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写介绍东北老作家罗烽的文章时，就想起另一位著名东北老作家——舒群。这两位作家的人生轨迹有很多重合与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白山黑水的儿子，都是很早入党的老革命兼著名作家；东北沦陷后，他们在哈尔滨并肩作战，以笔做刀枪，团结萧军、萧红等进步作家，反抗日伪奴役文化统治；1935年他们先后抵达上海，投入左翼作家的阵营，创作了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抗战爆发后，他们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最后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回到东北，都担任文艺界领导；最后，他们都定居北京。1991年10月24日，罗烽病逝，享年82岁，而在两年前的8月2日，舒群也医治无效离世，享年76岁。
晚年舒群
舒群离开这个世界32年了。然而，我两次赴京拜访他的情景此刻却清晰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他那忠厚长者的形象历历在目，使我心中油然生出无限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在读大学时，我就知道舒群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影响的作家，他在上海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由于深刻地揭示了抗日的主题，受到人们的普遍称赞，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后，在文艺的春天里，他宝刀不老，又写出了《少年Chen女》这样的佳作，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还知道，舒群早在1933年就在长春《大同报》上用“黑人”笔名发表过文章，在1946年出任东北电影公司(长影前身)总经理。因此，我很希望能有机会拜访这位东北老作家。
青年舒群
1984年早春，我借进京组稿之便，在虎坊桥中国文联宿舍找到了舒群的家。我正想叩门，突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重病人不会客。”看到这“谢客令”，我举起的手僵在了空中。敲门吧，太不礼貌，离开吧，又不情愿，真是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正在这时，门开了，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人。“您找谁?”她很客气地问。“我从长春来想求见舒群同志，可是……”她见我盯着那张纸条，笑道：“听你口音就知道是东北老乡。舒群今天身体好一些，你来一趟不容易，我去问问他。”我猜想她就是舒群夫人。她转身进屋，很快便出来了，后面跟着位披着棉袄的老人。老人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舒群。虽然有病，医生不准接待客人，但老乡该例外，快请进屋坐吧!”
左起舒群、罗烽、萧军
我们的谈话是从约稿开始的。我请舒群为《长春日报》的“我爱长春”专栏写一篇文章，介绍他在长春时的那段经历。“我很想写，可是近年来身体欠佳，力不从心。那段历史的确值得一书啊！”说着，舒群激动地回忆起往事，“我在1946年4月进长春时，这座城市刚刚回到人民手中，战斗的硝烟还未熄灭，国民党兵的尸首还横在街上，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一带的建筑物上弹痕累累。”4月18日，舒群带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周保中签署的命令，来到东北电影公司，代表党和人民正式接管了“满映”的机器设备，并被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任命为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到职后，他紧密依靠公司中的进步职员，做了大量团结群众的工作。
进入5月，时局发生变化，电影厂接到上级指示迁往大后方。在他的精心组织下，“东影”的绝大部分器材与人员都在战斗打响之前安全转移了。但由于司机的责任，车子坏了，浦克、李映等人没能及时撤退。几十年后，舒群仍引以为憾。他说：“这个司机的名字我从未讲过。这事还牵扯到另外两个女人。讲了就会把他们害了。事情已经过去，何必再去追究呢？”
舒群讲这番话时，心情很平静，丝毫没有一点怨天尤人之意。要知道，当时他曾承担了多么大的责任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真是一个忠厚长者啊！
看到舒群面露倦容，斜靠在枕上，我忙向他告辞。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希望长春领导同志，组织力量，发掘本土巨大文艺潜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做出更大贡献。”
4年后，我再一次拜访了舒群，这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关切地问：“1946年长春‘5·23’大撤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动，很成功，不知是不是在组织人写？现在趁着许多人还健在，要认认真真地抓紧啊！”当我告诉他，有些老同志如张松如(公木)、许行等都写了文章，舒群欣慰地笑了。据了解舒群的人说，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作人作文极为认真的人。所以，那笑容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谁知道，这竟是我所见到的这位老作家最后的微笑啊！
斯人已去，著作永留存。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舒群文集》多卷，我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经常会取下来翻阅，从中汲取写作的营养与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