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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味是清歡——現實題材劇“兩結合”創作路徑初探

2022年春天,舞蹈《隻此青綠》、冬奧開閉幕式和開年大劇《人世間》等,堪稱驚豔,幾道藝術大餐令人們久有回甘。如果說《隻此青綠》和冬奧開閉幕式更多是對傳統文化的精彩演繹,那麼作為人們争相追看的《人世間》,則以58集的長篇幅實作了“現實主義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成功範本。

人間有味是清歡——現實題材劇“兩結合”創作路徑初探

《人世間》

現實主義是近年來文藝界的熱頻詞,但是如何在創作層面實作對現實生活的熱切觀照、理性思考與人文關懷,始終困擾着創作者。在将現實主義既作為觀念又作為方法的藝術實踐中,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中國優秀傳統文藝觀有機結合,其中的閃光表述恰為文藝創作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兩結合”路徑。《人世間》的意外“破圈”更加确證,當國劇以詩化的藝術執著于解答“曆史之謎”,并于故事中升華主題及至哲學高度,才能真正體認曆史與現實。

馬克思、恩格斯在浩繁的著作中多處論及藝術,講現實主義,論歌德,評拉薩爾的悲劇,評論《城市姑娘》《巴黎的秘密》,提及莎士比亞、巴爾紮克、席勒、狄更斯、喬治桑等,意在強調文藝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完美的共産主義階段在于真正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種種沖突。而在此前階段,作為社會生活表征的藝術,要有意識且有能力對社會生活與社會沖突進行藝術化書寫和表現,解答關于自己社會階段的曆史之謎。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作家要認識藝術與整個社會生活之間的深刻關聯。莎士比亞、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偉大,正在于他們是自己國家社會生活以及革命的“一面鏡子”。作為與“鏡子說”的對應,中國傳統文論提出“感物”。“感物”同樣強調對對象物的描摹與表現,不同在于,“鏡子說”強調忠實表現外物的鏡映,而“感物”則更在意因對象物所引發的情感律動與興發。在筆者看來,近年來熱播并獲好評的“出圈”國劇正是在結合了“鏡子”與“感物”創作觀基礎上,真切表達出了對廣闊生活的一往情深。

巴爾紮克曾說,“我隻是法國曆史的書記員”, 當下熱播的國劇也展現出了“對現實關系具有深刻了解”的創作深度。如《人世間》将鏡頭聚焦于東北某省會城市“光字片”棚戶區,在叙事空間上極具意味。與光鮮奢華的都市生活劇不同,“光字片”的耐人尋味展現在,作為空間地理,它是一份鄉愁,是一腔深情,是創作者們對一個群體一個階層一份記憶的宏大書寫,是為告訴人們,那些為了國家民族振興複興所負重的周家兄弟與他們的子孫朋友不該被忘記。作為地域區隔,東北書寫有從新中國建設時期的剛健清新、欣欣向榮,如《原動力》《乘風破浪》《沸騰的群山》等,有市場化改革後的世俗,如獨幕喜劇文化的成功傳播,還有新世紀新作家的創傷記憶式書寫,如被評論界定義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等。而老工業區處處彌漫的大廠情結、老輩勞工的執著奉獻,則好似被藝術創作遺忘了。而《人世間》恰恰通過“光字片”50年的曆史變遷,以廣闊的視野與悲憫,向時代與時代裡的人民緻敬。在這個濃縮的社會環境中,周家人彼此之間,與他們的鄰裡、同僚、夥伴朋友之間,更深刻地展現出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聯。

人間有味是清歡——現實題材劇“兩結合”創作路徑初探

《山海情》

同樣,沒有經曆漫天黃沙,就不能了解“吃着土”過日子的西海固人。電視劇《山海情》在戈壁荒灘所上演的慷慨悲歌,是抗争自然,更是反抗積習。中國人骨子裡都有嚴重的厚土重遷情節,中國農民尤其認為土地才是賴以生存的根本,是傳宗接代的基礎,是生命延續的保證。《山海情》的劇情始于吊莊移民,其艱難不難想象。土房、土炕、土院子撲面而來,吊莊人的生活就是在土中掙紮,但是他們卻萬分不願離開這片土地。隻有真切表現出對“土”的情感與情結,才能深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他們彼此間及與土地間血濃于水的深刻關聯以及移民之難。

人間有味是清歡——現實題材劇“兩結合”創作路徑初探

《覺醒年代》

電視劇《覺醒年代》的故事從上海開始,卻跌宕起伏于北大校園。彼時的北大校園雖逢亂世,但人才濟濟,大師輩出:漫天雪花中,陳獨秀、錢玄同和劉半農三人在陶然亭中初會,一見如故,相談甚歡,頗有魏晉時曲水流觞的美妙意境。蔡元培為請陳獨秀“出山”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冒雪三顧茅廬,恰似劉備風範。北大校園裡,蔡公主持的評議會上,新文化運動派和守舊孔孟派針鋒相對,據理力争,又好似春秋戰國時的百家争鳴。然而這部劇更想表現的是,民族危機深重、政治腐敗的年代,北大師生的選擇與抗争。作品用質地飽滿的影像真切塑造了一個時代與一群先覺者,或可由此召喚觀衆與先賢大師進行靈魂對話。

人間有味是清歡——現實題材劇“兩結合”創作路徑初探

《大江大河》

電視劇《大江大河》裡的工廠與鄉村,是典型環境,更是曆史處境。“大江大河”,“吾國吾民”,在上學難、緻富難、成長難的歲月裡,宋運輝、雷東寶、楊巡在企業、鄉村和生意場上,實作着各自對時代的誓言,“當一艘小船走在長江上,你快進入到長江口了,你必須換船。你坐上這艘大船往前去的時候,回頭看一看,所有的人都是英雄”。對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大江大河》中的他們已是父輩,他們披肝瀝膽、披荊斬棘,把一個家、一個國,送到這艘巨輪之上,而他們的青春卻是乘着扁舟,于驚濤駭浪中走過。

叙事藝術的核心是通過“人”來展現觀念,寫一個英雄而又是自然的人,他必須直面一切苦難。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工階級為争取自身解放而進行的鬥争是大寫的曆史,馬克思主義文藝人民性的核心思想是,文學需要書寫這個大寫的曆史。在中國傳統文藝觀視域中,滲透着儒家哲學的文藝觀念,也對“人”表現出深情與關切。孔子說“仁者夫妻”“為仁由己”,既展現出人性的高度自覺,更展現出仁學理論在處理社會關系乃至天人關系、人與萬物關系方面的有機統一。當中國傳統哲學的“為仁由己”與安邦救國結合後,尤其為後世文人塑造了一種崇高神聖的使命感。帶着這種崇高的使命感,曆代文人志士方以理想社會與理想人格觀照現實,“為仁由己”由此而“具有了生命動力的深刻性”。“出圈”國劇中,創作者以真誠的鏡頭捕捉英雄與平民,聚光燈下,他們的人格熠熠生輝。

“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人世間》中塑造了各類人物形象,值得稱道的是每個人都展現出作為個體人的本質屬性。周秉義是被着意塑造的知識分子、黨的幹部形象,他寄托了梁曉聲“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理念。有學者稱周秉義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意在表明他終其一生要給人間帶來美好生活的火種。他是長子、大哥,但他更是具有西西弗斯式英雄主義情懷的平民英雄,偶爾也會陷入情感與理智的沖突沖突;周秉昆、鄭娟這一對以無限善意對待生活和不幸的夫妻,最終以“想想都美”的姿态走向未來;“光字片”的老一代少一代,是被緻敬的人們,鏡頭裡滿是對他們的愛。2021年《覺醒年代》被衆多青年一刷再刷,這部劇的創作依靠文獻和方志,但它因諸多虛構情節而抵達了真實生命。每個被我們熟知的曆史教科書中的人物在故事中複活,而他們身上所負載的最動人心魄的觀念,就是精神信仰與道路求索。陳獨秀、李大钊在艱難求索的路途中,他們的精神世界不斷成長豐滿,有了之前不斷試錯的苦澀與痛苦,才會讓他們的生命迸發出非凡的力量,并在最後相約建黨的情節中達到高潮。《覺醒年代》中陳獨秀熱情洋溢,疾惡如仇,但是他的灑脫同樣伴着孤獨與苦楚。盡管在他身邊不乏戰友,但他也時時經曆着父子交鋒、同僚筆伐,閃爍着銳利鋒芒的陳獨秀最終用自己對國家命運的堅韌求索打動了兒子。《覺醒年代》還生動塑造了建黨前夕的知識分子群像,劇中人物的言談舉止精神氣質,自帶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深深印痕。魏晉風骨與禮賢下士,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相容并包與和而不同,每個人物身上都負載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底色,共同組成炫彩斑斓的史詩畫卷。《山海情》在大漠孤煙中雕塑起一組人物群像,鄉民中間的馬德福、白老師是山裡的普通人,卻也是常人難以企及的英雄。馬德福讀過農校,是湧泉村的未來之星,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在荒蕪的土地上,他種出了屬于自己和鄉親的夢想。移民、求水、索電、緻富、遷村,無一不難,馬德福用自己的堅定執著說服了鄉裡鄉親,帶領着閩甯村民走上緻富道路。鄉村教師白崇禮培養了一批批孩子,在他們心裡種下知識的種子,拼上性命隻為讓孩子們多學知識,舍卻前途隻為點燃孩子們的心中夢想;被得福、麥苗和新來的支教老師質疑,卻堅持在“獨木橋和高速路”之間堅定選擇獨木橋。劇中孩子們高唱“春天在哪裡”,其實,春天就在白老師一生耕耘的這片土地,在他和孩子們的心裡。劇情後段水花回到湧泉村國小,由衷地說,給白老師當學生的時光,是她這輩子最好的時光。

“出圈”國劇以對生活的滿腔深情為英雄和普通人樹碑立傳,用鏡頭刻下時代的年輪,悠遠綿長。它們用飽滿的叙事确證了,藝術之花隻有開放在生活的原野,才會格外豔麗芬芳。結合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中國傳統藝術精髓的優秀現實題材劇,因為表達了對時代既“介入”又超越的思考、對人生存在的本質探詢,而能給觀衆帶去對生活、對命運、對未來的新發現、新審視和新奮鬥的可能。

(作者系遼甯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本文來自中國評協、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主辦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文藝路徑”主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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