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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後暢銷書作家李禹東
今年1月底，一本曆史新小說《筆落三千年》在京東網、當當網、淘寶網以及全國各新華書店陸續上架，受到市場青睐。該書上市以來，一直居京東網小說排行榜前十位中。讀者拿到書後更是好評如潮。
這本書是85後暢銷書作家，“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獎”得主李禹東，在繼《人間犬吠》《失焦》等長篇小說後的又一力作。
仔細翻閱這本書，就會發現，這本書以甲午戰争的失敗為主軸，以富有争議的李鴻章那屈辱而又感傷的外交生涯為核心，從世界大勢的全局來看中國。其情節開合有緻，人物極具典型意義。
以史為鏡，可以正衣冠。今天，當人們在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中迷失了方向、有所怠慢的時候，這本曆史小說，能夠帶着你重制那段舉步維艱的歲月，使讀者們能夠在這時空的穿梭中，為今天的自己，找到前進的動力——去思考、去探索、去回憶、去重新認知今時今日，在新時代奮鬥的意義。
記者：首先祝賀您新作《筆落三千年》出版。請先簡要介紹下新書的内容吧？
李禹東：簡單來說，就是中日甲午戰争前後，晚清重臣李鴻章的一段心路曆程。當然，以此衍生的内容遠不止于此。
記者：說到李鴻章，您怎麼看待這個曆史人物？在您的筆下，作為小說主人公的李鴻章與史書中的人物有什麼差別嗎？
李禹東：從本質上來講是沒有差別的。雖然有人曾問我，你小說裡的李鴻章是不是就是要颠覆原來的李鴻章賣國賊形象？但事實上并不是。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講，李鴻章他就是一個落後的分子，一個落後的封建士大夫。他的進步隻是五十步笑百步。晚清之是以沒有發展到像後來的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狀态，主要還是因為封建階級不願意通過放權來刺激商品經濟的發展、工業文明的進步。包括像洋務運動，其實洋務派整個都是封建士大夫階級，仍然把資源牢牢握在自己手裡，并沒有出現像日本那樣的改革，最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以，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正好就是來維護這個封建體制的，是以其實小說裡李鴻章這個人物和史料上并沒有太大的差別，雖然裡面講了他很多感傷的成分，但是絕對不是幫他洗白，絕對不是說要把他反過來變成一個“英雄”，絕對不是這樣的。
記者：看來在這本曆史小說中，您以李鴻章的個人命運為切口，從世界大勢的全局來看中國。這樣的題材創作需要作家自己 “有功夫”，還必須“下功夫”，為了這部書，您都做了哪些功課？
李禹東：功課做了很多。寫作的時候，案頭的書擺了老高，這裡面除去一些專業曆史學者對這段史實的研究外，還包括各種各樣從不同角度評價這段曆史、評價李鴻章這個人物、評價中華文明興衰更替的一些社科類作品。我所做的功課主要是，第一，更細膩和全面地掌握史實，第二，用我自己逐漸完善的思想邏輯體系，去解讀這段曆史，并且透過曆史的脈絡，探究我們文明的實質。當然，這些不可能全都在小說中描述，但作為創作一部作品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為什麼将書名定為“筆落三千年”呢？
李禹東：這個名字源于李鴻章做洋務運動時所講的一句話。看到西方的工業文明，他當時感慨說，中國趕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什麼是三千年未有？中華文明五千年，學界有人認為，這五千年中，至少有三千年，包括從經濟、科技、軍事，我們都是世界的引領者。可是1840年以後，随着西方堅船利炮的入侵，所有這些輝煌全都沒有了。
為什麼是“筆落”三千年？這個筆，就是外交官的筆，就是李鴻章的筆。簽完了賣國條約，三千年的輝煌不再有人提起，反倒成了最感傷的背景牆。是以，這個名字本身就帶着一種濃重的感傷。
記者：封面書名譯作 “The End A Start”，是不是展現了您這本書的創作初衷？
李禹東：這個名字是我自己翻譯的。這本書在還沒有出版的時候，和我寫作的一本紀念冊——《屍骸上的舞者：一戰華工100年》一起，被選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一戰中國勞工”活動的贈書。參會的人來自全世界，規格很高，甚至還有諸如法國前總理拉法蘭這樣重量級的人物。他們并不一定都懂中文，我這樣翻譯這個标題，就是想說明一點，雖然近代中國曾有過那樣一段屈辱的曆史，但如今，我們又回來了。也想告訴世界，任何困難都打不倒我們，我們看似最弱小的時候，恰恰是我們再次強大的開始。
記者：以史為鏡，可以正衣冠。您也曾說，作品首先應該對社會起到積極作用。作為曆史小說，您希望讀者從這本書可以獲得什麼？
李禹東：我在前言裡把這句話簡化了，李世民的原話說得更詳細一點，應該是“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其實中國人都是天生的曆史愛好者，大家都希望讓自己看上去有點文化。但是日常生活太累了，人們沒太多精力靜下心來去讀一本真正的史學作品，因為太嚴謹的東西往往會顯得過分枯燥。是以，很多人就會把讀曆史小說、或者看那些宮廷劇當成自己求知的一種方式。小說和電視劇是藝術，既然是藝術，為了好看，杜撰和編造一些内容本身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個人認為，身在這樣一種特殊的狀态下，作為一個作者，我有責任在曆史内容上保持一種真實性。是以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事件的性質，我都是根據現有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作為根基的，并沒有進行任何杜撰。與史料不同的，隻是表現的藝術手法上，還有對人物内心的剖析上，你可以看到各種意識流、各種内心獨白、各種沖突切入點，這些都是為了讓它在不違背我原則的基礎上，顯得更加好看。如果讀了我的書，百忙之中的讀者忽然産生了對曆史、現在和未來的一些思考欲，那就可以說，我達到了自己創作這本書的目的。
記者：您之前的小說創作多以偵探懸疑立世，什麼原因促使您将目光投向了曆史上的外交領域？
李禹東：寫偵探小說的時候，我還很小。那時候寫東西，更多的是喜歡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寫作上一本《失焦》時，我的态度已經發生了轉變。懸疑隻是我的一個工具，這個工具是為了去更好地傳播我對社會的一些思考。别忘了，我在英國上學的時候，我的一個專業就叫做社會學，而外交、曆史等等這些，都與社會學緊密相關。是以我并不是今天才把目光投向曆史的，按照我正常的路子走下去，它本身就遲早要被觸及。
記者：這幾年，在文學創作道路上您的作品不多，但每一步走得很紮實。從《失焦》到《屍骸上的舞者》，再到《筆落三千年》，可以說，您越來越不像個“作家”，倒更像一個社會學者，能這樣了解嗎？
李禹東：我對經典小說的了解，就是一個一個沖突組成的故事。什麼樣的沖突？社會群體中，最根本的角色，生産者與消費者，生産者也是消費者，消費者也是生産者，二者互相關聯，衍生出無數種職業。随着生産力和社會需求的改變，這些職業有的會被淘汰，新的職業又會取而代之。是以我們就看到，生而為人，你得扮演許多角色，你會與其他的個體發生沖突，你會與你所從事的職業本身發生沖突，你的職業在時代發生變化的時候，不得不跟着變化，是以你的職業和時代，也會發生沖突。另外，你的職業和别人的職業也會發生沖突。所有這些沖突疊加在一起，就是社會的沖突。寫小說，在我看來，不論你寫什麼，寫曆史還是寫科幻，寫武俠還是寫懸疑，我們所要表達的那個本質，都是一樣的。
而社會學所探讨的，其實無非也就是這些問題罷了，隻不過二者表達的方式不同，小說家是在講故事，社會學家是在說觀點。二者可以互相促進，而不是沖突。
記者：這是不是也可以了解成您的成功轉型？
李禹東：是不是轉型，仁者見仁。成不成功，還得他人評判。
記者：《筆落三千年》付梓出版後，反響良好，熱評如潮。這是您的第一部曆史小說，此次“小試牛刀”，有什麼經驗或收獲？
李禹東：這本小說是我的第一部曆史小說，這部曆史小說對我來說是一次探路，這本書在創作的時候，我本來想使用的一個方法就是以甲午戰争為核心，圍繞李鴻章一個人的内心獨白，向兩側延伸，然後涉及到中國的曆史發展脈絡，直至最後他感傷離去——想用這樣的方式把這個故事壓抑的那種色調表現出來，然後再帶一些意識流的方式去把它串起來。畢竟是第一次創作曆史小說，現在來看，這本書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裡面有一些架構相對來說沒有我原來創作現實主義小說更靈活，有些東西、有些地方還需要一定的改進。下一本書如果再寫曆史小說的話，這個一定會有更大的突破。
寫完這本書以後，還寫了兩個史論，一個是《屍骸上的舞者》，還有一個就是《透支世界的遊戲：美元霸權的前世今生》，這個也給我總結了很多經驗，下一步會在尊重曆史的前提下，把故事性再提升一個檔次，讓人直接就能夠被帶進故事的環境中去。
記者：您對自己的未來創作有什麼規劃？
李禹東：說到未來的創作，前幾天剛剛完成了一個系列專稿，就是剛才說的《透支世界的遊戲：美元霸權的前世今生》，本來隻是想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給人們普及一些有關美國金融方面的知識，原打算四五萬字就解決的，結果沒想到一下子寫了十來萬字，究竟是要網絡連載還是要出版成書，現在尚無定論。
至于更進一步的規劃，我覺得首先自己是山西人，而五千年曆史看山西。山西的曆史，在中華文明中，具有強烈的代表性。是以，目前有一個初步的構思，就是從我們山西的曆史中挖掘一些東西出來，至于挖掘什麼，其實我腦子裡已經有目标了，隻是暫時保密。
記者：那就讓我們靜候佳作吧。
責編：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