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周恩來堂弟周恩彥将自己的兒子周保章、女兒周保莊過繼給周恩來和鄧穎超，并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舉行了過繼儀式。
大衆對周總理子女的認知僅限于此，不為人知的是，周恩來在回鄉祭祖時，也認了一個“義子”——王戍。
這位義子謹聽周恩來教誨，對與周總理的關系一概不談，不求高官厚祿，在民間默默工作五十載。
直到總理去世兩年後，從業人員整理相關資料時，才發現周總理還有這麼一位“兒子”……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1">在國民黨政府任職，回鄉掃墓</h1>
1937年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之後，周恩來以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在國民黨政府任職。
1939年春，周恩來從新四軍軍部傳回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途中，特意繞行到浙江紹興，看看家鄉父老。
此行目的有兩個，一是動員家鄉人民積極抗戰；二是了解當地地下黨的發展情況，但為了掩人耳目故以回鄉掃墓為由。
抗戰時期，周恩來的戎裝照
3月28日，周恩來穿着一身國民黨軍裝，帶着秘書邱南章、警衛劉九洲以及另一位上國中返鄉的學生王戍，乘坐遊輪抵達紹興，紹興縣政府将接待場所安排在紹興縣商會。在商會會長王子餘的幫助下，一行人找到了族長周希農。
在得知周恩來回鄉祭祖掃墓，周希農從屋裡取出了《老八房祭簿》，但在這個簿子上隻有周恩來生父周懋（mào）臣，并沒有周恩來的名字，但這也不影響周恩來的熱情，再添上就是了。
當天晚上，商會會長王子餘（周恩來姑父）宴請周恩來，雖然此時周恩來的對外是國民黨中将，但這不意味着受到國民黨的信任，這勢必會有特務來打探。果不其然，在宴會上王子餘先生的孫子周恩來的表侄王戍推進門來說道：“門外有兩個戴着帽子，穿短衫的人（特務），站在那裡一直不走。”
周恩來知道這群人的來意，便對在座的親朋說：“不要緊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說我們的話，不影響。”
周總理
酒足飯飽之後，族人開始談家長裡短。當談到八路軍時，周恩來慷慨激昂地說道：“無論是勞工、農民、知識分子、開明的紳士，隻要不是漢奸，都應該在政府的上司下，全面支援抗日。年輕力壯地要争着去參軍。”
坐在一個角落的王戍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立志要參軍報國。
飯畢，周恩來拿出一百元現金和一封信交由秘書邱南章，由邱南章将這筆錢交給族長周希農，用以代辦第二天的掃墓祭席。信中寫道：
希農太公賜鑒：茲派人呈上國币百元，請代辦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間代請寶（保）佑橋本家各長幼午餐，煩渎之請，容明晨面謝。專禀，敬請晚安。曾侄孫周恩來叩，即晚。
3月29日9時許，周恩來穿着一身戎裝，與族人十餘人步行至寶祐橋河邊的踏道邊，在此地點上船前去祭祖。
船上除了老一輩的族人，就隻有表侄王戍和表弟王贶（kuàng）甫，還有一名記者宋子亢。此外就是警衛人員，警衛人員中有一些特務的眼線，比如負責掃墓事務的特務科科長和另外兩名船工，眼神時不時地瞟向周家族人，不過周恩來并沒有顧及他們的監視，依舊與衆人談笑風生。
談笑風生之間，周恩來詳細詢問了紹興地區的農民生活狀況，以及對抗戰的看法，雖然是談天說地之間，但已經把情況摸了個八九不離十。而國民黨特務則在暗中窺探，眼見這隻是家族中的拉家常，也就沒有起疑心。
問完話，船就到了塗山。
塗山是周家人埋葬族人的地方，距紹興約5裡地，有一座一百多戶的小村莊，十幾米高的小山綿延不斷，很多城裡人喜歡在這選墓地，周家人也不例外。
掃完墓後，已經是正午時分，一行人乘船欣賞沿途風景之後，便打道回府了。
周恩來回到商會後，族長周希農将百歲堂的《老八房祭簿》捧了出來，請周恩來續譜。當周恩來看到樵水公之子雲門，雲門公之子懋臣，後面卻斷了譜，周恩來欣然提筆，在族譜上寫道：
恩來，字翔羽，五十房，樵水公曾孫，雲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
周恩來與妻子鄧穎超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2">認表侄王戍為義兒</h1>
王戍是周恩來的表侄，此時的王戍已經17歲，正在上中學。年輕人對陌生的事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王戍也是如此。
在掃完墓歸來之後，王戍再次随着周恩來前往大禹陵。一行人在抵達大禹陵之時，王戍興奮地對周恩來說：“我們老師說大禹是一位君子，是中國最早的皇帝之一，也是最好的皇帝之一。”
王戍慷慨激昂地講着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
周恩來聽着自己的表侄“誇誇其談”，沒想到一個上中學的年輕人對大禹有着此般的見解，認定這是一顆好苗子。周總理最後補充道：“大禹不僅僅是治水，他還鼓勵發展農業，制作出了九鼎，是一位真正的愛國為民的皇帝。”
周恩來在大禹陵前
雖然王戍有自己的見解，但畢竟是一位正在學習的年輕人，對于九鼎是什麼并不知道，便發問道：“周表伯，九鼎是什麼？”
周總理笑着回到：“鼎是煮東西的容器，九鼎就是九個鼎，代表的是天下九州，九鼎指的是大禹惠及了全國。”
聽到周恩來的解釋，王戍似乎發現了一片知識的新大陸，便對周恩來說道：“您說的我們老師都不知道呢。”
王戍還沒上國中時，周恩來就已經聲名遠揚，在得知周恩來是自己的表伯時，崇拜之情更是油然而生。在聽完周總理對大禹的解釋之後，無疑再次加深了這種崇拜之情。而王戍的這種求學精神，也博得了周恩來的喜歡。
周恩來接着王戍的話說道：“我的知識也是老師教的，隻不過我的老師比你的老師年紀更大，我比你年紀也更大，是以我知道得比你多。”
說完此話，周圍人群哈哈大笑起來，看着這伯侄之間的對話。
大禹治水
在大禹陵雕像面前，周恩來一眼就看見了大禹雕像上的九把斧頭，便假裝問道：這些斧頭是什麼意思啊？
稍微年長一點的都知道這些斧頭的含義，周恩來不可能不知道。在場所有人都明白周恩來的用意，那就是這個問題是問王戍的。
大家心領神會，搖了搖頭假裝不知道，此時的王戍接着話茬說道：“周表伯，您不是說大禹造九鼎？九鼎代表着九州大地，那九把斧頭和九鼎意思應該一樣吧。”
周恩來很是欣慰，當即表揚王戍：“還是你聰明啊，就把斧頭和九鼎的意思是一樣的，隻不過象征的東西不一樣，九把斧頭象征大禹疏通九州，指的是大禹治水的功績。”
悄然間，周圍的族人樂成一團，這場大禹陵之行在一片歡聲笑語中進入尾聲。
回到商會之後，周總理參加了族人的晚宴，族人研墨鋪紙，想要請周恩來題詞。都是族人在場，周恩來也不好推辭。便大手一揮，寫下了一些墨迹。
周後來，希農妻子陳芝年回憶道：“寫的時候我在場，他站着寫字，寫得很快，就像是先想好了怎麼寫一樣，給每一家寫了一幅。這些字我們都收藏着，不過之後都被燒了。”
不過周恩來給王戍單獨題了一幅字，宣紙上寫着“沖過錢塘江，收複杭嘉湖”。僅僅幾個大字，卻看得讓人熱血沸騰。
王戍拉着父親說：“爸爸，你替我表伯說一說，我想跟他抗日，去打鬼子！”
好男兒志在四方，既然兒子有這樣的想法，王戍父親也沒有不同意的理由，便走上前去詢問周恩來。
本以為周恩來是沒有理由拒絕這種請求的，但沒想到周恩來卻對着王戍說道：“你年紀還小，好好學習，還不能帶你走”。
王戍似乎有些傷心，但周恩來對其給予了厚望，隻不過年紀尚小，還要讀書，未來必成棟梁之材，才拒絕了這個要求。但周恩來一樣十分看好這棵苗子，說道：“你做我的幹兒子好不好？”
王戍在聽到周恩來的話之後，絲毫沒有猶豫便答應了，當即鞠躬行禮，喊了一聲：“幹爹！”
周恩來祭祖時與衆人的合影
也許是為了斷了王戍上戰場抗日的念想，或許是興緻上來了，再次題詞一副：
乘長風破萬裡浪！慕向（王戍未改名前的名字）表侄義兒
周恩來
次日，周恩來要離開紹興趕往浙江臨時省會，與浙江省省長黃紹竑會面。臨行之前特意将王戍叫到身邊，給了他二十塊大洋，叮囑其用于上學的各種開銷，還特意說道：“你現在年紀還太小，先學會獨立生活，再好好學習，以後可以經常給我寫信。”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3">王戍兢兢業業，隐身民間工作50年</h1>
自周恩來離開紹興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過這個家鄉，王戍也沒有再見到過周總理。
1940年，抗日戰争已經進入僵持階段，日軍為了破壞我後方，日軍飛機對紹興大肆轟炸，為躲避戰亂，王戍随着父親一起到了福建。
到福建之後，王戍牢記周恩來的囑咐，刻苦讀書，于1945年考上上海大學。考上上海大學之後，王戍多次給周恩來寫信，但讓王戍沮喪的是一封回信他也未曾收到，這讓王戍覺得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其實也不是周恩來忘了這個“義兒”，而是考慮到以自己的身份給他回信，這層關系會讓王戍飄飄然，進而影響他在大學的學業，當然這是事後父親親自告訴王戍的。
在這之後不久，王戍收到了一封來自周恩來的信件，信件裡面放着一張周恩來的軍裝照片，照片後面寫了幾個字：
慕向表侄義兒存念。
至此，王戍才明白自己“幹爹”的用心良苦。
1949年，上海得以解放，王戍響應“幹爹”的号召，參加了南下服務團，在福建進階工業學校工作。
在此之後的五十年時間裡，王戍一直奮戰在教育一線，為學生服務，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建設新中國。
周恩來夫婦曾經定有十條不成文家規：
一、晚輩不能丢下工作專程去北京看他，隻能出差路過時可以來看。
二、外地親屬不能進京看望他，一律住在國務院的招待所裡，住宿費用由他來開支。
三、一律到國務院機關食堂排隊就餐，有工資的自付餐費，沒工資的可以由他代付。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購票入場，不得使用招待券。
五、不允許動用公車。
六、不許請客送禮。
七、凡是個人生活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麻煩别人代勞。
八、生活要艱苦樸素。
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能說出與其他人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得以私謀利，不得搞特殊化。
對于王戍來說，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不以私謀利，不搞特殊化”和“任何場合不要講出與我的關系，不要想要炫耀自己”。
晚年時的王戍
在工作的五十年時間裡，對于與周恩來之間的關系是從未提及過，以至于後人更是無從知曉，更沒有以私謀利。
一直到1978年，中央的同志在整理與周恩來相關的資料的時候，才發現了周恩來還有這樣一位“義兒”，從這之後，王戍才逐漸走進大衆的視野當中。
王戍晚年時對與周恩來的這一段關系也有過總結，王戍老人說道：
“表伯離開我們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但他的教誨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對于我與伯伯的關系，我一概不談，我隻是一個普通人，我隻想在基層默默紮根，不求高官厚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