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傳◆承◆
沈從文對待苦難的态度十分潇灑。“文革”高潮時，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忽然在東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卻裝着沒看到我，我們擦身而過。這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說了四個字：“要從容啊！”
——摘自黃永玉《平常的沈從文》
2000年01期《書屋》
晚年沈從文眼中的趙樹理
文/曾祥金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九四九年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年份，對于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尤其如此。這一年，部分知識分子跟随國民黨退守台灣，比如梅贻琦、傅斯年；也有一些去了香港或經香港輾轉到歐美，比如葉靈鳳、張愛玲；更多人留在了新中國，沈從文就是其中一個。風雲變幻之際，容不得個人的喘息和逃避，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經曆了轉型期的陣痛。具體到文學領域，有的人如沐春風，有的人急流勇退。而沈從文的一生則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泾渭分明的兩個階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前期的沈從文從偏遠的湘西來到北京這個繁華大都市，靠着自己手中的一支筆，愣是在文壇闖出了一番天地，成為京派作家的代表性人物。當他出現在大學講堂的時候，人們很難想象他隻有國小文憑。而建國後的沈從文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卻不得不放下自己心愛的筆，轉而将精力投入到漆器瓷器服飾研究中去。
87版《紅樓夢》的顧問有周汝昌、啟功、曹禺、沈從文、蔣和森等等，沈從文便是劇中角色所着服飾的顧問。高清劇照來自網友@攝影師王小京（新浪微網誌）。
然而，建國後的沈從文并沒有完全把自己隔離在文壇之外。他雖然沒有再創作出類似《邊城》《長河》這樣的傳世佳作，但始終保持着對文壇的關注，并時常在私下裡對當時的作家作品發表意見。比如趙樹理的《三裡灣》，沈從文在讀完後給小兒子（沈虎雛）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因賣書人介紹說是名作家作的，花了六毛三買一本，看下去，也覺得不怎麼好。筆調就不引人，描寫人物不夠深入，隻動作和對話，卻不見這人在應當思想時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亂！這麼寫小說是不合讀者心理的，媽媽說好，不知指的是什麼，應當再看看，會看出很不好處來。”從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出沈從文對趙樹理小說的批評和不滿。同時，他對趙樹理的寫作方式也頗有微詞：“照我想，如再寫小說，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動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麼到鄉下去，也隻是像視學員一樣，那能真正看得出學生平時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裡，見到的也不能上書，因為全是事務，任務，開會，報告，布置工作。再下去，雖和工作直接接觸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極生疏，住個十天半月，那裡能湊合成篇章？……如照趙樹理寫農村，農村幹部不要看，學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鄉村合作諸名詞，累人得很！”沈從文的浸入式寫作和趙樹理的體驗式寫作有着極大的差異，這一點注定了二人的分歧。
其實不僅是趙樹理，沈從文對當時的整個文壇都投以懷疑和審視的目光：“文壇實在太呆闆了。”“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他甚至在給他大哥（沈雲六）寫信時頗為無奈地說道：“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正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沈從文說這些驚人話語的時候其實是背負着很大的政治壓力的。衆所周知，郭沫若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的《大衆文藝叢刊》第一輯上發表《斥反動文藝》，抨擊沈從文是“桃紅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躶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活春宮”，在政治上則“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這給當時的沈從文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他甚至曾一度割頸自殺。建國後，沈從文也是以備受打壓，失去大學教職、沒有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的資格，最後淪落到在博物館當解說員的地步。關于這一點，他的得意門生汪曾祺曾經不無感慨地說道：“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丢分’。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隻是熟人看到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凄然。”可以說，當時的沈從文不僅失去了發表作品的權力，在某種意義上是處于一種被看管待改造的狀态。
既然明知它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巨大的風險，為什麼沈從文還要發出如此驚人之語呢？在筆者看來，其原因首先可以追溯到沈從文的文化身份中去。事實上，沈從文除了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還是一個優秀的文學評論家。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就推出了他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的評論集——《沫沫集》。在書中，沈從文對馮文炳、落花生、施蟄存與徐志摩、穆時英、冰心、魯迅等作家進行了專章論述，采用橫向比較的批評方法與詩性化的語言對這些作家的作品風格進行批評，成為與劉西渭齊名的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家。有了前期的理論準備和實踐鋪墊，建國後的沈從文對當時的文壇就有一種“忍不住的關懷”。而類似的關注和言論恰恰顯示了沈從文敏銳的文學觸角和獨到的文學眼光。
圖檔來自@央視新聞
沈從文對趙樹理作品的批評和對當時文壇的不滿也源于他眼裡容不得沙子的性格。我們看沈先生的照片（特别是晚年的照片），他總是在微笑着，像一個孩子一樣。但沈從文也有怒目金剛的一面，湖南人的蠻性和苗族、土家族的血統同時在他身上發生作用，使得他的内心一直藏着一隻老虎。關于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在他的系列作品諸如《龍朱》《月下小景》中體會出來。具體到人際交往中，沈從文和蕭乾的關系很有代表性。沈從文對蕭乾可以說是有知遇之恩，蕭乾也一向把沈從文視為他寫作上的引路人，三四十年代的他們關系還很密切。誰知建國後兩人漸行漸遠，以至形同陌路。同為作家的林斤瀾提及五六十年代兩人的關系時說道：“蕭乾對沈從文也有一句難聽的話：‘他賣鄉下人。’蕭乾是針對沈從文的自稱鄉下人說的。沈從文那裡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話的，但他隻是輕輕地說一聲：‘他聰明過人。’”這還不止，一九七〇年，下放期間的沈從文相繼接到蕭乾的兩封來信，第一封複信尚可，第二封複信就簡短了很多，第一段就說：“望把前信寄還，十分感謝。……孩子們一再囑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煩’，所說十分有道理！”曾經的師生竟生分至此，不免讓人唏噓。而“師生失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沈從文覺得蕭乾跟共産黨跟得太緊了，以至于在他看來竟有了幾分媚态。沈從文向來主張“思”，而蕭乾在當時卻選擇了“信”。對此，外柔内剛的沈從文自然是不以為然的。
沈從文
·
手
迹
圖檔來自@鹦鹉史航（新浪微網誌）
沈從文對當時整個文壇的批評更來自于他對自己文學創作的自信和對文學深沉的愛。沈從文從一開始寫作時就懷有巨大的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學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競賽成就”“三十年前用筆時，隻是想把記錄突過契诃夫”，可以說，沈從文對他自己的文學事業是自得甚至自負的。也正因如此，沈從文才會對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對他作品的抨擊那麼耿耿于懷。我們再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三裡灣》，沈從文曾經這樣說道：“我每晚除看《三裡灣》也看看《湘行散記》，覺得《湘行散記》作者究竟還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作者。”接着，他把自己建國後的創作停滞跟曹植的颠沛遷徙和曹雪芹的困苦情狀相比，自嘲“《湘行散記》作者真是幸運，年逾半百，猶精神健壯，家有一烏金墨玉之寶，遐迩知名”。在這裡我們并不覺得沈從文是在自賣自誇，因為他的文學成就配得上這樣的贊譽。在筆者看來，正是因為沈從文通曉文學創作的三昧，明白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是怎樣的，才會認為當時的新文學“不能給多數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樂”。
長溝流月去無聲，轉眼間沈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快三十年了。今天的我們面對着充滿公式化套路化的“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再回過頭去看沈從文當年的言論，不由得不深表佩服。而沈先生當年“要使自己的文學，特别是短篇小說，達到與世界作家比肩而毫無遜色的程度”的野心也可以說是實作了，就像白先勇在沈從文訪美期間說的那樣：“人生短暫，藝術常存，沈先生的小說從卅年代直到現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輝。”
作者簡介：
曾祥金（1990-），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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