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周恩来堂弟周恩彦将自己的儿子周保章、女儿周保庄过继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举行了过继仪式。
大众对周总理子女的认知仅限于此，不为人知的是，周恩来在回乡祭祖时，也认了一个“义子”——王戍。
这位义子谨听周恩来教诲，对与周总理的关系一概不谈，不求高官厚禄，在民间默默工作五十载。
直到总理去世两年后，工作人员整理相关资料时，才发现周总理还有这么一位“儿子”……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1">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回乡扫墓</h1>
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周恩来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在国民党政府任职。
1939年春，周恩来从新四军军部返回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途中，特意绕行到浙江绍兴，看看家乡父老。
此行目的有两个，一是动员家乡人民积极抗战；二是了解当地地下党的发展情况，但为了掩人耳目故以回乡扫墓为由。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戎装照
3月28日，周恩来穿着一身国民党军装，带着秘书邱南章、警卫刘九洲以及另一位上初中返乡的学生王戍，乘坐游轮抵达绍兴，绍兴县政府将接待场所安排在绍兴县商会。在商会会长王子余的帮助下，一行人找到了族长周希农。
在得知周恩来回乡祭祖扫墓，周希农从屋里取出了《老八房祭簿》，但在这个簿子上只有周恩来生父周懋（mào）臣，并没有周恩来的名字，但这也不影响周恩来的热情，再添上就是了。
当天晚上，商会会长王子余（周恩来姑父）宴请周恩来，虽然此时周恩来的对外是国民党中将，但这不意味着受到国民党的信任，这势必会有特务来打探。果不其然，在宴会上王子余先生的孙子周恩来的表侄王戍推进门来说道：“门外有两个戴着帽子，穿短衫的人（特务），站在那里一直不走。”
周恩来知道这群人的来意，便对在座的亲朋说：“不要紧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说我们的话，不影响。”
周总理
酒足饭饱之后，族人开始谈家长里短。当谈到八路军时，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说道：“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开明的绅士，只要不是汉奸，都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全面支持抗日。年轻力壮地要争着去参军。”
坐在一个角落的王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立志要参军报国。
饭毕，周恩来拿出一百元现金和一封信交由秘书邱南章，由邱南章将这笔钱交给族长周希农，用以代办第二天的扫墓祭席。信中写道：
希农太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保）佑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
3月29日9时许，周恩来穿着一身戎装，与族人十余人步行至宝祐桥河边的踏道边，在此地点上船前去祭祖。
船上除了老一辈的族人，就只有表侄王戍和表弟王贶（kuàng）甫，还有一名记者宋子亢。此外就是警卫人员，警卫人员中有一些特务的眼线，比如负责扫墓事务的特务科科长和另外两名船工，眼神时不时地瞟向周家族人，不过周恩来并没有顾及他们的监视，依旧与众人谈笑风生。
谈笑风生之间，周恩来详细询问了绍兴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以及对抗战的看法，虽然是谈天说地之间，但已经把情况摸了个八九不离十。而国民党特务则在暗中窥探，眼见这只是家族中的拉家常，也就没有起疑心。
问完话，船就到了涂山。
涂山是周家人埋葬族人的地方，距绍兴约5里地，有一座一百多户的小村庄，十几米高的小山绵延不断，很多城里人喜欢在这选墓地，周家人也不例外。
扫完墓后，已经是正午时分，一行人乘船欣赏沿途风景之后，便打道回府了。
周恩来回到商会后，族长周希农将百岁堂的《老八房祭簿》捧了出来，请周恩来续谱。当周恩来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后面却断了谱，周恩来欣然提笔，在族谱上写道：
恩来，字翔羽，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2">认表侄王戍为义儿</h1>
王戍是周恩来的表侄，此时的王戍已经17岁，正在上中学。年轻人对陌生的事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王戍也是如此。
在扫完墓归来之后，王戍再次随着周恩来前往大禹陵。一行人在抵达大禹陵之时，王戍兴奋地对周恩来说：“我们老师说大禹是一位君子，是中国最早的皇帝之一，也是最好的皇帝之一。”
王戍慷慨激昂地讲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周恩来听着自己的表侄“夸夸其谈”，没想到一个上中学的年轻人对大禹有着此般的见解，认定这是一颗好苗子。周总理最后补充道：“大禹不仅仅是治水，他还鼓励发展农业，制作出了九鼎，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为民的皇帝。”
周恩来在大禹陵前
虽然王戍有自己的见解，但毕竟是一位正在学习的年轻人，对于九鼎是什么并不知道，便发问道：“周表伯，九鼎是什么？”
周总理笑着回到：“鼎是煮东西的容器，九鼎就是九个鼎，代表的是天下九州，九鼎指的是大禹惠及了全国。”
听到周恩来的解释，王戍似乎发现了一片知识的新大陆，便对周恩来说道：“您说的我们老师都不知道呢。”
王戍还没上初中时，周恩来就已经声名远扬，在得知周恩来是自己的表伯时，崇拜之情更是油然而生。在听完周总理对大禹的解释之后，无疑再次加深了这种崇拜之情。而王戍的这种求学精神，也博得了周恩来的喜欢。
周恩来接着王戍的话说道：“我的知识也是老师教的，只不过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年纪更大，我比你年纪也更大，所以我知道得比你多。”
说完此话，周围人群哈哈大笑起来，看着这伯侄之间的对话。
大禹治水
在大禹陵雕像面前，周恩来一眼就看见了大禹雕像上的九把斧头，便假装问道：这些斧头是什么意思啊？
稍微年长一点的都知道这些斧头的含义，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在场所有人都明白周恩来的用意，那就是这个问题是问王戍的。
大家心领神会，摇了摇头假装不知道，此时的王戍接着话茬说道：“周表伯，您不是说大禹造九鼎？九鼎代表着九州大地，那九把斧头和九鼎意思应该一样吧。”
周恩来很是欣慰，当即表扬王戍：“还是你聪明啊，就把斧头和九鼎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象征的东西不一样，九把斧头象征大禹疏通九州，指的是大禹治水的功绩。”
悄然间，周围的族人乐成一团，这场大禹陵之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进入尾声。
回到商会之后，周总理参加了族人的晚宴，族人研墨铺纸，想要请周恩来题词。都是族人在场，周恩来也不好推辞。便大手一挥，写下了一些墨迹。
周后来，希农妻子陈芝年回忆道：“写的时候我在场，他站着写字，写得很快，就像是先想好了怎么写一样，给每一家写了一幅。这些字我们都收藏着，不过之后都被烧了。”
不过周恩来给王戍单独题了一幅字，宣纸上写着“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仅仅几个大字，却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王戍拉着父亲说：“爸爸，你替我表伯说一说，我想跟他抗日，去打鬼子！”
好男儿志在四方，既然儿子有这样的想法，王戍父亲也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便走上前去询问周恩来。
本以为周恩来是没有理由拒绝这种请求的，但没想到周恩来却对着王戍说道：“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还不能带你走”。
王戍似乎有些伤心，但周恩来对其给予了厚望，只不过年纪尚小，还要读书，未来必成栋梁之材，才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周恩来一样十分看好这棵苗子，说道：“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
王戍在听到周恩来的话之后，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了，当即鞠躬行礼，喊了一声：“干爹！”
周恩来祭祖时与众人的合影
也许是为了断了王戍上战场抗日的念想，或许是兴致上来了，再次题词一副：
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王戍未改名前的名字）表侄义儿
周恩来
次日，周恩来要离开绍兴赶往浙江临时省会，与浙江省省长黄绍竑会面。临行之前特意将王戍叫到身边，给了他二十块大洋，叮嘱其用于上学的各种开销，还特意说道：“你现在年纪还太小，先学会独立生活，再好好学习，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3">王戍兢兢业业，隐身民间工作50年</h1>
自周恩来离开绍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乡，王戍也没有再见到过周总理。
1940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僵持阶段，日军为了破坏我后方，日军飞机对绍兴大肆轰炸，为躲避战乱，王戍随着父亲一起到了福建。
到福建之后，王戍牢记周恩来的嘱咐，刻苦读书，于1945年考上上海大学。考上上海大学之后，王戍多次给周恩来写信，但让王戍沮丧的是一封回信他也未曾收到，这让王戍觉得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其实也不是周恩来忘了这个“义儿”，而是考虑到以自己的身份给他回信，这层关系会让王戍飘飘然，进而影响他在大学的学业，当然这是事后父亲亲自告诉王戍的。
在这之后不久，王戍收到了一封来自周恩来的信件，信件里面放着一张周恩来的军装照片，照片后面写了几个字：
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至此，王戍才明白自己“干爹”的用心良苦。
1949年，上海得以解放，王戍响应“干爹”的号召，参加了南下服务团，在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
在此之后的五十年时间里，王戍一直奋战在教育一线，为学生服务，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夫妇曾经定有十条不成文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去北京看他，只能出差路过时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不能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在国务院的招待所里，住宿费用由他来开支。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资的自付餐费，没工资的可以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使用招待券。
五、不允许动用公车。
六、不许请客送礼。
七、凡是个人生活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麻烦别人代劳。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其他人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得以私谋利，不得搞特殊化。
对于王戍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不以私谋利，不搞特殊化”和“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想要炫耀自己”。
晚年时的王戍
在工作的五十年时间里，对于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是从未提及过，以至于后人更是无从知晓，更没有以私谋利。
一直到1978年，中央的同志在整理与周恩来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了周恩来还有这样一位“义儿”，从这之后，王戍才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当中。
王戍晚年时对与周恩来的这一段关系也有过总结，王戍老人说道：
“表伯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他的教诲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对于我与伯伯的关系，我一概不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只想在基层默默扎根，不求高官厚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