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袁樞的文字之緣

宋寶祐刻本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北京大學圖書館存）

在南宋中期的福建大地上，幾乎同時升起了兩顆耀眼的文化巨星。一個以理學著稱，照亮南宋思想界的天空；一個以史學見長，引起了當時學界的廣泛關注。這兩顆巨星，就是長期生活在武夷山、建陽的理學家朱熹和崛起于建安（今建瓯）的史學家袁樞。

朱熹和袁樞，由于地緣、人緣和文緣的關系，二人相近相親，關系密切。在政治上，他們都力主抗金，反對南宋政權的苟且偷安，關心民間疾苦。在年齡上，朱熹（1130—1200年）比袁樞（1131—1205年）長一歲。同齡、同地、同時代的經曆，使他們通過文字交往而前後延續了數十年之久。其中的主要經曆，則貫穿了朱熹講學的雲谷、武夷和考亭三所書院。

雲谷作跋

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曾曆任溫州判官、興化軍教授、嚴州教授、國史院編修官等職。官至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右文殿修撰。以編撰我國最早的紀傳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而知名于世。

朱熹和袁樞的交往，約始于淳熙二年（1175年）。其時，袁編《通鑒紀事本末》成書，請朱熹作跋。朱熹在建陽雲谷山晦庵草堂寫下了跋文，贊揚此書能糾正《通鑒》原書“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朱文公文集》卷八一《跋通鑒紀事本末》）的偏頗，甚友善學者閱讀。此跋文對袁氏《通鑒》的主要曆史功績作出了正确的評價，其後數百年來，學界基本沿用朱熹此說。

在此，需特别指出，袁編《通鑒紀事本末》成書之時，朱熹所編《資治通鑒綱目》也已編出初稿。該書也以司馬光《資治通鑒》為主要藍本，“别為義例，增損隐括”而成。朱熹将其所主張的道德觀和正統觀貫穿其中，其意在于用春秋筆法，辨名分，正綱常，進而達到變史學著作為理學教材，以維護和鞏固王朝大一統服務的目的。該書以大字提要稱綱，小字叙事為目，每事有一提綱，進而創立了編年綱目體，成為我國最早的綱目體史書。該書的體例與袁編本以曆史事件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作者的用意與目的也不盡一緻。但朱熹對袁樞之作仍給予較高評價，絲毫沒有封建社會文人相輕的劣習，展現了一個儒者的胸懷。

武夷唱和

有意思的是，朱、袁二人的交往，見于典籍的主要有書信往來和詩歌唱和。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偶然的巧合，書信往來和詩歌唱和的内容似乎有着不同的分工。詩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暢遊武夷和對《通鑒紀事本末》的評價上，書信的往來則集中在對《易經》的研讨和交流上。

淳熙四年（1177年），袁樞從建安來訪朱熹。朱熹邀其一批弟子陪同袁樞共遊武夷，泛舟九曲。又在武夷精舍與衆弟子講解“正心誠意”的理學思想，二人互有詩唱和。朱熹有《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文叔茂》、《讀〈通鑒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朱文公文集》卷四）等詩，以紀此行。其中，《讀機仲景仁别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複用前韻》一詩表達了對袁樞勤奮刻苦，撰成史學巨帙的精神和毅力表示欽佩，對照自己感到的“空談天”的不足，決心從此“下帷發憤”苦讀，從傳統儒學的文化典籍遺存中，總結出能指導社會人生的學說來。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學者雲集此地。在外地為宦的袁樞聞訊，寄來了《武夷精舍雜詠》組詩共十首（詩載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以示慶賀。同時，對朱熹建立書院，上“紹前哲”下“資後生”，對儒學發展承前啟後之功予以充分肯定。其中《隐求齋》一詩表達了作者願意追随朱熹在山中共創偉業的志向。詩雲：“本是山中人，歸來山中友。豈同荷蓧老，永結躬耕耦。浮雲忽出岫，膚寸彌九有。此志未可量，見之千載後。”

朱熹在寫于淳熙四年（1177年）的《讀〈通鑒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一詩中，對袁樞此書予以高度評價。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載：“袁機仲《通鑒紀事本末》，徽國文公讀之，有詩雲‘要将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阙還潸然。屬詞比事有深意，憑愚護短驚群仙。’讀此，足見機仲此書意趣遠矣。”朱熹在寫作此詩之時，正好在武夷精舍和他的及門弟子們反複講解《大學》“正心誠意”的理論，故在詩末，對袁樞有“明年定對白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的期許。所謂“白虎殿”，是漢朝以來對宮殿的别稱。其時，因參知政事龔茂良将袁氏的這部史書上奏于朝，袁樞是以被朝廷任命為大宗正簿。朱熹希望袁樞在上殿廷對之時，能對宋孝宗講解“正君心”的“正心誠意”之說，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史學的傳授上。應該說，對儒學四書的重視，要遠遠高于對史書的重視，這是作為理學家的朱熹與史學家的袁樞的差別。

有意思的是，朱熹對袁樞的希望，最終卻是由他本人來完成的。《宋史·朱熹傳》中有一則相關的故事，是說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奉召入都，當時擔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好意提醒他說，當今皇上不喜歡什麼“正心誠意”的說教，你見了皇上可千萬别說這些！朱熹回答：“我平生所學，隻有這四個字，怎麼可以隐默不說，這不是欺君嗎？”其實，“正心誠意”的學說不僅是朱熹平生所學，也是其平生所踐行的政治理論。

考亭論易

朱、袁二人書信往來的内容則主要在易學的交流和辯難上。袁樞著有《易傳解義》等五部易學專著。他與朱熹在政治上雖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在《易》學觀點上卻大不相同。朱熹撰《易學啟蒙》，堅持邵雍的先天八卦生成說，而袁樞則認為邵雍之說不可信，并對朱熹《易學啟蒙》某些觀點，如先天與後天、太極與八卦、仁禮屬陽義智屬陰等提出疑問，二人就此展開論辯，往來書信頻繁。朱熹《朱文公文集》中有《答袁機仲》書十一通。據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這些書信均作于慶元四年（1198年）前後，地點則在建陽考亭竹林精舍，内容均為《易》學論辯而不及其他。閱讀這些書信，從中可見二人論辯言辭頗為尖銳。如朱熹批評袁樞“須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以輕索其瑕疵”。在情緒難以把控之時，甚而出現了“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激憤之語。但從總體而言，學術觀點上的不同，随着論辯的深入，對二人的友誼的影響不大。

除了論易書信之外，朱熹為校訂《周易參同契》一書，曾參考袁樞的校訂本，并撰有《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一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以紀之，時間在慶元三年（1197年），略早于論易書信的寫作。

從朱熹、袁樞二人的交往經曆看，他們是互相唱和的詩友、互相砥砺的文友、互相促進的學友、互相論難的辯友。二人的文字之緣，從中年延續到晚年，前後将近三十年之久。

作者：方彥壽

來源： 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