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传◆承◆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却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摘自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
2000年01期《书屋》
晚年沈从文眼中的赵树理
文/曾祥金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九四九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尤其如此。这一年，部分知识分子跟随国民党退守台湾，比如梅贻琦、傅斯年；也有一些去了香港或经香港辗转到欧美，比如叶灵凤、张爱玲；更多人留在了新中国，沈从文就是其中一个。风云变幻之际，容不得个人的喘息和逃避，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经历了转型期的阵痛。具体到文学领域，有的人如沐春风，有的人急流勇退。而沈从文的一生则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前期的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来到北京这个繁华大都市，靠着自己手中的一支笔，愣是在文坛闯出了一番天地，成为京派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当他出现在大学讲堂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他只有小学文凭。而建国后的沈从文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却不得不放下自己心爱的笔，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漆器瓷器服饰研究中去。
87版《红楼梦》的顾问有周汝昌、启功、曹禺、沈从文、蒋和森等等，沈从文便是剧中角色所着服饰的顾问。高清剧照来自网友@摄影师王小京（新浪微博）。
然而，建国后的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把自己隔离在文坛之外。他虽然没有再创作出类似《边城》《长河》这样的传世佳作，但始终保持着对文坛的关注，并时常在私下里对当时的作家作品发表意见。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沈从文在读完后给小儿子（沈虎雏）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因卖书人介绍说是名作家作的，花了六毛三买一本，看下去，也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够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乱！这么写小说是不合读者心理的，妈妈说好，不知指的是什么，应当再看看，会看出很不好处来。”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出沈从文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和不满。同时，他对赵树理的写作方式也颇有微词：“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样，那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那里能凑合成篇章？……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沈从文的浸入式写作和赵树理的体验式写作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一点注定了二人的分歧。
其实不仅是赵树理，沈从文对当时的整个文坛都投以怀疑和审视的目光：“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他甚至在给他大哥（沈云六）写信时颇为无奈地说道：“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正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沈从文说这些惊人话语的时候其实是背负着很大的政治压力的。众所周知，郭沫若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发表《斥反动文艺》，抨击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躶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活春宫”，在政治上则“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给当时的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甚至曾一度割颈自杀。建国后，沈从文也因此备受打压，失去大学教职、没有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资格，最后沦落到在博物馆当解说员的地步。关于这一点，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分’。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到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可以说，当时的沈从文不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处于一种被看管待改造的状态。
既然明知它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为什么沈从文还要发出如此惊人之语呢？在笔者看来，其原因首先可以追溯到沈从文的文化身份中去。事实上，沈从文除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就推出了他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评论集——《沫沫集》。在书中，沈从文对冯文炳、落花生、施蛰存与徐志摩、穆时英、冰心、鲁迅等作家进行了专章论述，采用横向比较的批评方法与诗性化的语言对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进行批评，成为与刘西渭齐名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有了前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铺垫，建国后的沈从文对当时的文坛就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而类似的关注和言论恰恰显示了沈从文敏锐的文学触角和独到的文学眼光。
图片来自@央视新闻
沈从文对赵树理作品的批评和对当时文坛的不满也源于他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我们看沈先生的照片（特别是晚年的照片），他总是在微笑着，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沈从文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湖南人的蛮性和苗族、土家族的血统同时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使得他的内心一直藏着一只老虎。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在他的系列作品诸如《龙朱》《月下小景》中体会出来。具体到人际交往中，沈从文和萧乾的关系很有代表性。沈从文对萧乾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萧乾也一向把沈从文视为他写作上的引路人，三四十年代的他们关系还很密切。谁知建国后两人渐行渐远，以至形同陌路。同为作家的林斤澜提及五六十年代两人的关系时说道：“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他聪明过人。’”这还不止，一九七〇年，下放期间的沈从文相继接到萧乾的两封来信，第一封复信尚可，第二封复信就简短了很多，第一段就说：“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曾经的师生竟生分至此，不免让人唏嘘。而“师生失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沈从文觉得萧乾跟共产党跟得太紧了，以至于在他看来竟有了几分媚态。沈从文向来主张“思”，而萧乾在当时却选择了“信”。对此，外柔内刚的沈从文自然是不以为然的。
沈从文
·
手
迹
图片来自@鹦鹉史航（新浪微博）
沈从文对当时整个文坛的批评更来自于他对自己文学创作的自信和对文学深沉的爱。沈从文从一开始写作时就怀有巨大的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是想把记录突过契诃夫”，可以说，沈从文对他自己的文学事业是自得甚至自负的。也正因如此，沈从文才会对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他作品的抨击那么耿耿于怀。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三里湾》，沈从文曾经这样说道：“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接着，他把自己建国后的创作停滞跟曹植的颠沛迁徙和曹雪芹的困苦情状相比，自嘲“《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在这里我们并不觉得沈从文是在自卖自夸，因为他的文学成就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沈从文通晓文学创作的三昧，明白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怎样的，才会认为当时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
长沟流月去无声，转眼间沈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今天的我们面对着充满公式化套路化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再回过头去看沈从文当年的言论，不由得不深表佩服。而沈先生当年“要使自己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无逊色的程度”的野心也可以说是实现了，就像白先勇在沈从文访美期间说的那样：“人生短暂，艺术常存，沈先生的小说从卅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作者简介：
曾祥金（1990-），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期推送是子不语又如何复更以来所设新栏目“经典传承”的第一篇作品，未来我们会不定期推送经典文学作品的朗诵、品析，文学趣事、文人轶事等以传承经典为主要目的的文章作品。欢迎朋友们来稿或留言指正。
配图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投稿须知←请戳我
更多精彩，长按下方指纹识别二维码，关注“子不语又如何”微信公众号，新的世界等你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