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知道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著名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曾受邀來到中國進行通路和學術交流。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的學術圈子内飄蕩着諸多如“生如夏花之燦爛”般的泰戈爾絕美詩句，很多人都稱“這是中印文化新世紀的新交流”。
但為人不知的是，陳獨秀先生也曾是泰戈爾的仰慕者，但更為人所不知的是，陳獨秀先生與泰戈爾，在此次訪華中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但交流的結果并不如人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推崇之至</h1>
泰戈爾在1861年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當時的泰戈爾是整個家庭中年紀最小的孩子，是以自他一出生就受到全家人的寵愛和呵護。自小無憂無慮成長的泰戈爾并沒有是以就沉醉在自家的溫暖中，反而他清醒地看到了當時的印度，在西方列強的殖民掠奪下，岌岌可危、群眾離散的冰冷現實。
懷着對于殖民主義的仇恨和對于祖國的熱愛，泰戈爾漸漸地發現自己可以将心中的一切都通過筆觸來表達，就這樣，在他十三歲的時候就創作出了自己的長詩，并獲得了師長們的一緻認可。
1919年，年五十八歲的泰戈爾憑借《吉檀迦利》一書斬獲了印度乃至整個亞洲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堪稱整個亞洲青年人的偶像和楷模。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人，對于家國也有着深刻的了解，更令人感慨的是泰戈爾多次在國際上幫中國說話。
泰戈爾在英國留學期間，就曾在公衆場合痛斥英國政府對于印度的殖民侵略和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及戰争；出訪日本期間，泰戈爾也直言日本人的侵略行徑是罪惡和非正義的。是以當時我國許多人都對泰戈爾推崇之至，陳獨秀先生也是如此。
陳獨秀自日本傳回國内後，親手創辦了《青年雜志》，陳獨秀親自在雜志上翻譯、刊登了泰戈爾《吉檀迦利》的兩首詩，以此來表達自己對他的推崇與敬重。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二、反目為敵</h1>
1924年，當時在我國梁啟超、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的極力邀請下，泰戈爾決定來訪中國，一探這個神秘國度的威嚴與榮光。林徽因、徐志摩等人經過一系列安排後，泰戈爾終于啟程來華。
泰戈爾到華後，在衆人的安排下來到上海、南京、濟南等多地遊玩，并參觀了國内的許多名勝古迹和高校。在此期間，泰戈爾也在高校内宣講詩學，暢談古中國和古印度的文明成果，對于東方文明也進行了詳盡的闡述。
作為昔日泰戈爾的仰慕者，陳獨秀自然也見到了泰戈爾，并且兩人進行了深入的交談。兩人進行深入交流，這在當時，稱得上是一件令文壇和思想者為之稱道的事情。但兩人的交流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陳獨秀在與泰戈爾會面結束後，于公衆場合破口大罵說泰戈爾是“人妖”，令人大為驚異。泰戈爾也對此次會面的過程和結果保持緘默，這成了他訪華過程中的最大不愉快。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三、些許思慮</h1>
自然，陳獨秀口中的說泰戈爾是“人妖”，此人妖非彼人妖，并不是某個東南亞小國内的變性人。陳獨秀先生之是以與泰戈爾反目成仇，筆者在這裡确實有些許思慮：
當時陳獨秀先生主張我國思想界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更為先進的制度體系和全新思想，着力破除舊中國的陳舊思想。陳獨秀先生此前所說的“十年不談政治”的說法，也因為國家危亡而主動破戒。
反觀泰戈爾，他始終沉醉于東方文明的深厚成果中，以文明為導向、以文化為起點。與純粹的文化中遨遊的泰戈爾，絲毫沒有沾染政治和思想元素。如此來說，當單純的文化學者，遇到一個急于尋求救國之路的“狂徒”時，兩人已經不再是當初仰慕者與被仰慕者的關系了。
泰戈爾在訪華期間一直宣傳“東方文明對于西方文明的優越性”，與此時陳獨秀先生想要極力宣揚的破除舊思想、舊文化已然發生了沖突。是以，在陳獨秀的眼中，泰戈爾來華的宣講打破了自己此前的布局，簡直是在“作妖”。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結語：</h1>
對于陳獨秀和泰戈爾兩人的交鋒，其實更應該辯證地來看待。不可否認，兩人都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一方是對于古老文明的挖掘與推崇，一方則是為了救國救民而必須要進行的破除舊文化、舊思想，其實兩人都無畏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