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曾受邀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学术圈子内飘荡着诸多如“生如夏花之灿烂”般的泰戈尔绝美诗句，很多人都称“这是中印文化新世纪的新交流”。
但为人不知的是，陈独秀先生也曾是泰戈尔的仰慕者，但更为人所不知的是，陈独秀先生与泰戈尔，在此次访华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并不如人愿。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推崇之至</h1>
泰戈尔在1861年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当时的泰戈尔是整个家庭中年纪最小的孩子，因此自他一出生就受到全家人的宠爱和呵护。自小无忧无虑成长的泰戈尔并没有因此就沉醉在自家的温暖中，反而他清醒地看到了当时的印度，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下，岌岌可危、民众离散的冰冷现实。
怀着对于殖民主义的仇恨和对于祖国的热爱，泰戈尔渐渐地发现自己可以将心中的一切都通过笔触来表达，就这样，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就创作出了自己的长诗，并获得了师长们的一致认可。
1919年，年五十八岁的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一书斩获了印度乃至整个亚洲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堪称整个亚洲青年人的偶像和楷模。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对于家国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更令人感慨的是泰戈尔多次在国际上帮中国说话。
泰戈尔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曾在公众场合痛斥英国政府对于印度的殖民侵略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及战争；出访日本期间，泰戈尔也直言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是罪恶和非正义的。因此当时我国许多人都对泰戈尔推崇之至，陈独秀先生也是如此。
陈独秀自日本返回国内后，亲手创办了《青年杂志》，陈独秀亲自在杂志上翻译、刊登了泰戈尔《吉檀迦利》的两首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他的推崇与敬重。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二、反目为敌</h1>
1924年，当时在我国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的极力邀请下，泰戈尔决定来访中国，一探这个神秘国度的威严与荣光。林徽因、徐志摩等人经过一系列安排后，泰戈尔终于启程来华。
泰戈尔到华后，在众人的安排下来到上海、南京、济南等多地游玩，并参观了国内的许多名胜古迹和高校。在此期间，泰戈尔也在高校内宣讲诗学，畅谈古中国和古印度的文明成果，对于东方文明也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作为昔日泰戈尔的仰慕者，陈独秀自然也见到了泰戈尔，并且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两人进行深入交流，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件令文坛和思想者为之称道的事情。但两人的交流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陈独秀在与泰戈尔会面结束后，于公众场合破口大骂说泰戈尔是“人妖”，令人大为惊异。泰戈尔也对此次会面的过程和结果保持缄默，这成了他访华过程中的最大不愉快。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三、些许思虑</h1>
自然，陈独秀口中的说泰戈尔是“人妖”，此人妖非彼人妖，并不是某个东南亚小国内的变性人。陈独秀先生之所以与泰戈尔反目成仇，笔者在这里确实有些许思虑：
当时陈独秀先生主张我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更为先进的制度体系和全新思想，着力破除旧中国的陈旧思想。陈独秀先生此前所说的“十年不谈政治”的说法，也因为国家危亡而主动破戒。
反观泰戈尔，他始终沉醉于东方文明的深厚成果中，以文明为导向、以文化为起点。与纯粹的文化中遨游的泰戈尔，丝毫没有沾染政治和思想元素。如此来说，当单纯的文化学者，遇到一个急于寻求救国之路的“狂徒”时，两人已经不再是当初仰慕者与被仰慕者的关系了。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一直宣传“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与此时陈独秀先生想要极力宣扬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已然发生了冲突。因此，在陈独秀的眼中，泰戈尔来华的宣讲打破了自己此前的布局，简直是在“作妖”。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结语：</h1>
对于陈独秀和泰戈尔两人的交锋，其实更应该辩证地来看待。不可否认，两人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一方是对于古老文明的挖掘与推崇，一方则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必须要进行的破除旧文化、旧思想，其实两人都无畏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