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重大曆史性轉折中的張聞天

張問天是我們黨史上的重要上司人。他在黨史上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一是促成了遵義會議在黨生死攸關的關鍵轉折點上的勝利;二是推動了從内戰向抗日戰争過渡的從内戰向全面抗日戰争的戰略過渡。

深刻的檢討，了解"左派"的錯誤觀念。張問天始終不隐瞞自己的錯誤，堅決糾正，在分析中仔細回顧了他在中蘇地區的工作："當時的路線是錯誤的""我是主要責任人之一，應該承認錯誤"，特别是在推動錯誤政策承擔更多責任方面。他認為他需要彌補自己缺乏實踐經驗的教訓，并決心這樣做。

1931年，留學歸來的張問天，先後擔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具體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左傾"錯誤問題。面對博古特和李德的冒險軍線導緻紅軍的被動局面，張問天開始質疑這條路線的正确性，并與之産生意識形态上的分歧。特别是1934年4月廣昌之戰失敗後，張問天在革命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批評博谷等人，明确指出這是消耗戰争中的錯誤做法。

針對第五次反"封印"一再受挫，紅軍不得不戰略轉移局勢，張文天通過觀察目前形勢，從國際國内形勢的重大變化中尋找解決辦法。1934年9月29日，張問天在《紅色中國報》上發表了題為《一切為了蘇聯保衛》的社論。他從鬥争的實際情況出發，總結了靈活運用各種鬥争方法保衛蘇區、粉碎五個"環境"的經驗，提出了"保持紅軍主力的生存力"的重要性，預示了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意向。鑒于敵人在各條戰線上的權力差異，他提出了革命的長期問題。同時指出，要取得戰争的最終勝利，必須采取靈活的鬥争政策，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決定采取進攻、反攻、防禦甚至撤退的鬥争。這些觀點表明，他已經意識到軍事路線中存在"左"錯誤，想要改變它，這為我們黨提出正确的戰争政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思路。

堅持真理，帶來遵義會議的勝利。張問天堅持"真理掌握在誰的手中，跟誰走"，在長征中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确性，進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并在政治上與李德、博谷的錯誤上司作鬥争，為遵義會議的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紅軍湘江戰役損失慘重，博固、李德仍堅持錯誤行動方針的關鍵時刻，張問天率先支援毛澤東關于向貴州調兵的提議，該提議在12月12日的中央緊急會議上以多數票通過。 1934年，進而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重點讨論當時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軍事群組織問題。1月17日，張問天發表"反報告"，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為遵義會議作出決議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為會議實作預期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張問天受會議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對敵人五次'包圍'總結決議》，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張問天實作了個人思想從放棄"左"向反對"左"傾的徹底轉變。

遵義會議後，張問天當選為中共中央總職責，不僅要支援毛澤東，保證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還要把當時的實際鬥争和廣大士兵的思想情況緊密結合起來，宣傳決議的内容和會議精神， 對部隊進行思想教育，維護遵義會議的勝利。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指出，如果沒有羅甫（即張文天）和王家祥從第三條"左"傾路線分裂出來，就不可能舉行一次好的遵義會議，這是對張文天在遵義會議上作用的高度評價。

檢視形勢，推動從内戰向全面抗日戰争的戰略轉變。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張問天作為黨中央的總職責，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上司人一道，為實作從内戰向全面抗日戰争的戰略過渡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張問天對當時新的革命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通過報告、講話等方式提出了新的戰略任務和戰略。在瓦基爾堡會議上，張文天主持會議，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局和黨的任務的決議》，明确指出要把統一戰線大局的戰略正确、大膽地貫徹到各項工作中去。該決議通過後，毛澤東的《抗日帝國主義戰略》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根本轉折點。

1936年3月，張問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研究了國内形勢和統一戰線，分析了不同勢力、不同派别、不同階級的表現，明确了建立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當下的關鍵。9月，張問天起草了《中國共産黨中央關于迫使蔣介石抗日工作的訓示》，認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以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号是不恰當的， 蔣介石的全部或大部分軍隊都有可能參加抗日抵抗。是以，我們黨制定了迫使蔣介石抗日的政策，對促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張問天明确表示，針對當時大多數同志提出的"除蔣"和"複江"主張，我們的政策是将當地的抗日統一戰線轉為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争取、分裂和孤立妥協各方，不要采取與南京政府背道而馳的政策和方法。12月19日，張問天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援毛澤東"把内戰變成抗日戰争"的思想，指出了停止内戰、協力抗日的政策。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張聞天起草的《中蘇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件的訓示》和《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件和使命的訓示》兩份檔案。經過一年半的中日兩黨合作談判，終于達成了中國共産黨的第二次合作，實作了從内戰向全面抗日戰争的轉變，開創了中國革命和抗日鬥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