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舒群英历史档案</h1>
1932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洮南情报站站长，对萧军和萧红有知遇之恩。
1938年初春，从上海辗转到达延安，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率东北文艺工作团北上，任东北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
1952年夏，来到鞍钢，出任大型工地党委书记。
1946年，东影（长影前身）厂长舒群在演职人员中作动员讲话。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齐聚祖国钢都——鞍山，一代著名作家舒群和罗丹、公木、于敏、草明，满怀激情投身于火热的钢铁生活，紧紧地追踪共和国钢铁长子的历史行程，也将他们的足迹深深地嵌入了鞍钢这片热土之中。
1950年代初，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开启，一马当先的鞍钢，大规模的建设令举国瞩目，也精彩纷呈。他们是一批拓荒者，他们也是一批淘“金”者。在他们的耕耘之中，在他们的妙笔之下，一段段辉煌的鞍钢历史，变成了一部部工业题材文学的扛鼎之作。在呈现精彩的鞍钢同时，他们的名字也在无意间化作了鞍钢历史的一部分，绽放出一道道异彩。
继作家罗丹和诗人公木到来之后，在剧作家于敏和作家草明到来之前，时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的舒群，于1952年夏来到了鞍钢。当时，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鞍钢“三大工程”正在陆续展开，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他与鞍钢基建系统的土建工程公司经理计明达，分别出任大型工地党委书记和工地主任。在那段时间里，他与计明达早晨一同乘车上施工工地，白天一同在现场指挥，经常一起开会，一起劳动，一起就餐，一起熬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以这段生活经历为素材，以计明达为作品中主人公吉明的原型，创作出了长篇小说《这一代人》。
1946年，舒群参加东影公司新厂房建设时的情形。
在现代文学史上，舒群是东北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璀璨，萧军和萧红并驾齐驱，成为从黑土地上冉冉升起的两颗文坛巨星。从阿什河畔的阿城走出来的满族作家舒群，与“二萧”曾有过患难之交，也可谓是莫逆之交。在文学道路上，他给予过“二萧”无私的帮助；在东北作家群中，他活动的天地则比“二萧”更为广阔。他既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作家，也是一位执著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家。
1913年，舒群出生在黑龙江阿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取名李书堂。15岁时，他以第8名的成绩考入哈尔滨一中，因交不起伙食费两度被赶出校门；中学毕业后，靠两位喜欢他的教师帮助突击补习，又为他弄到了一张高中肄业证，他考入了东北商船学校。1932年3月，中途退学的舒群，经一位同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小组，同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洮南情报站站长，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作掩护，从事情报搜集和传递。其间，他用“黑人”笔名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也与萧军、萧红、罗烽、塞克和白朗等文学爱好者建立起了友谊。在那段时间，他曾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帮助萧军和萧红出版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跋涉》。
1934年初，满洲省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舒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被迫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几个月后，萧军和萧红也前往青岛投奔舒群，他与新婚妻子到码头迎接，两对小夫妻在观象一路一座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由“二萧”居住。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当年秋天，因叛徒告密，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等被捕，但由于国民党蓝衣社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几个月后被释放。在狱中，他写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
▲1946年4月，舒群（左）、袁牧之、田方主持召开东影公司骨干成员会议。
出狱后，几经周折，舒群于1935年夏来到上海。得知“二萧”在鲁迅的引导下已成为上海滩上的文坛新星，他非常高兴，拿着自己的文稿《没有祖国的孩子》，请老朋友萧军代为呈送鲁迅，并冀望通过引荐，希求当面指教。然而，直到鲁迅逝世，也一直没有下文，实为一生的遗憾。后来，从萧红的口中得知，因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鲁迅当时的身体状况确实很差，萧军出于种种顾虑，使得舒群失去了接近鲁迅的机会。作为弥补，萧红慷慨地将留下鲁迅修改笔迹的成名作《生死场》原稿，赠予了舒群。
桀骜不驯的萧军，一生中除了不敢跟鲁迅耍脾气外，再有一位也就是舒群。多年以后，在哈尔滨，舒群曾当着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萧军对萧红的不当之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家后还对自己子女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未能被鲁迅发现，却被鲁迅的弟子、女作家白薇欣赏，并转给了周扬。小说以“舒群”这个笔名，发表在《文学》6卷5号上后，周扬和周立波都分别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视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此后，周扬叮嘱作家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舒群也经常投稿，并介绍罗烽、白朗发表了许多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分成两队撤离，舒群开始随第一队前往重庆，后又改随周扬、艾思奇等的第二队前往延安。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又受林伯渠的委派，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去往山西八路军总部，同行中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八路军总部，他给朱德总司令当过4个月的秘书，参与报道了由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一次行军途中，在一座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后的废墟里，舒群竟然拾得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本书，另有《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1952年，鞍钢大型工地主任计明达（右）夫妇和大型工地党委书记舒群（左）夫妇合影。
1938年初春，舒群带着意外收获的这些“宝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住处，他结识了素有“红军才子”之称的朱光（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两个人一见如故，又均为塞克的老朋友，关系更加热络。一天，乘着酒兴，朱光领着舒群，竟然大大咧咧地闯进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放下案头的工作，经朱光介绍，与舒群天南海北地叙谈起来。激动之余，舒群倾尽挎包中珍藏的“宝贝”，毛泽东一见喜不胜喜。却不料，一旁的朱光竟然向毛泽东提出了“见面分一半”。毛泽东听了，口中连连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朱光与毛泽东各不相让，争过来又论过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得互让一步，最终“平分秋色”。朱光索取了《奥赛罗》和《李尔王》及《石索》碑帖，毛泽东则无奈地摇着头，苦笑着留下了《哈姆雷特》和《仲夏夜之梦》及《三希堂》的残帖。
一度离开延安，舒群受任弼时委派去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文艺刊物《战地》；从武汉撤到桂林时，又受李克农派遣，为驻七星岩的朝鲜义勇军做联络工作。再度回到延安，已经是1940年。他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又于1942年4月1日正式接替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在主编文艺副刊的4个多月中，舒群多次随同报社社长博古等人，一起去枣园毛泽东住处聆听教诲。舒群后来回忆道，凡有转载，均有毛泽东亲自批示，例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徐悲鸿的《古元木刻》等等；倘若社长博古审而难定的稿件，也都指定他携去面呈毛泽东核定。为广泛征集副刊稿件，毛泽东甚至亲自拟定“征稿办法”，设“枣园之宴”邀请文化人撰稿或征求意见。
1941年7月8日，“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约见谈话，反映一些文艺界的情况。10天后，萧军接到胡乔木代写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谈话。此后，毛泽东又约谈了多位延安文艺界人士，其中如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曾多次约见谈话或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翌年的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4月27日，毛泽东请舒群等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人的名字，由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分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是“毛泽东、凯丰”。
1952年，舒群（右后）等陪同援助鞍钢建设的苏联专家游览鞍山二一九公园。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在杨家岭共召开了3次会议，到5月16日结束。当时，延安很艰苦，开会照相还是很奢侈的，但文艺座谈会照了一张合影。在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上，留下了后来曾经在鞍钢工作过的舒群、公木、草明、于敏的身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了开辟东北的文艺工作，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艺工作团，由舒群任团长，率领有沙蒙、公木、田方、华君武、严文井、刘炽、雷加、王大化、王家乙、于蓝等著名人士在内的近50人奔赴东北。到东北后，舒群曾担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创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担任过东北大学副校长和东北文联副主席等职。1950年，舒群又以作家的身份奔赴朝鲜战场，在39军116师师部工作，后撰写了长篇小说《第三战役》。
钟翔飞 撰文 智春山 杨伟平 史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