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舒群英曆史檔案</h1>
1932年9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出任洮南情報站站長，對蕭軍和蕭紅有知遇之恩。
1938年初春，從上海輾轉到達延安，先後任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員、系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親曆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5年抗戰勝利後，率東北文藝工作團北上，任東北電影制片廠首任廠長。
1952年夏，來到鞍鋼，出任大型工地黨委書記。
1946年，東影（長影前身）廠長舒群在演職人員中作動員講話。
來自革命聖地——延安，齊聚祖國鋼都——鞍山，一代著名作家舒群和羅丹、公木、于敏、草明，滿懷激情投身于火熱的鋼鐵生活，緊緊地追蹤共和國鋼鐵長子的曆史行程，也将他們的足迹深深地嵌入了鞍鋼這片熱土之中。
1950年代初，新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開啟，一馬當先的鞍鋼，大規模的建設令舉國矚目，也精彩紛呈。他們是一批拓荒者，他們也是一批淘“金”者。在他們的耕耘之中，在他們的妙筆之下，一段段輝煌的鞍鋼曆史，變成了一部部工業題材文學的扛鼎之作。在呈現精彩的鞍鋼同時，他們的名字也在無意間化作了鞍鋼曆史的一部分，綻放出一道道異彩。
繼作家羅丹和詩人公木到來之後，在劇作家于敏和作家草明到來之前，時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的舒群，于1952年夏來到了鞍鋼。當時，新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鞍鋼“三大工程”正在陸續展開，建設工地上人聲鼎沸、熱火朝天。他與鞍鋼基建系統的土建工程公司經理計明達，分别出任大型工地黨委書記和工地主任。在那段時間裡，他與計明達早晨一同乘車上施工工地，白天一同在現場指揮，經常一起開會，一起勞動，一起就餐，一起熬夜，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他以這段生活經曆為素材，以計明達為作品中主人公吉明的原型，創作出了長篇小說《這一代人》。
1946年，舒群參加東影公司新廠房建設時的情形。
在現代文學史上，舒群是東北作家群的傑出代表之一。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群星璀璨，蕭軍和蕭紅并駕齊驅，成為從黑土地上冉冉升起的兩顆文壇巨星。從阿什河畔的阿城走出來的滿族作家舒群，與“二蕭”曾有過患難之交，也可謂是莫逆之交。在文學道路上，他給予過“二蕭”無私的幫助；在東北作家群中，他活動的天地則比“二蕭”更為廣闊。他既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現代作家，也是一位執著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家。
1913年，舒群出生在黑龍江阿城一個貧苦的勞工家庭，取名李書堂。15歲時，他以第8名的成績考入哈爾濱一中，因交不起夥食費兩度被趕出校門；中學畢業後，靠兩位喜歡他的教師幫助突擊補習，又為他弄到了一張高中肄業證，他考入了東北商船學校。1932年3月，中途退學的舒群，經一位同鄉同學（中共地下黨員）的介紹，參加了第三國際中國小組，同年9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出任洮南情報站站長，以《哈爾濱五日畫報》分銷處作掩護，從事情報搜集和傳遞。其間，他用“黑人”筆名在《國際協報》《哈爾濱商報》《大同報》的副刊上，發表了許多詩歌和散文，也與蕭軍、蕭紅、羅烽、塞克和白朗等文學愛好者建立起了友誼。在那段時間，他曾用自己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錢，幫助蕭軍和蕭紅出版了處女作——短篇小說集《跋涉》。
1934年初，滿洲省地下黨組織遭受破壞，舒群與組織失去了聯系，被迫離開哈爾濱去了青島。幾個月後，蕭軍和蕭紅也前往青島投奔舒群，他與新婚妻子到碼頭迎接，兩對小夫妻在觀象一路一座石塊壘成的二層小樓的下部，租了兩間房子，一間由舒群夫婦居住，一間由“二蕭”居住。在青島半年，“二蕭”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場》《八月的鄉村》。當年秋天，因叛徒告密，青島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舒群等被捕，但由于國民黨藍衣社未掌握他的真實身份，幾個月後被釋放。在獄中，他寫下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
▲1946年4月，舒群（左）、袁牧之、田方主持召開東影公司骨幹成員會議。
出獄後，幾經周折，舒群于1935年夏來到上海。得知“二蕭”在魯迅的引導下已成為上海灘上的文壇新星，他非常高興，拿着自己的文稿《沒有祖國的孩子》，請老朋友蕭軍代為呈送魯迅，并冀望通過引薦，希求當面指教。然而，直到魯迅逝世，也一直沒有下文，實為一生的遺憾。後來，從蕭紅的口中得知，因擔心舒群的黨派背景會危及魯迅的安全，加之魯迅當時的身體狀況确實很差，蕭軍出于種種顧慮，使得舒群失去了接近魯迅的機會。作為彌補，蕭紅慷慨地将留下魯迅修改筆迹的成名作《生死場》原稿，贈予了舒群。
桀骜不馴的蕭軍，一生中除了不敢跟魯迅耍脾氣外，再有一位也就是舒群。多年以後，在哈爾濱，舒群曾當着衆多老朋友的面，批評蕭軍對蕭紅的不當之處，蕭軍硬是壓住性子、沒有發作，回家後還對自己子女說：“老朋友中，隻有你舒群叔叔可以當面敲我、罵我了！”
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未能被魯迅發現，卻被魯迅的弟子、女作家白薇欣賞，并轉給了周揚。小說以“舒群”這個筆名，發表在《文學》6卷5号上後，周揚和周立波都分别撰文稱贊，一時轟動文壇，被視為“國防文學”的代表作。此後，周揚叮囑作家沙汀主動與舒群聯絡，舒群也經常投稿，并介紹羅烽、白朗發表了許多作品。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上海地下黨組織文化界進步人士分成兩隊撤離，舒群開始随第一隊前往重慶，後又改随周揚、艾思奇等的第二隊前往延安。途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他又受林伯渠的委派，與周立波作為随軍記者去往山西八路軍總部，同行中還有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八路軍總部，他給朱德總司令當過4個月的秘書，參與報道了由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一次行軍途中，在一座被日軍飛機狂轟濫炸後的廢墟裡，舒群竟然拾得了莎士比亞的名著《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仲夏夜之夢》四本書，另有《石索》《三希堂》殘帖各兩卷，喜出望外，如獲至寶。
1952年，鞍鋼大型工地主任計明達（右）夫婦和大型工地黨委書記舒群（左）夫婦合影。
1938年初春，舒群帶着意外收獲的這些“寶貝”，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在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的住處，他結識了素有“紅軍才子”之稱的朱光（後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宣傳部長）。兩個人一見如故，又均為塞克的老朋友，關系更加熱絡。一天，乘着酒興，朱光領着舒群，竟然大大咧咧地闖進了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放下案頭的工作，經朱光介紹，與舒群天南海北地叙談起來。激動之餘，舒群傾盡挎包中珍藏的“寶貝”，毛澤東一見喜不勝喜。卻不料，一旁的朱光竟然向毛澤東提出了“見面分一半”。毛澤東聽了，口中連連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朱光與毛澤東各不相讓，争過來又論過去，誰也說服不了誰，隻得互讓一步，最終“平分秋色”。朱光索取了《奧賽羅》和《李爾王》及《石索》碑帖，毛澤東則無奈地搖着頭，苦笑着留下了《哈姆雷特》和《仲夏夜之夢》及《三希堂》的殘帖。
一度離開延安，舒群受任弼時委派去武漢，與丁玲共同創辦文藝刊物《戰地》；從武漢撤到桂林時，又受李克農派遣，為駐七星岩的北韓義勇軍做聯絡工作。再度回到延安，已經是1940年。他先後任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員、系主任，又于1942年4月1日正式接替丁玲，擔任了《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在主編文藝副刊的4個多月中，舒群多次随同報社社長博古等人，一起去棗園毛澤東住處聆聽教誨。舒群後來回憶道，凡有轉載，均有毛澤東親自批示，例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徐悲鴻的《古元木刻》等等；倘若社長博古審而難定的稿件，也都指定他攜去面呈毛澤東核定。為廣泛征集副刊稿件，毛澤東甚至親自拟定“征稿辦法”，設“棗園之宴”邀請文化人撰稿或征求意見。
1941年7月8日，“文抗”駐會作家蕭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約見談話，反映一些文藝界的情況。10天後，蕭軍接到胡喬木代寫的信函，應約到楊家嶺，毛澤東與他進行了長達7個多小時的談話。此後，毛澤東又約談了多位延安文藝界人士，其中如劉白羽、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等，曾多次約見談話或寫信征求意見，讓他們幫助搜集材料，提供有關文藝的意見。
翌年的4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議，以毛澤東、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4月27日，毛澤東請舒群等草拟了一份參加座談會的名單，又補充了自己所惦記的一些人的名字，由中央辦公廳按照名單分發出100多份粉紅色油光紙油印的請帖，上面寫着：“為着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内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署名是“毛澤東、凱豐”。
1952年，舒群（右後）等陪同援助鞍鋼建設的蘇聯專家遊覽鞍山二一九公園。
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在楊家嶺共召開了3次會議，到5月16日結束。當時，延安很艱苦，開會照相還是很奢侈的，但文藝座談會照了一張合影。在那張珍貴的合影照片上，留下了後來曾經在鞍鋼工作過的舒群、公木、草明、于敏的身影。
1945年抗戰勝利後，黨中央為了開辟東北的文藝工作，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為中心成立了東北文藝工作團，由舒群任團長，率領有沙蒙、公木、田方、華君武、嚴文井、劉熾、雷加、王大化、王家乙、于藍等著名人士在内的近50人奔赴東北。到東北後，舒群曾擔任中共東北局宣傳部文委副主任，建立了東北電影制片廠并任廠長，擔任過東北大學副校長和東北文聯副主席等職。1950年，舒群又以作家的身份奔赴北韓戰場，在39軍116師師部工作，後撰寫了長篇小說《第三戰役》。
鐘翔飛 撰文 智春山 楊偉平 史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