暗流，讓人倍受困擾的疫情，以及由各種沖突所造就的社會分裂和逆全球化……江頭未識風波惡，别有人間行路難。這些不斷出現在追求幸福和自由路上的險阻，還是提醒我們，在享受花前柳畔的浪漫、體味生活美好的同時，也要擁黃河的濤聲入懷，讓它不斷地沖刷自己的靈魂，并激勵自己，去踏着她那不息的鼓點，像狂夫那樣渡過有形之河，像司馬光那樣渡過漫長的曆史之河，像梁任公那樣渡過老弱之河，也像無數英勇的人民那樣渡過苦難之河。
——吾球商業地理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檔|來自網絡
編輯| 大腰精
制作 | 粉紅女佩奇
01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每每讀到這句話，黃河的形、态、色，便撲面而至，讓人總是不自覺地便打一激靈。它顯然是很難渡河的。
我們閱讀黃河，喜歡站在李白的角度，來看她的落差極大；或者選擇王安石的視角，“派出昆侖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來看她有别于長江的風姿。
但是我們不知道的是，其自巴顔喀拉山脈支脈——查哈西拉山南麓的紮曲剛剛發育時，卻是涓涓細流，平靜而不起眼，隻不過，随着一路彙集三十五條主要支流和一千多條溪川，到最終彙入大海時，已是每年約五百億立方米水量的滾滾洪流。
不溯源同樣不知道，黃河也有清澈之時。煙波浩淼的紮陵湖作為其在上遊的淡水湖，在藏語中有着“白色長湖”之意。它和東側的鄂陵湖一起，沉澱了黃河初創時期的疲憊，和風霜，讓此時的黃河呈現出一副天藍藍水蘭蘭的景象。隻是，在扶上馬送一程後沒多久，黃河很快就不再守身如玉，逐漸變得河如其名。日後多年，當我在蘭州黃河大橋旁坐着羊皮筏子玩漂流，就發現跳進黃河，的确是無法洗清自己了。
也就在蘭州開始，它扭轉身子，掉頭北上，經甯夏、内蒙，在灌溉了河套的千畝良田之後，于老牛灣和長城握手。這也是晉蒙交界之處。自此，它又鬥轉南下，分割陝晉于左右，經壺口，至潼關，再轉而向東……可謂是在中國的西北，洋洋灑灑地寫下了一個大“幾”字，在将黃土高原一并納入自己的胸懷的同時，也造就了三個主要河谷平原——渭河谷地、伊洛谷地和汾河谷地。
【黃河流域地圖|來自網絡】
李凖老師在《黃河東流去》的開篇便這樣稱頌黃河，“黃河是勇敢的，她像一把利劍，在崇山峻嶺中劈開一條通道。‘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裡觸龍門。’”事實上，“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裡觸龍門”也是李白寫的。不羁的李白，遇到了狂放的黃河，便有了如此雄壯的詩篇。
中國人的發展隐秘，也許就埋藏在黃河這形、态、色之中。後來，我在查閱資料時得知，黃土高原的土是松軟的，加上植被不多，是以一下雨就容易流失。這也造成了黃河被嚴重染色，到最後，一碗水半碗沙。不過，也正因為其土質松軟，适合原始的農業文明。張宏傑在《簡讀中國史》中說，“因為黃土的結構疏松，天然适合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辟大面積耕地。”于是，種植友善，灌溉便利，加上靠近鹽池，中華文明的月亮開始在黃土高原升起。
更重要的是，由于黃河是自西而東，和長江、淮河、濟水一樣，主體處在相似的緯度線上，自然禀賦相似，是以互相之間交流不會頻繁，甚至可以做到“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是以中國的農業文明大體上是“農業定居文明”。
不像是孕育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發源于土耳其亞美尼亞高原安納托利亞山區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由于是由北向南彙入波斯灣，跨越了不同緯度，也造成了上下遊差異比較嚴重，就像南部蘇美爾當地幾乎沒有石頭或金屬，除了棕榈、柳樹和白楊等不太好的建材，幾乎沒有木材。倒是今天的黎巴嫩就有很好的雪松。是以，它們如果有需要的話，也隻能通過同北部上遊的貿易而獲得。這也意味着，大商業尤其是長距離的遠途販運在蘇美爾社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長期的你來我往，往往會帶來不安定的因素。這也是傳統的農業中國之是以讨厭商業，甚至出現“士農工商”這樣排序的原因。
但不管如何，正是頭枕着遠古的黃河，依着她的臂彎，西安和洛陽，以及安陽、朝歌等沿黃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成為這個世界最早一批的古典城市。
與此同時，随着曆史攜黃河滾滾而來，在此翻騰、沉澱，也讓李白等一批中國傳統文人，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原鄉。
02
如果能回到九百三十八年前，我一定會在洛陽拜訪司馬光，想問問他，為何自廟堂高處歸隐此地，能安靜地用上15年，來完成人生的精彩華章，《資治通鑒》。
此時的洛陽，應該是安耽的。北邊的邙山不高，卻像一條卧龍，将它和黃河隔成了一定的友好距離。據說邙山的風水很好，有生在蘇杭，葬在北邙之說。雖說迷信，但是此地的牡丹，開得卻是極其豔麗，一到春天，滿眼便是不同顔色不同花型雍容華麗的花容月色。往南，則是洛河和伊河，它們一上一下自西而東逶迤而來，于偃師相會之後，穿邙山彙入東北的黃河。而洛陽之意，便是洛水之陽，亦是北邊，隻不過隋唐之後，洛水已是内河。天津橋橫跨南北，來往銀河的船隻，将由此啟程和泊岸。
今天，當我們談起中國大河，首推的是黃河、長江，但在遠古，洛水的地位也同樣尊崇。《周易·系辭上》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說。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兩幅神秘的圖案繪制了五行八卦，之後大禹治水，河伯獻河圖，宓妃獻洛書等事迹均來源于此。多年之後，當曹子建在黃昏日落之時，于洛水邊驚見洛神，似乎用盡了他一輩子的文思寫下了這篇《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正因有伊河和洛河，加上黃河，洛陽此地亦稱“三川”。有山有水，讓洛陽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黃帝内經》素問篇曾說，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是以生萬物也衆。身處伊洛谷地，洛陽無疑“平以濕”，除了是花的天下，小麥在這裡栽培差不多已有三千多年的曆史。相比偏西的西安，洛陽無疑更符合“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
和司馬光一樣，北宋著名理學家邵雍，曾寫下“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這樣的詠懷詩句，并在這裡和司馬光、富弼、張載等人過從甚密。其子邵伯溫則在《邵氏聞見錄》中記載，當梅花、桃李以及牡丹相繼盛開之時，“于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争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台間引滿歌呼，不複問其主人……”據說歐陽修也來過這裡賞牡丹，“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在洛陽過年時，還寫下了“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這樣的洛陽，據說曾做過夏都，夏朝從第三任君主太康開始，仲康、帝桀皆以斟鄩（zhēn xún）為都，而該地在今天被普遍認為是偃師的二裡頭。這也是其号稱“十三朝古都”的緣起。後來，武王伐纣，西周建立，周公旦為監視商朝遺族，于此地營建洛邑。某種意義上，洛陽是作為西安的東大門而存在，但是種瓜得豆，最終卻為王朝赢得了巨大的續命空間——随着來自西北的犬戎攻破了豐鎬，覆滅了強盛一時的西周王朝，周平王遷都洛陽，東周來臨。自此，洛陽正式開啟了和西安的二人轉歲月。你會看到，此後數個王朝和大小政權，将在西安和洛陽之間兩地奔波，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就像沙漏一樣被不斷倒置，而于中間扼守兩端的，前是函谷關後換潼關。
在《唐詩三百首》中，洛陽和長安、玉門、鎮江、襄陽一起，成了出現頻率最高的地标之一。鎮江、襄陽是東西北上的樞紐，玉門則因為是邊塞，而長安是首都。不過，洛陽的地位也不低。在唐之前，洛陽作為東都而被營建，尤其是以洛陽為頂點的“人”字型的京杭大運河的開挖和疏浚，讓洛陽更是成了一“人”之上。相比較被秦嶺、陝北高原，以及黃河四面垂拱的西安，洛陽雖然在安全性上略遜，但是因為它不僅富饒，而且東向的華北平原，遠遠大于西安所處的狹窄的關中平原，這也讓它承擔起了西安糧食安全的重任。自隋文帝開啟了從西安前往洛陽“就食”曆史之後，唐朝很多皇帝都不無充當“逐糧天子”的經曆，甚至，武則天直接把洛陽作“神都”，在此一居經年。
【神都洛陽|來自網絡】
在司馬光之前，他的很多同行，都将洛陽視作了自己的“故鄉”。曾授荥陽縣主簿後因功授任洛陽尉的王灣在鎮江的北固山下遙想洛陽，“鄉書何處達？ 歸雁洛陽邊。”被貶為江甯（今江蘇南京）縣丞的王昌齡在芙蓉樓送辛漸，讓他轉告，“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而為安史之亂所迫、遠遁四川的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之後，“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接下來，“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正是多年來身處曆史舞台的中央，有着無數的人文，家族，和存亡，讓司馬光選擇洛陽，顯然不是避世，更像是心心相映，以及實地溯源。正像他在《資治通鑒》中留下的那句千古名言，欲知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
此話并非托大。作為黃河流域中發展得比較早熟的城市，洛陽和西安幾乎撐起了中華文明的半邊天空。那種風光，讓人幾乎忘記了，它們也有老去之時。是以，我還很想問問司馬光，當他寫下這句話的時，為何隻提古今，不談未來？！
03
也就在寫下《将進酒》之後沒數年，李白就因安史之亂陷入了困頓之中，“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指天津橋，在洛陽西南洛水之上） 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其時的安祿山，正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耀武揚威之時，卻也無惡不作。為了避險，李白“東奔向吳國”到一位被稱作“扶風豪士”的人家裡做客。因受到熱情款待，為表感謝，也借此抒懷，即席寫成此詩。
不得不說，盡管黃河的哺育，讓西安、洛陽成了中國曆史早期最為知名的城市之一，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越是繁華的地方，越遭人惦記。而且，黃河流域更靠近北方草原，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壓力，無時不在。在安史之亂前，有五胡亂華，而安史之亂後，則有五代十國。它們無疑成了中國曆史上最為悲壯的兩段血淚史。這也讓苦難和輝煌，成為了北方的黃河流域，難以擺脫的一體兩面。
相反，今天的長江流域，盡管不似黃河文明那樣早早成為光輝的存在，但由于遠離北方草原，這也讓它在北方戰亂不休時，成了中原士族遷徙的“大後方”。
前有西晉時的“衣冠南渡”，後有安史之亂的南遷，它們都有力地促進了南方的大開發。尤其是京杭大運河的開通，讓來自南方的糙米、粟、小豆以及絲綢，沿江南運河-長江-邗溝-淮河-通濟渠-黃河-洛河這一路線，源源不斷地輸往洛陽。與此同時，也讓南方這個産糧之地更是成為了帝國生存之依賴。
原名大梁，在春秋戰國時期為魏國都城，因被秦将王贲引黃河之水，浸泡三月而崩成一片澤國的開封，因為處于運河沿線，更是南方對接洛陽/西安的咽喉部位，在五代十國之後再次一躍而起，成為北宋的首都。
隻是，黃河卻似乎成了開封永遠也跨不過去的一道“坎”。這個勤勞的、倔強的母親，率領着衆多的兒女，日夜不息地辛勤地勞動着，但是也正像要養活一個大家族的母親，有着自身不可捉摸的壞脾氣。
如果說在上遊，它還比較安分守己，但是到了壺口，便已然“天上來了”，進了三門峽，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力量。該峽谷兩岸夾水，壁立千仞，怪石嶙峋。因河心有兩座石島，将河水分成三股，分别稱“神門”“鬼門”和“人門”。“黃河水從這三道峽口奔騰而出，飛流直瀉，像從幾丈高的房坡上往下跌。”李凖老師的《黃河東流去》的平靜叙述中埋藏着驚心動魄，“這些年，行船走的是‘鬼門峽’……幾千年來，這‘鬼門峽’下邊的漩渦裡，也不知道沉了多少條船，死了多少人……”我也似乎聽過那流傳千古而不息的詠歎，“鬼門幽幽深百篙，人門逼窄逾兩牢，舟人叫渡口流血，性命咫尺輕鴻毛。”偏偏，它正位于洛陽與西安之間，當年的糧食要走水運，需要從洛河入黃，再經三門峽，入潼關，走渭河或者日後新開的廣通渠到西安，不知道要浪費多少精力和成本，這也是隋唐之後，西安之是以要被抛棄的一大原因。即使這樣，黃河的能量還是為崇山峻嶺所限制，不敢過于造次，這也給了洛陽生長的巨大空間，但過了“山地與平原分野之界”——鄭州荥陽的桃花峪，她終于擺脫了最後一處山地的束縛，在下遊廣袤的原野上橫沖直撞，任性而為。
【驚險之三門|來自網絡】
事實上，她也可以做得很好，但就像晦暗的世事經常琢磨人的性子，她也被那些泥沙搞得疲憊不堪。多年後，當我看着比泾河還要渾濁的渭河，想起當年古人認為“泾以渭濁，湜湜其沚”，覺得泾渭分明一詞需要重新改寫。造成這樣的局面，無疑是人類的活動，如上遊森林資源的砍伐，以及像渭水邊西安、鹹陽等大城的崛起，讓渭河承載了過多的功能，結果顔色甚至比不上從陝北高原一路而來的泾水。想象一下，當兩者彙合之後，和伊洛一樣，共同彙入黃河，黃河便成了所有災難的最終托底者。于是，黃河越往下遊，泥沙沉積越多，導緻“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險情疊出”，換句話說，就是到處都是地上懸河，一旦風不調雨不順，黃河就給你上演一場人水大戰。
早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黃河便決口于宿胥口（今滑縣東北），于天津及以南的河北黃骅市入海。而在613年後，“河決魏郡（今濮陽西北），泛清河以東數郡，”至利津入渤海。這也是黃河第一次進入山東半島。但它顯然也不是最後一次。
這也讓定都開封成了一枚“雙刃劍”。好的一面，是漕運友善，官家不會像在西、洛一樣有被餓死的危險，但是壞的一面，那就是在享國167年的時間内，黃河一直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挂在自己的頭頂之上。多年之後，曾有人評論，說的是曆朝曆代的都城，就這個開封最不靠譜。無險可守不說，四水灌都帶走了太多的氣數。水生财的同時，也洗盡了鋒芒，是以有宋一代，富而不強。這導緻再堅固的城牆，也無法保全朝代的安甯。靖康之恥，成了這個朝代永遠也洗刷不掉的傷疤。
日後的黃河，不僅受困于天災，更要命于人為。在南北相争時期，它還被當成了一個“戰略武器”，被肆意發射。南宋初年，東京留守杜充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李固渡掘開河堤；日後，在蒙古與金、宋的戰争中，蒙古人又接連兩次掘開河堤（第一次在歸德，第二次在開封）。前者為“保家衛國”，後者則是為了打擊南方的有生力量，但不管如何，頻繁的上下搖擺，除了給世界帶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也讓其它河流也是以“背鍋”，成為犧牲品——由于被黃河侵道，身為四渎之一的濟水，今天已然隐匿不見，而淮河，也因為黃河一度在江蘇奪淮入海，直接變成了黃河的一條支流。
這也讓我們今天給黃河加上定語“北方的”，常常心虛氣短，事實上，它也曾是南方的。這種别别扭扭的狀态，一度維持了700餘年，直到同治五年（1855年）六月的一天，随着黃河在河南蘭考銅瓦廂再次決口，漫經豫、魯兩省各州縣，至山東張秋鎮穿運，奪大清河至利津縣入渤海。可以說是生生在人口稠密的繁華之地，完成了由南至北的轉移。此時的清政府由于内憂外患，被太平天國起義弄得焦頭爛額，根本沒有力氣面對黃河又一次的任性。但也正是以，黃河在一夜之間，結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曆史，再次湧入渤海。今天，位于東營市墾利縣境内的黃河入海口，便是在這次改道中形成……
不得不說，黃河的這種脾氣，讓它一次次營造了輝煌，又一次次将輝煌重新覆寫。今天的開封，在中國考古史上就出現了“城摞城”這樣一個奇迹。這也意味着，由于她的淤積、改道，北方的很多城市要一遍遍地從零開始，不像長江，她的徑流量要比黃河大，入海口卻在數千年來沒有太大的變化。這有助于其中下遊地區，出現成規模的城鎮聚落，并有時間發展壯大。等到近代海洋文明興起，位于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更是成為這個國家最耀眼的存在。而在更遙遠的南方，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廣州同樣在對外開放中，成為千年商都。
然而，正像楚國滅亡了，楚聲卻響徹了華夏大地。黃河危急，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黃河大合唱”。
04
大約還是在民國三十年左右，梁實秋從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見黃沙彌漫，黃流滾滾，拍在岸上，其聲凄厲。而且四顧阒無一人，如入蠻荒，不禁哀從中來，頓時憶起梁任公所講的那首古詩，《公無渡河》。
那是源于二十年前，梁啟超受清華學校邀請作演講，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他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裡坐滿了聽衆，随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秃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潇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開場白也極短，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喽！”接着，梁啟超便講了這樣一首古詩，共四句十六字：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這四句十六字，經他一朗誦，再經他一解釋，活畫出一出悲劇，其中有起承轉合，有情節，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
這是一首經典的漢樂府。描述的是一老翁披發提壺，橫渡河流。老翁的妻子在後面制止他，他不聽，終于被河水淹死。
我不知道這個皓發老翁為什麼要渡這條河，妻子的呼喚為何也阻止不了他，但是，從這個狂夫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精神，它和誇父追日、精衛填海一起，構成了中國人文最堅實的底座。這也是為什麼梁任公面對“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但“吾心目中”依舊堅信“有一少年中國在”。我想，這也許也是他喜歡《公無渡河》這四句十六字的原因之所在。
今天，當我從黃河的上遊一路走來，發現無論陝甘，還是豫魯，這些土地上的人民大多質樸，勤勞，極其珍惜自己的小日子，大概是經曆了太多金戈鐵馬的創傷和自然災情引發的饑荒之後，自古都帶有點沉重的苦難感，而中正保守，失之于活潑，但是，這絕不是他們性格中的唯一一面。事實上，與黃河的共處，也讓他們在不斷的災難的鞭策中，永不懈怠，而性格中也被刻入了孔武陽剛、知難而進、團結一緻的因子，以及以不變應萬變的包容力，越是世事維艱，越是噴薄而出。
不如此無以解釋，為什麼北方在無數次的生靈塗炭之後，依舊生生不息；
不如此無以解釋，《大秦帝國》為什麼會稱陝西人為“赳赳老秦”，而黃河流域為什麼會誕生鑿空西域、曾一探黃河源頭的張骞，身為刑餘之人卻寫就《史記》的司馬遷，遠征漠北、封狼居胥的霍去病，大破北匈奴、燕然勒功的窦憲，以及讓金人發出“撼山易，撼嶽家軍難”之歎的民族英雄嶽飛。
他讓我想起了他的老上級宗澤，曾打得金人稱其“宗爺爺”，任東京留守期間，曾二十多次上書高宗趙構，力主還都東京，并制定了收複中原的方略，逝世前，還連喊三聲“渡河！渡河！渡河！”這何嘗不是又一位“狂夫”。
盡管宗澤出生于浙東烏傷（今浙江省義烏市），和梁任公都是南方人，但這是不是可以證明，黃河不僅塑造了北方的面貌和氣質，更因文明的輻射凝聚成了諸多中華兒女的共同情感。她就是我們的共同母親。
斯時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正逐漸取代黃河流域成為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中心，但它們依舊是黃河文明的延續和傳遞。正所謂老兵不死，隻有凋零。
這種知難而進，一直延續至今，在近代的“九一八事變”之後，變得更為清晰。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不抵抗政策面前，依舊有中國軍人扛着大刀，發起了長城抗戰。他們正是西北軍留下的惟一種子，其正式名稱是西北軍手槍隊，因為随身喜歡佩有一把大刀，是以也稱大刀隊。這支大刀隊背着的這種大刀柄上纏着紅綠相間的毛絨與紅布的“冷兵器”，極像武戲中道具，在現代化戰争中，拿着它上戰場無疑是逆潮流之舉。
王火先生在《戰争和人》一書中，曾寫到在南京陷落後淪為漢奸的江懷南以書信“誘拉”在香港當寓公的童霜威，便有這樣一說，“衡諸國力，以中國之積弱與武器之窳敗，與世界強國之日本較量，實不啻螳臂當車。”但是，再怎麼是“螳臂當車”，他們也要揮舞着大刀片子擋上一番，保衛長城，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
同理，不如此也無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民的抗日軍隊——八路軍，會在共産黨的上司下，于晉冀魯豫蓬勃生長，而延安亦成為了革命聖地。更重要的是，它和西安乃至整個陝西，都成了日軍不曾攻下的堡壘。
面對中國這個前朝古都所在地，以及革命聖地，日軍不是不想，而是無法做到。從1938年3月起至1939年底，日寇第一軍曾多次派兵進攻陝甘甯邊區府谷至宜川段的黃河防線，但是屢屢無功而返。
除了黃河本身的險要，“河西山岡萬丈高，”讓日軍很難選擇合适的渡口，還有就是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尤其八路軍主力在晉察冀、太行山等地區的活躍，嚴重威脅着日軍後方——一如《黃河大合唱》中所頌，“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裡，遊擊健兒逞英豪”——讓它實在難以騰出精力在正面戰場發起大規模作戰。
多年後，李宗仁曾在回憶錄中感歎，如果日軍選擇進攻山西，再由山西渡黃河占領陝北，進而從陝北南下進攻關中、漢中，繼而進攻四川，那麼後果将不堪設想。事實也是如此，日軍就曾設想，在奪取陝西之後，再由陝攻川，對當時中國的西南大後方形成東、北兩面包夾之勢。如果真的一語成谶，不要說延安難保，重慶也同樣岌岌可危。
但幸運的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黃河哺育并錘煉了她的子民，而她的子民也讓她，成為了這個國家打不斷沖不垮的脊梁。
甚至，她那一度讓人膽戰心驚的咆哮，也在抱有必勝的中國人心目中，變成了一次次擂響天際的戰鼓，也是發出的英勇戰鬥的警報。
當你聽：松花江在呼号；黑龍江在呼号；珠江發出了英勇的叫嘯；揚子江上燃遍了抗日的烽火……最終赢得勝利的，一定是我們！
同樣也是多年後，我在濟南上大學的第一年，學校舉辦歌詠比賽。我們這群來自梁實秋任教過的大學的學弟學妹，心靈感應似的，選擇了《黃河大合唱》作為自己的參賽曲目。此時的中國，和平安康，國力正蒸蒸日上，讓人不禁生出今夕何夕之感。隻是，國家越富強，我們越不能忘卻曆史，越要居安思危。
因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總是洶湧的人生暗流，讓人倍受困擾的疫情，以及由各種沖突所造就的社會分裂和逆全球化……江頭未識風波惡，别有人間行路難。這些不斷出現在追求幸福和自由路上的險阻，還是提醒我們，在享受花前柳畔的浪漫、體味生活美好的同時，也要擁黃河的濤聲入懷，讓它不斷地沖刷自己的靈魂，并激勵自己，去踏着她那不息的鼓點，像狂夫那樣渡過有形之河，像司馬光那樣渡過漫長的曆史之河，像梁任公那樣渡過老弱之河，也像無數英勇的人民那樣渡過苦難之河。
世界再怎麼兵荒馬亂，有了她，我們總能抵禦這歲月漫長。
05
現在，不妨讓我們張開思緒的風帆，從黃河的源頭順流而下，看她如何從涓涓細流變成一條粗壯的巨龍；聽船工的号子，又如何在浪尖上跌宕；再掬一捧浪水，看裡面沉澱千年的痛苦和歡樂，轉過頭，卻見三門峽已是高峽出平湖。
對黃河來說，1957年無疑是值得标記的一年。這一年的初春，位于三門峽峽谷中的三門峽水庫開始動工。這是黃河上的第一個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它的建成，讓“三門天險”就此消失，但也意味着黃河在紮陵湖和鄂陵湖這對姐妹花中洗刷了自己的疲憊和風塵之後，又有了一次暫緩腳步的機會。它的本意，是為了降低黃河的流速，束縛住黃河那狂放不羁的心。
不得不說，在闖過了幽暗的曆史三峽，渡過了風雨如晦的發展險灘，今天的“渡河”，不再隻是由此及彼，而恰如渡人渡己一樣，更多地展現在：如何讓這條巨龍變成一條風調雨順的龍，如何讓我們的母親河真正變成人民的一條幸福河。
這是一場關乎中華民族未來的百年大計。洛陽城的興廢，背後揮動的正是黃河這條有形的手。它如果想要擁有未來，也需向黃河讨說法。
中國的曆史上，也有不少能人志士，不斷投身到這場“大渡河”中。前有大禹，後有林則徐。前者為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據說三門峽的三門，正是他使神斧所劈成，以供洩洪。而伊洛，伊洛，将伊水放在洛水之前，據說也是按照他治水的先後。今天，伊水在洛陽南邊的龍門山中間流過，也是因為大禹，将原是一體的龍門分成了東西二山。
後者不說，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位虎門銷煙的欽差大人還是一位治水之能手。整個大清朝，在靳輔、陳潢之後，善言水利者不多，這也是黃河在同治年間大規模改道的又一原因，但好歹，還有林則徐。為母守喪期間，他曾身穿素服，出現在決口的高家堰上。任東河河道總督後，繪全河形勢于壁，孰險孰夷，一覽無餘。即使在流放新疆伊犁一途中，遇開封祥符的黃河大決口，他也抛棄個人恩怨，以戴罪之身，親往一線督導，夜以繼日，甚至和民工一起挑擔挖土，終于将大水圍城的開封搶救出來。雖然這不能改變其于決口合龍之後，依舊得流戍伊犁的命運，但是也正是在繼續西行的路程中，他寫下了這樣脍炙人口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黃河的哺育和肆虐，塑造了中國人知恩圖報以及知難而進的品格，但與此同時，面對她的态度，也成了衡量一個知識分子是否具有家國情懷，是否重道義、勇擔當，而一個國家是否視民如傷，是否真正清明、強大的準繩，或标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如新朝王莽之敗，既敗在其超前的改制，更敗在其面對黃河第二次改道，為了不讓自己在元城的祖墳受到威脅，對決口毫不作為，任憑水患近六十年之久。災民遂不斷擴大，最後彙集而成了一支大軍——赤眉軍。其席卷大半個中國，沉重打擊了王莽的統治。後來，有人把新這個短命的王朝，稱之為“被黃河沖毀的王朝”。
黃河清，聖人出。但今天的中國，之是以能成其為大國，也因為其把人民的幸福放在了第一位。治理黃河遂成了我們立國的應有之義。當新中國的情懷和責任，撞上了黃河的咆哮，便奏響了澎湃二重唱。
以前，生産力低下，讓我們面對自然，難免會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狂夫，但是在今天，我們需要成為有勇有謀有大胸懷大格局的鬥士。
可以說，三門峽水庫的建設正是我們對改造黃河的新一輪宣誓。但問題是，和大禹選擇“疏”不同，這種大手筆的“堵”，雖然讓黃河中下遊降低了風險，但卻擡高了上遊渭河的水位。曾有一度，因渭河的水無法及時排出，而造成大片良田被侵淹。渭河下遊的渭南，因洪水、渭河尾闾遷移和土地鹽漬化也導緻了一批新移民。日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三門峽大壩壩體上開出兩道中孔，将庫區淤積的泥沙排出，但這又意味着，水庫的庫容隻能達到原設計庫容的一半多一點，下遊的防汛等級并沒有提高多少，最後，國家又一次拍闆，再建小浪底。經過聯合排程，基本上讓黃河中下遊洪患這個困擾着中國人民幾千年的心腹之痛，一朝解決。但它提醒了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以鄰為壑，顧頭不顧腚，小至一個家庭，大到一條黃河，再大到全球，它們的每個部分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牽一發動全身。在後來的世界氣候大會中，也是中國首次提出了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概念。
【小浪底工程|來自網絡】
黃河的生态維護，也自然需要上下關聯。需要各地區和民族的共同努力。換句話說，就是上遊注重水源涵養，中遊通過退耕還林、整治泥沙實作水土保持，至于下遊，則要提升對三角洲濕地的保護力度。隻有上中下形成合力，才能治标亦治本。
當黃河的生态逐漸變穩定，而入海口不再随意更替，黃河流域中的城市才不會一遍遍地被重新整理，從零開始，而是擁有了進一步發展壯大的可能。這也意味着，我們不僅可以重新找回農業定居時期的光輝，像浔陽江頭琵琶婦，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還能壯士高歌，躍進到先進的現代工業文明。
今天的西安，古道熱腸之下，是硬科技的興風作浪。而洛陽的澗西，更成了一批企業的紮堆地，像生産過“東方紅”的一拖，正是源于這裡，而從“嫦娥”飛天到“蛟龍”潛海，從盾構鑽地到軍艦遨遊，“天眼”探空，“墨子”通信，“玉兔”登月，C919展翅，“複興号”飛馳……這些大國重器，也無不打上了澗西的烙印。至于新起的鄭州，更是成為了全國知名的“鄭中心”；下遊的濟南，同樣得益于黃河打北而東流，既保證了城區的泉水噴湧——2016年，濟南摘得全國首個水生态文明城市桂冠，濟南黃河功不可沒——更重要的是，随着近代的津浦鐵路、膠濟鐵路，到當下的京滬高鐵、濟青高鐵以及石濟客專等穿城而過，濟南這個四省通衢之地，又一次成為了水陸交通之樞紐。伴随着黃河之水天上來，則是四處進發的列車如流水一樣，呼嘯而去。
【濟南黃河泺口浮橋|來自網絡】
這些城市不僅各自精彩，讓人更興奮的，則是它們可以通過互相交流，實作産業上的協同，建構你追我趕并互相配合的産業生态。今天的中國，城市競争正從你死我活的單挑變成了攜手共赢的競合，正如長江流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雲南、貴州等11省市，依托長江黃金水道這“一軸”，發揮上海、武漢、重慶的核心作用，做大長江三角洲、長江中遊和成渝三個城市群。不得不說，随着長江沿線諸多城市崛起，以及科創産業布局，長江這個一度被沿海冷落的黃金航線，将再次躍動未來。我們可以利用它這條免費的“傳送帶”，将這條線上布局的通信、手機、顯示屏、半導體、內建電路、新能源汽車等産業，輸送出海征服全球。這對黃河來說，無疑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今天的長江，正在深情地呼喚黃河。
中國需要黃河的再崛起。這不僅是對曆史回聲的熱烈響應，是對我們精神原鄉的朝花夕拾，更因為她有這個能力，在充當連接配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和渤海的天然生态廊道，也是事關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安全屏障的同時，成為現代經濟的新走廊，為祖國的發展注入新動能。
當上遊的山脈構成了堅毅的骨骼，無數的支流交織成了密集的血管；而周邊的森林，以及以黃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平原為主要載體的糧食主産區，和以山西、鄂爾多斯盆地為主的能源富集區，被串聯在了一起，生成了豐盈的肉身與蒼翠的鱗片，與此同時，西安、鄭州、洛陽、濟甯、聊城、濟南、營口等一系列沿黃城市，在新時代加速前進，以挺直她的腰身，黃河這條巨龍，從天上來，又終究歸于天上去。
而我們的腳步，也将随着她的騰飛，更至遠闊。
此文首發齊魯壹點，為“青未了散文獎”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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