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寫介紹東北老作家羅烽的文章時，就想起另一位著名東北老作家——舒群。這兩位作家的人生軌迹有很多重合與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白山黑水的兒子，都是很早入黨的老革命兼著名作家；東北淪陷後，他們在哈爾濱并肩作戰，以筆做刀槍，團結蕭軍、蕭紅等進步作家，反抗日僞奴役文化統治；1935年他們先後抵達上海，投入左翼作家的陣營，創作了有廣泛影響的作品；抗戰爆發後，他們為宣傳抗日奔走呼号，最後奔赴延安；抗戰勝利後，他們又回到東北，都擔任文藝界上司；最後，他們都定居北京。1991年10月24日，羅烽病逝，享年82歲，而在兩年前的8月2日，舒群也醫治無效離世，享年76歲。
晚年舒群
舒群離開這個世界32年了。然而，我兩次赴京拜訪他的情景此刻卻清晰地在腦海裡浮現出來，他那忠厚長者的形象曆曆在目，使我心中油然生出無限的崇敬與懷念之情。
在讀大學時，我就知道舒群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頗具影響的作家，他在上海發表的小說處女作《沒有祖國的孩子》由于深刻地揭示了抗日的主題，受到人們的普遍稱贊，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在經過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後，在文藝的春天裡，他寶刀不老，又寫出了《少年Chen女》這樣的佳作，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還知道，舒群早在1933年就在長春《大同報》上用“黑人”筆名發表過文章，在1946年出任東北電影公司(長影前身)總經理。是以，我很希望能有機會拜訪這位東北老作家。
青年舒群
1984年早春，我借進京組稿之便，在虎坊橋中國文聯宿舍找到了舒群的家。我正想叩門，突然發現門上貼着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重病人不會客。”看到這“謝客令”，我舉起的手僵在了空中。敲門吧，太不禮貌，離開吧，又不情願，真是進退維谷，處境尴尬。正在這時，門開了，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婦人。“您找誰?”她很客氣地問。“我從長春來想求見舒群同志，可是……”她見我盯着那張紙條，笑道：“聽你口音就知道是東北老鄉。舒群今天身體好一些，你來一趟不容易，我去問問他。”我猜想她就是舒群夫人。她轉身進屋，很快便出來了，後面跟着位披着棉襖的老人。老人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紹說：“我就是舒群。雖然有病，醫生不準接待客人，但老鄉該例外，快請進屋坐吧!”
左起舒群、羅烽、蕭軍
我們的談話是從約稿開始的。我請舒群為《長春日報》的“我愛長春”專欄寫一篇文章，介紹他在長春時的那段經曆。“我很想寫，可是近年來身體欠佳，力不從心。那段曆史的确值得一書啊！”說着，舒群激動地回憶起往事，“我在1946年4月進長春時，這座城市剛剛回到人民手中，戰鬥的硝煙還未熄滅，國民黨兵的屍首還橫在街上，大同廣場(今人民廣場)一帶的建築物上彈痕累累。”4月18日，舒群帶着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周保中簽署的指令，來到東北電影公司，代表黨和人民正式接管了“滿映”的機器裝置，并被中共東北局宣傳部任命為東北電影公司總經理。到職後，他緊密依靠公司中的進步職員，做了大量團結群衆的工作。
進入5月，時局發生變化，電影廠接到上級訓示遷往大後方。在他的精心組織下，“東影”的絕大部分器材與人員都在戰鬥打響之前安全轉移了。但由于司機的責任，車子壞了，浦克、李映等人沒能及時撤退。幾十年後，舒群仍引以為憾。他說：“這個司機的名字我從未講過。這事還牽扯到另外兩個女人。講了就會把他們害了。事情已經過去，何必再去追究呢？”
舒群講這番話時，心情很平靜，絲毫沒有一點怨天尤人之意。要知道，當時他曾承擔了多麼大的責任啊！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真是一個忠厚長者啊！
看到舒群面露倦容，斜靠在枕上，我忙向他告辭。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希望長春上司同志，組織力量，發掘本土巨大文藝潛力，為我國社會主義做出更大貢獻。”
4年後，我再一次拜訪了舒群，這時他的身體大不如前，但他還是熱情地接待了我。他關切地問：“1946年長春‘5·23’大撤退，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行動，很成功，不知是不是在組織人寫？現在趁着許多人還健在，要認認真真地抓緊啊！”當我告訴他，有些老同志如張松如(公木)、許行等都寫了文章，舒群欣慰地笑了。據了解舒群的人說，他是個不苟言笑的，作人作文極為認真的人。是以，那笑容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誰知道，這竟是我所見到的這位老作家最後的微笑啊！
斯人已去，著作永留存。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舒群文集》多卷，我把它們擺在書架上最醒目的位置，經常會取下來翻閱，從中汲取寫作的營養與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