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青”的柴米油鹽：1930年滬上進步文人志士經濟生活一瞥

文│碧水

“南社”合影

滬上報刊界一向為進步文士聚集之地，包天笑（1876-1973）：“辛亥革命時期的《太平洋報》，幾乎全部是南社中人。”維新黨人、同盟會員、國共兩黨高幹亦多出文化界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鄒容、陳獨秀、陳布雷、戴季陶、陳公博、于右任、吳稚晖、葉楚伧、邵力子、喬冠華、楊剛、胡愈之、宦鄉……革命文學多緣于對黑暗現實的不滿，是以也總是革命的起點。

赤士多貧

1915年9月《新青年》雜志創刊，乃上海群益書社陳子沛、陳子壽兄弟接受陳獨秀的策劃，由陳接手承辦雜志發行，每月支付編輯費、稿費200大洋。後因與群益書社發生沖突，陳獨秀也積累一定經濟基礎，1920年9月《新青年》八卷一号起，由陳獨秀獨資經營。

創造社成員李初梨（1900-1994），1928年入黨，1929年11月任上海閘北區委宣傳部長，半年後調江蘇省委宣傳部秘書，他記述——

黨組織是不給津貼的，到了區委每月給五元錢，根本不夠用，隻好住亭子間、竈披間，穿得也破破爛爛的。到省委工作後，每月發18元錢，辦公室一般僞裝成商号當時，中央機關一般是獨門房子。我們到省委開會大多穿長衫。

1929年6月，國共合作期間送赴蘇聯的留俄生開始回國，國民政府刊布廣告，以月薪200銀洋召募他們向國府報到。谷正倫（1889-1953）、谷正綱（1902-1993）兄弟就是此時進入國民黨中樞；1929年11月回國的張如心（1908-1976），不願為國府服務，回滬後住棚戶、當碼頭搬運工，甚至吃不上飯，過了一年艱苦生活，1930年才與黨接上關系，1931年6月入黨，8月參加紅軍。

周揚（1908-1989）晚年憶述：“那時候（按：抗戰前在上海）我的生活沒有着落。我雖然是個職業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費，黨并沒有給我錢。”周揚号稱周瑜後裔，然家道衰落，發妻吳淑媛（1908-1942）家為當地大戶，周揚在上海搞革命，全靠嶽父家經濟後援。

1934年暑假，周揚愛上光華大學女生蘇靈揚（1914-1989），将發妻送回老家湖南益陽，同時也斷了嶽家接濟。

1936年蘇靈揚臨盆，陣痛難忍，周揚身無分文，沒法送醫院，急得團團轉。其女周密（1936-）在《懷念爸爸》一文中記述：

最後從鄭振铎伯伯處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間不滿十平方米、整日不見亮光的亭子間裡。有了我，您和媽媽的生活更加拮據了。不得不設法掙點稿費來糊口度日，列夫·托爾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譯本，就是在那種境況下問世的。

直到《安娜·卡列尼娜》中譯本得到大約800元稿酬，周揚經濟狀況才有所好轉。

1954年周揚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赴蘇聯出席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右起：周揚、丁玲、老舍。

1933年5月，于伶（1907-1997）、王季愚（1908-1981）夫婦租住上海亭子間，于伶擔任中國左翼劇聯組織部長，整天奔波在外。夫婦倆無職業無固定收入，經常吃上頓愁下頓王季愚在家翻譯一些蘇俄短篇文藝作品，寫一些小小說，向《大美報》等副刊投稿；于伶也寫一些影評掙稿費，以養家糊口：王季愚為商務印書館标點《二十四史》，每萬字僅得酬四角。夏衍有時上門找于伶談工作，發現他們還沒吃飯，走時留下幾毛錢，讓王季愚買一碗陽春面充饑。天冷了，夏衍從家裡拿來妻子衣服給王季愚禦寒。陽翰笙也不時給予一點補貼。

這一時期，于伶撰寫影評換稿費，千字二進制，就算很高了。一天下午，于伶上白薇（1893-1987）住處叫窗。正在寫作的白薇推窗一看，于伶讓她扔二角錢下來，說是借錢去看電影，電影快開場了，他沒時間上樓白薇抱怨：沒錢看什麼電影？于伶說：正因為沒錢，看了電影才有錢！白薇掏出兩毛錢，順手舊報紙一包扔下，于伶接錢後頭也不回奔出。電影散場，他到附近一家小面館，邊吃邊寫，既解決晚飯也寫完影評，然後直接跑到報館，稿子丢進信箱。江蘇省委大破壞時期，于伶、王季愚先後上中國中學、正風中學代課，收入相對穩定，方能四處搬家，以避抓捕。

蕭軍、蕭紅

1934年11月初，蕭軍（1907-1988）、蕭紅（1911-1942）揣着朋友給的四元錢搭船赴滬，等搬入九元月租的亭子間，二蕭手裡已不足十元，買了一袋面粉、一隻炭爐與一些木炭，以及幾副碗筷、鹽醋，食油已經買不起。每天白水煮面片，外加幾個銅闆的菠菜青菜。

一天，朋友張梅林來看他們，蕭紅留他吃飯，梅林甚感不忍，因為那袋面粉在漸漸癟下去。因須複寫蕭軍小說《八月的鄉村》，囊中空盡的蕭紅隻得當出一件舊毛衣，僅押七角，坐車就不能買紙，買紙就不能坐車。蕭軍走到北四川路内山書店，購回日産美濃複寫紙，皮鞋不跟腳，走得腳後跟又紅又腫。1935年3月1日《文學》雜志第四卷第三号刊出蕭軍第一篇小說《職業》，稿費38元，算是将二蕭從窘迫中撈救上來。

彭家煌（1898-1933），1919年畢業于長沙省立一師，1925年入商務印書館，助編《婦女雜志》《教育雜志》《民铎》等雜志，月薪40元。1930年3月，加入“左聯”，同時參加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紅旗日報》助編及通訊員。1931年被捕出獄後，到甯波教中學，一面教書一面搞宣傳。有了職業，收入穩定，就算經濟脫閑甩窮了。

偶有例外

夏衍

1928-1934年，夏衍搞日文翻譯，“譯稿費大概是每千字二進制，我每天譯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這樣，在文藝界的窮朋友中，我不自覺地成了‘富戶’。”這一時期，夏衍共有500萬字譯著問世。

夏衍還有編劇顧問的“車馬費”、電影劇本編劇費，月收入至少200元。夏衍1924年入國民黨、1927年5月入共産黨（無候補期），文化界的職業革命家，但——

我的生活靠稿費、版稅，除了皖南事變後中央要我從桂林撤退到香港，組織上給我買了飛機票，以及1946年恩來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組織上給了我一筆旅費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賣文為生。

1950年代初評職級，人事幹部問他供給制時每月領幾斤小米，夏衍說從來不吃小米，更沒領過，那位人事幹部一臉惶惑。華東局與上海市委根據夏衍的黨齡與職務，評了個“兵團級”，但書生從政的他“還是不懂得兵團級是怎樣一個職位”。

陽翰笙與周恩來、郭沫若的合影

1928-1935年，陽翰笙（1902-1993）稿費加編劇費，每月收入200元。1935年春被捕，10月由柳亞子、蔡元培保釋出獄，仍靠稿費與編輯《新民報》“新園地”副刊為生，月得百餘元。1929年，魯迅推薦柔石編輯《語絲》周刊。柔石的小說《二月》《舊時代之死》亦由魯迅作序和校訂出版，20％的版稅，月收入80-100元。

1933年，僅國中學曆的徐懋庸（1910-1977）翻譯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上海華通書局接受，預付版稅60元，鞏固了這位文學青年挺進上海文壇的決心。徐懋庸記述：

我在1933-1937年期間，雖然沒有職業，但稿費和版稅的收入，對一個“左翼作家”來說，還是不少的，平均每月有150元左右。除給父母每月寄30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陸續出生的三個兒女，生活倒過得不拮據，還可以對個别“左聯”的同志津貼一些。

1932年法國人在滬創辦哈瓦斯通訊社，聘胡愈之（1896-1986）為中文部編譯，每天實際工作兩小時，因所編譯的中外新聞有銷路，次年月薪漲至350元，真正“土豪”級。1933年9月，胡愈之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

1935年夏，去國六年的冼星海回國，一時找不到職業，隻能吃老母親的飯。後招了幾個學提琴的學生，暫時解決生計很快因其作曲的《戰歌》銷路很好，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與他訂聘，月薪百元，雖說不算低，但冼星海感覺不平，因為有的人水準很差，薪金卻高他八倍。不久，冼星海憤而辭職。看來，生計問題還不至于讓冼星海為五鬥米折腰。

金錢與革命

“左聯”紀念館

王明集團上台後，利用生活費控制上海黨組織。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們對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見”的上海基層組織，就采取這一招。劉曉（1908-1988），時任江蘇省委秘書長，明确記述道：

我曾奉命到滬西區委去談判，要區委的同志不要反對省委，否則就不發給生活費。這些同志當時沒有公開職業，沒有任何收入，為生活所迫，他們不得不服從省委，進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黨組織。

1930年1月，留蘇歸來的朱瑞（1905-1948）在上海街頭遇到兩個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得知這兩個同學均已“消極”（按：不再參與革命活動），“現漂流上海，以寫文稿費度日。我們會見時已二三日不食，餓得面蠟黃，仍在等他寫作之《墨子問題研究》的稿費以解決食住問題。”回國時領得六七百元路費，“為争取他（怕他們可能賣我），給了他們一些錢，結以感情。”

1934年，省立文登第七鄉師畢業生谷牧（1914-2009），執教海陽縣駕馬溝村小，曾回憶“當時我的工資每月18塊大洋，自己吃飯零用五六塊錢就夠了，還可以為黨組織提供些許資助。”東京的“左聯”青年作家不少也依靠國内稿費生存。1934年中國法币一進制可換兩塊日元，日本生活指數較低，東京每月最低夥食費12元，最低房租3元每間。窮學生每月20元法币就可維持。加上赴日毋須辦理任何手續，東渡國人過萬（一半東北籍），絕大多數為文化人。有的“左聯”青年作家，全靠《申報》稿費生活，每月能發四篇文章就很好了。陳子谷記述，“每篇以一千字計，則每月也隻能拿到十二進制，這已是很難得的了”。

亭子間作家

賈植芳

賈植芳（1915-2008）曾是亭子間作家，他說過：

沒有住過上海亭子間，怎麼可能成為藝術家？三十年代的時候，我和黃永玉都住在亭子間裡，開葷的日子就是吃碗陽春面，上面漂着幾滴豬油花。那會兒，唉，黃永玉穿的西裝褲子上哪裡去燙啊，還不就是折了一條線，壓在枕頭底下，睡覺的時候把它壓一壓到關鍵的時刻，才舍得拿出來穿啊。……上海的亭子間，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

1933年，廣東女師學生草明（1913-2002）因“紅”暴露身份，上了通緝黑名單，逃亡到上海，加入“左聯”——

我們這些年輕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都找不到職業，生活是很艱苦的，稿費也很低，僅夠維持最低的生活有時實在吃不上飯，魯迅先生和左聯的一些同志熱情地從他們有限的生活費用中勻出一小部分來接濟。我住在租界裡房金最便宜的亭子間裡埋頭寫作。

1934年，女詩人關露（1907-1982）擔任“左聯”上司人任白戈與徐懋庸的交通，住亭子間，穿着雖然摩登，生活卻很困難，沒有職業，寫詩換不了多少稿費，有時連吃飯的錢也沒有，據說靠妹妹接濟才得以維持。

一些住亭子間的“左聯”文學青年，早餐三分錢，一碗豆漿、一個飯團包油條（加點白糖，即糍飯團）；中餐七分，小飯館的米飯豆腐、豬肝菠菜湯；晚餐四-五分，喝粥，一碟小菜，每天不到二角，每月夥食費五至六元（合2003年150-180元人民币），是最低生活水準的城市貧民。

馬甯在閩西裡留影

首批“左聯”青年作家馬甯（1909-2001），閩西龍岩人，先後入學上海大學、新華藝術大學、南國藝術學院。1930年初從閩西蘇區折回上海，貧病交加，找不到能借生活費的朋友。最後總算借到一塊光洋，兌成銅元，先買好可用一周的煤油，其餘18個銅元一包，即每天生活費隻有18個銅元——16個銅元買一斤機制面條（上下午各吃半斤）、一個銅元早上買一壺開水、一個銅元買蔥蒜配料，然後悶頭寫小說。他自我打氣：

我暗地裡思忖……成千上萬的革命志士鮮血澆過的上海土地上，肯定有我自己的同志，隻要我敢于面對現實，以戰士的姿态出現，一定會有人伸手拉我一把的。

他1月18日動筆，24日還未完成小說《鐵戀》，此時隻剩下兩包銅元了，如果26日早晨取不到稿費，就要斷炊。于是，他向南強書局發出求救信，介紹《鐵戀》故事梗概，保證25日下午送上稿件，請求26日上午支付稿費。25日早上，接到南強書局編輯部回信：“我們願意接納你的新作，同意你提出的條件。”馬甯一氣寫完最後一頁，隻留下明天早上買開水的最後一個銅元，下午步行送出稿件。

是夜，21歲的馬甯因肚子咕咕叫得厲害無法入睡，一早喝了幾杯“白茶”，直奔向北四川路公益坊38号。剛急匆匆走進編輯部後門，書局經理王心民正在水龍頭邊洗臉，看到馬甯這副狼狽相，已知道來者，拉他進客廳入座。第一句話：“大作我還沒有拜讀。”馬甯一聽，差點暈倒！王心民接着說：“可是編輯部同人決定要你這部稿子”然後打開保險櫃，點出九張十元面額：“你簽個出賣版權的收據。這裡一共是九十塊錢。你知道，現在名作家的作品，最多也是一千字三塊錢。”看看馬甯實在太瘦，又聽他窘言：“我這個作品是餓出來的。”王心民又從保險櫃取出三十塊：“這算是很優待了。”

馬甯想見決定采用其稿的編輯，王心民攔擋：“不忙不忙，他們昨晚研究你的稿子，睡遲了。我勸你還是先去飽餐一頓吧。你前天的信不是說過，今天隻剩下一個銅元喝‘白茶’的嗎？”捏着120元稿費，那個感動那個感激，尤其對大恩大德的那位編輯：“有朝一日相見，我一定要狠狠地擁抱你！我的救命恩人，沒有你，我今天可活不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即馮铿（“左聯”五烈士之一）。同年，馬甯入黨。

1932年，陳白塵（1908-1994）回淮陰老家鬧紅，秋天被捕，次年解送鎮江，判刑五年。1933-1934年，他在獄中寫下50多萬字的作品，取材大多為控訴黑牢生活，以兩塊大洋就買通看守，秘密寄往獄外，陸續發表于左翼刊物。獨幕劇《虞姬》發表于《文學》（1933年第1卷第3期），得稿費50元，獄犯十分紅眼，陳白塵惴惴不安，不得已用此款去買“外役”（牢内較自由的義務勞動），将錢花在獄中，别人也就不怎麼眼紅了。

1935年3月中旬，系獄兩年半的陳白塵出走蘇州檢討院，上海《文學》雜志主編傅東華答應每期用他兩篇稿子，以支援其生活。“這可大出我的意料：原本一篇稿子的稿費就可以維持我兩個月的生活了于是我便有了信心，做一名所謂的‘亭子間作家’。”

翻譯名家梁實秋翻譯莎劇，不按字數，一個劇本1000元。卞之琳這樣大學剛畢業的毛頭小夥，隻能拿最低級的譯酬——五元/千字，也已是其時上海最進階的譯酬。卞之琳晚年對此仍記憶清晰。

無論如何，經濟乃一切的基礎。無論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1930年代的稿費都不算低，此為“文青”們得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學，關注一下作家經濟狀況，既必要亦有趣，還能從中“體味人生”，拓增收獲。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