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青”的柴米油盐：1930年沪上进步文人志士经济生活一瞥

文│碧水

“南社”合影

沪上报刊界一向为进步文士聚集之地，包天笑（1876-1973）：“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维新党人、同盟会员、国共两党高干亦多出文化界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独秀、陈布雷、戴季陶、陈公博、于右任、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乔冠华、杨刚、胡愈之、宦乡……革命文学多缘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因此也总是革命的起点。

赤士多贫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乃上海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接受陈独秀的策划，由陈接手承办杂志发行，每月支付编辑费、稿费200大洋。后因与群益书社发生矛盾，陈独秀也积累一定经济基础，1920年9月《新青年》八卷一号起，由陈独秀独资经营。

创造社成员李初梨（1900-1994），1928年入党，1929年11月任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半年后调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他记述——

党组织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五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披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我们到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1929年6月，国共合作期间送赴苏联的留俄生开始回国，国民政府刊布广告，以月薪200银洋召募他们向国府报到。谷正伦（1889-1953）、谷正纲（1902-1993）兄弟就是此时进入国民党中枢；1929年11月回国的张如心（1908-1976），不愿为国府服务，回沪后住棚户、当码头搬运工，甚至吃不上饭，过了一年艰苦生活，1930年才与党接上关系，1931年6月入党，8月参加红军。

周扬（1908-1989）晚年忆述：“那时候（按：抗战前在上海）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周扬号称周瑜后裔，然家道衰落，发妻吴淑媛（1908-1942）家为当地大户，周扬在上海搞革命，全靠岳父家经济后援。

1934年暑假，周扬爱上光华大学女生苏灵扬（1914-1989），将发妻送回老家湖南益阳，同时也断了岳家接济。

1936年苏灵扬临盆，阵痛难忍，周扬身无分文，没法送医院，急得团团转。其女周密（1936-）在《怀念爸爸》一文中记述：

最后从郑振铎伯伯处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间不满十平方米、整日不见亮光的亭子间里。有了我，您和妈妈的生活更加拮据了。不得不设法挣点稿费来糊口度日，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问世的。

直到《安娜·卡列尼娜》中译本得到大约800元稿酬，周扬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

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右起：周扬、丁玲、老舍。

1933年5月，于伶（1907-1997）、王季愚（1908-1981）夫妇租住上海亭子间，于伶担任中国左翼剧联组织部长，整天奔波在外。夫妇俩无职业无固定收入，经常吃上顿愁下顿王季愚在家翻译一些苏俄短篇文艺作品，写一些小小说，向《大美报》等副刊投稿；于伶也写一些影评挣稿费，以养家糊口：王季愚为商务印书馆标点《二十四史》，每万字仅得酬四角。夏衍有时上门找于伶谈工作，发现他们还没吃饭，走时留下几毛钱，让王季愚买一碗阳春面充饥。天冷了，夏衍从家里拿来妻子衣服给王季愚御寒。阳翰笙也不时给予一点补贴。

这一时期，于伶撰写影评换稿费，千字二元，就算很高了。一天下午，于伶上白薇（1893-1987）住处叫窗。正在写作的白薇推窗一看，于伶让她扔二角钱下来，说是借钱去看电影，电影快开场了，他没时间上楼白薇抱怨：没钱看什么电影？于伶说：正因为没钱，看了电影才有钱！白薇掏出两毛钱，顺手旧报纸一包扔下，于伶接钱后头也不回奔出。电影散场，他到附近一家小面馆，边吃边写，既解决晚饭也写完影评，然后直接跑到报馆，稿子丢进信箱。江苏省委大破坏时期，于伶、王季愚先后上中国中学、正风中学代课，收入相对稳定，方能四处搬家，以避抓捕。

萧军、萧红

1934年11月初，萧军（1907-1988）、萧红（1911-1942）揣着朋友给的四元钱搭船赴沪，等搬入九元月租的亭子间，二萧手里已不足十元，买了一袋面粉、一只炭炉与一些木炭，以及几副碗筷、盐醋，食油已经买不起。每天白水煮面片，外加几个铜板的菠菜青菜。

一天，朋友张梅林来看他们，萧红留他吃饭，梅林甚感不忍，因为那袋面粉在渐渐瘪下去。因须复写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囊中空尽的萧红只得当出一件旧毛衣，仅押七角，坐车就不能买纸，买纸就不能坐车。萧军走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购回日产美浓复写纸，皮鞋不跟脚，走得脚后跟又红又肿。1935年3月1日《文学》杂志第四卷第三号刊出萧军第一篇小说《职业》，稿费38元，算是将二萧从窘迫中捞救上来。

彭家煌（1898-1933），1919年毕业于长沙省立一师，1925年入商务印书馆，助编《妇女杂志》《教育杂志》《民铎》等杂志，月薪40元。1930年3月，加入“左联”，同时参加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红旗日报》助编及通讯员。1931年被捕出狱后，到宁波教中学，一面教书一面搞宣传。有了职业，收入稳定，就算经济脱闲甩穷了。

偶有例外

夏衍

1928-1934年，夏衍搞日文翻译，“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这一时期，夏衍共有500万字译著问世。

夏衍还有编剧顾问的“车马费”、电影剧本编剧费，月收入至少200元。夏衍1924年入国民党、1927年5月入共产党（无候补期），文化界的职业革命家，但——

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

1950年代初评职级，人事干部问他供给制时每月领几斤小米，夏衍说从来不吃小米，更没领过，那位人事干部一脸惶惑。华东局与上海市委根据夏衍的党龄与职务，评了个“兵团级”，但书生从政的他“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

阳翰笙与周恩来、郭沫若的合影

1928-1935年，阳翰笙（1902-1993）稿费加编剧费，每月收入200元。1935年春被捕，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保释出狱，仍靠稿费与编辑《新民报》“新园地”副刊为生，月得百余元。1929年，鲁迅推荐柔石编辑《语丝》周刊。柔石的小说《二月》《旧时代之死》亦由鲁迅作序和校订出版，20％的版税，月收入80-100元。

1933年，仅初中学历的徐懋庸（1910-1977）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上海华通书局接受，预付版税60元，巩固了这位文学青年挺进上海文坛的决心。徐懋庸记述：

我在1933-1937年期间，虽然没有职业，但稿费和版税的收入，对一个“左翼作家”来说，还是不少的，平均每月有150元左右。除给父母每月寄30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女，生活倒过得不拮据，还可以对个别“左联”的同志津贴一些。

1932年法国人在沪创办哈瓦斯通讯社，聘胡愈之（1896-1986）为中文部编译，每天实际工作两小时，因所编译的中外新闻有销路，次年月薪涨至350元，真正“土豪”级。1933年9月，胡愈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夏，去国六年的冼星海回国，一时找不到职业，只能吃老母亲的饭。后招了几个学提琴的学生，暂时解决生计很快因其作曲的《战歌》销路很好，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与他订聘，月薪百元，虽说不算低，但冼星海感觉不平，因为有的人水平很差，薪金却高他八倍。不久，冼星海愤而辞职。看来，生计问题还不至于让冼星海为五斗米折腰。

金钱与革命

“左联”纪念馆

王明集团上台后，利用生活费控制上海党组织。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的上海基层组织，就采取这一招。刘晓（1908-1988），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明确记述道：

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

1930年1月，留苏归来的朱瑞（1905-1948）在上海街头遇到两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得知这两个同学均已“消极”（按：不再参与革命活动），“现漂流上海，以写文稿费度日。我们会见时已二三日不食，饿得面蜡黄，仍在等他写作之《墨子问题研究》的稿费以解决食住问题。”回国时领得六七百元路费，“为争取他（怕他们可能卖我），给了他们一些钱，结以感情。”

1934年，省立文登第七乡师毕业生谷牧（1914-2009），执教海阳县驾马沟村小，曾回忆“当时我的工资每月18块大洋，自己吃饭零用五六块钱就够了，还可以为党组织提供些许资助。”东京的“左联”青年作家不少也依靠国内稿费生存。1934年中国法币一元可换两块日元，日本生活指数较低，东京每月最低伙食费12元，最低房租3元每间。穷学生每月20元法币就可维持。加上赴日毋须办理任何手续，东渡国人过万（一半东北籍），绝大多数为文化人。有的“左联”青年作家，全靠《申报》稿费生活，每月能发四篇文章就很好了。陈子谷记述，“每篇以一千字计，则每月也只能拿到十二元，这已是很难得的了”。

亭子间作家

贾植芳

贾植芳（1915-2008）曾是亭子间作家，他说过：

没有住过上海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了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

1933年，广东女师学生草明（1913-2002）因“红”暴露身份，上了通缉黑名单，逃亡到上海，加入“左联”——

我们这些年轻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找不到职业，生活是很艰苦的，稿费也很低，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有时实在吃不上饭，鲁迅先生和左联的一些同志热情地从他们有限的生活费用中匀出一小部分来接济。我住在租界里房金最便宜的亭子间里埋头写作。

1934年，女诗人关露（1907-1982）担任“左联”领导人任白戈与徐懋庸的交通，住亭子间，穿着虽然摩登，生活却很困难，没有职业，写诗换不了多少稿费，有时连吃饭的钱也没有，据说靠妹妹接济才得以维持。

一些住亭子间的“左联”文学青年，早餐三分钱，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点白糖，即糍饭团）；中餐七分，小饭馆的米饭豆腐、猪肝菠菜汤；晚餐四-五分，喝粥，一碟小菜，每天不到二角，每月伙食费五至六元（合2003年150-180元人民币），是最低生活水平的城市贫民。

马宁在闽西里留影

首批“左联”青年作家马宁（1909-2001），闽西龙岩人，先后入学上海大学、新华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1930年初从闽西苏区折回上海，贫病交加，找不到能借生活费的朋友。最后总算借到一块光洋，兑成铜元，先买好可用一周的煤油，其余18个铜元一包，即每天生活费只有18个铜元——16个铜元买一斤机制面条（上下午各吃半斤）、一个铜元早上买一壶开水、一个铜元买葱蒜配料，然后闷头写小说。他自我打气：

我暗地里思忖……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鲜血浇过的上海土地上，肯定有我自己的同志，只要我敢于面对现实，以战士的姿态出现，一定会有人伸手拉我一把的。

他1月18日动笔，24日还未完成小说《铁恋》，此时只剩下两包铜元了，如果26日早晨取不到稿费，就要断炊。于是，他向南强书局发出求救信，介绍《铁恋》故事梗概，保证25日下午送上稿件，请求26日上午支付稿费。25日早上，接到南强书局编辑部回信：“我们愿意接纳你的新作，同意你提出的条件。”马宁一气写完最后一页，只留下明天早上买开水的最后一个铜元，下午步行送出稿件。

是夜，21岁的马宁因肚子咕咕叫得厉害无法入睡，一早喝了几杯“白茶”，直奔向北四川路公益坊38号。刚急匆匆走进编辑部后门，书局经理王心民正在水龙头边洗脸，看到马宁这副狼狈相，已知道来者，拉他进客厅入座。第一句话：“大作我还没有拜读。”马宁一听，差点晕倒！王心民接着说：“可是编辑部同人决定要你这部稿子”然后打开保险柜，点出九张十元面额：“你签个出卖版权的收据。这里一共是九十块钱。你知道，现在名作家的作品，最多也是一千字三块钱。”看看马宁实在太瘦，又听他窘言：“我这个作品是饿出来的。”王心民又从保险柜取出三十块：“这算是很优待了。”

马宁想见决定采用其稿的编辑，王心民拦挡：“不忙不忙，他们昨晚研究你的稿子，睡迟了。我劝你还是先去饱餐一顿吧。你前天的信不是说过，今天只剩下一个铜元喝‘白茶’的吗？”捏着120元稿费，那个感动那个感激，尤其对大恩大德的那位编辑：“有朝一日相见，我一定要狠狠地拥抱你！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今天可活不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即冯铿（“左联”五烈士之一）。同年，马宁入党。

1932年，陈白尘（1908-1994）回淮阴老家闹红，秋天被捕，次年解送镇江，判刑五年。1933-1934年，他在狱中写下50多万字的作品，取材大多为控诉黑牢生活，以两块大洋就买通看守，秘密寄往狱外，陆续发表于左翼刊物。独幕剧《虞姬》发表于《文学》（1933年第1卷第3期），得稿费50元，狱犯十分红眼，陈白尘惴惴不安，不得已用此款去买“外役”（牢内较自由的义务劳动），将钱花在狱中，别人也就不怎么眼红了。

1935年3月中旬，系狱两年半的陈白尘出走苏州反省院，上海《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答应每期用他两篇稿子，以支持其生活。“这可大出我的意料：原本一篇稿子的稿费就可以维持我两个月的生活了于是我便有了信心，做一名所谓的‘亭子间作家’。”

翻译名家梁实秋翻译莎剧，不按字数，一个剧本1000元。卞之琳这样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只能拿最低级的译酬——五元/千字，也已是其时上海最高级的译酬。卞之琳晚年对此仍记忆清晰。

无论如何，经济乃一切的基础。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1930年代的稿费都不算低，此为“文青”们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关注一下作家经济状况，既必要亦有趣，还能从中“体味人生”，拓增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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