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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畅销书作家李禹东
今年1月底，一本历史新小说《笔落三千年》在京东网、当当网、淘宝网以及全国各新华书店陆续上架，受到市场青睐。该书上市以来，一直居京东网小说排行榜前十位中。读者拿到书后更是好评如潮。
这本书是85后畅销书作家，“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得主李禹东，在继《人间犬吠》《失焦》等长篇小说后的又一力作。
仔细翻阅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本书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主轴，以富有争议的李鸿章那屈辱而又感伤的外交生涯为核心，从世界大势的全局来看中国。其情节开合有致，人物极具典型意义。
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今天，当人们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迷失了方向、有所怠慢的时候，这本历史小说，能够带着你重现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使读者们能够在这时空的穿梭中，为今天的自己，找到前进的动力——去思考、去探索、去回忆、去重新认知今时今日，在新时代奋斗的意义。
记者：首先祝贺您新作《笔落三千年》出版。请先简要介绍下新书的内容吧？
李禹东：简单来说，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一段心路历程。当然，以此衍生的内容远不止于此。
记者：说到李鸿章，您怎么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在您的笔下，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李鸿章与史书中的人物有什么区别吗？
李禹东：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虽然有人曾问我，你小说里的李鸿章是不是就是要颠覆原来的李鸿章卖国贼形象？但事实上并不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李鸿章他就是一个落后的分子，一个落后的封建士大夫。他的进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晚清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像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状态，主要还是因为封建阶级不愿意通过放权来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包括像洋务运动，其实洋务派整个都是封建士大夫阶级，仍然把资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并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改革，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正好就是来维护这个封建体制的，所以其实小说里李鸿章这个人物和史料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里面讲了他很多感伤的成分，但是绝对不是帮他洗白，绝对不是说要把他反过来变成一个“英雄”，绝对不是这样的。
记者：看来在这本历史小说中，您以李鸿章的个人命运为切口，从世界大势的全局来看中国。这样的题材创作需要作家自己 “有功夫”，还必须“下功夫”，为了这部书，您都做了哪些功课？
李禹东：功课做了很多。写作的时候，案头的书摆了老高，这里面除去一些专业历史学者对这段史实的研究外，还包括各种各样从不同角度评价这段历史、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评价中华文明兴衰更替的一些社科类作品。我所做的功课主要是，第一，更细腻和全面地掌握史实，第二，用我自己逐步完善的思想逻辑体系，去解读这段历史，并且透过历史的脉络，探究我们文明的实质。当然，这些不可能全都在小说中描述，但作为创作一部作品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为什么将书名定为“笔落三千年”呢？
李禹东：这个名字源于李鸿章做洋务运动时所讲的一句话。看到西方的工业文明，他当时感慨说，中国赶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是三千年未有？中华文明五千年，学界有人认为，这五千年中，至少有三千年，包括从经济、科技、军事，我们都是世界的引领者。可是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所有这些辉煌全都没有了。
为什么是“笔落”三千年？这个笔，就是外交官的笔，就是李鸿章的笔。签完了卖国条约，三千年的辉煌不再有人提起，反倒成了最感伤的背景墙。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浓重的感伤。
记者：封面书名译作 “The End A Start”，是不是体现了您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李禹东：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翻译的。这本书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和我写作的一本纪念册——《尸骸上的舞者：一战华工100年》一起，被选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一战中国劳工”活动的赠书。参会的人来自全世界，规格很高，甚至还有诸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并不一定都懂中文，我这样翻译这个标题，就是想说明一点，虽然近代中国曾有过那样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如今，我们又回来了。也想告诉世界，任何困难都打不倒我们，我们看似最弱小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再次强大的开始。
记者：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您也曾说，作品首先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作为历史小说，您希望读者从这本书可以获得什么？
李禹东：我在前言里把这句话简化了，李世民的原话说得更详细一点，应该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实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历史爱好者，大家都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有点文化。但是日常生活太累了，人们没太多精力静下心来去读一本真正的史学作品，因为太严谨的东西往往会显得过分枯燥。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读历史小说、或者看那些宫廷剧当成自己求知的一种方式。小说和电视剧是艺术，既然是艺术，为了好看，杜撰和编造一些内容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个人认为，身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状态下，作为一个作者，我有责任在历史内容上保持一种真实性。所以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事件的性质，我都是根据现有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作为根基的，并没有进行任何杜撰。与史料不同的，只是表现的艺术手法上，还有对人物内心的剖析上，你可以看到各种意识流、各种内心独白、各种矛盾切入点，这些都是为了让它在不违背我原则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好看。如果读了我的书，百忙之中的读者忽然产生了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一些思考欲，那就可以说，我达到了自己创作这本书的目的。
记者：您之前的小说创作多以侦探悬疑立世，什么原因促使您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外交领域？
李禹东：写侦探小说的时候，我还很小。那时候写东西，更多的是喜欢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写作上一本《失焦》时，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悬疑只是我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为了去更好地传播我对社会的一些思考。别忘了，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我的一个专业就叫做社会学，而外交、历史等等这些，都与社会学紧密相关。所以我并不是今天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按照我正常的路子走下去，它本身就迟早要被触及。
记者：这几年，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您的作品不多，但每一步走得很扎实。从《失焦》到《尸骸上的舞者》，再到《笔落三千年》，可以说，您越来越不像个“作家”，倒更像一个社会学者，能这样理解吗？
李禹东：我对经典小说的理解，就是一个一个矛盾组成的故事。什么样的矛盾？社会群体中，最根本的角色，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二者相互关联，衍生出无数种职业。随着生产力和社会需求的改变，这些职业有的会被淘汰，新的职业又会取而代之。所以我们就看到，生而为人，你得扮演许多角色，你会与其他的个体发生矛盾，你会与你所从事的职业本身发生矛盾，你的职业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不得不跟着变化，所以你的职业和时代，也会发生矛盾。另外，你的职业和别人的职业也会发生矛盾。所有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矛盾。写小说，在我看来，不论你写什么，写历史还是写科幻，写武侠还是写悬疑，我们所要表达的那个本质，都是一样的。
而社会学所探讨的，其实无非也就是这些问题罢了，只不过二者表达的方式不同，小说家是在讲故事，社会学家是在说观点。二者可以相互促进，而不是冲突。
记者：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您的成功转型？
李禹东：是不是转型，仁者见仁。成不成功，还得他人评判。
记者：《笔落三千年》付梓出版后，反响良好，热评如潮。这是您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此次“小试牛刀”，有什么经验或收获？
李禹东：这本小说是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这部历史小说对我来说是一次探路，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我本来想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以甲午战争为核心，围绕李鸿章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向两侧延伸，然后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直至最后他感伤离去——想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压抑的那种色调表现出来，然后再带一些意识流的方式去把它串起来。毕竟是第一次创作历史小说，现在来看，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里面有一些框架相对来说没有我原来创作现实主义小说更灵活，有些东西、有些地方还需要一定的改进。下一本书如果再写历史小说的话，这个一定会有更大的突破。
写完这本书以后，还写了两个史论，一个是《尸骸上的舞者》，还有一个就是《透支世界的游戏：美元霸权的前世今生》，这个也给我总结了很多经验，下一步会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把故事性再提升一个档次，让人直接就能够被带进故事的环境中去。
记者：您对自己的未来创作有什么规划？
李禹东：说到未来的创作，前几天刚刚完成了一个系列专稿，就是刚才说的《透支世界的游戏：美元霸权的前世今生》，本来只是想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给人们普及一些有关美国金融方面的知识，原打算四五万字就解决的，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写了十来万字，究竟是要网络连载还是要出版成书，现在尚无定论。
至于更进一步的规划，我觉得首先自己是山西人，而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山西的历史，在中华文明中，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因此，目前有一个初步的构思，就是从我们山西的历史中挖掘一些东西出来，至于挖掘什么，其实我脑子里已经有目标了，只是暂时保密。
记者：那就让我们静候佳作吧。
责编：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