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洛甫）和博古、王明一樣，都屬留蘇學生群體，在黨内擔任過重要上司職務，都曾是推行王明路線的核心成員和得力幹将，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但是，和其他黨内“左”傾教條主義者相比，洛甫是較早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的一位中共上司人。洛甫是一個唯實和堅持真理的人，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左”傾路線存在嚴重問題，通過切身感受和比較分析，領悟到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正确，進而逐漸堅定地站到毛澤東的一邊。
張聞天
1931年2月，洛甫從蘇聯留學回國，接替沈澤民，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長。是年秋天，剛步入而立之年的洛甫被擢升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務委員，一下子便進入了黨的上司核心。
由于推行“左”傾路線，臨時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洛甫也随之進入蘇區。1934年1月，在六屆五中全會上，洛甫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瑞金，臨時中央都絕對聽從共産國際的指揮，唯國際馬首是瞻，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洛甫可以說是王明路線的一員幹将，是王明宗派小集團的頭面人物之一。
洛甫和博古、李德的分歧開始于他在蘇區的實踐和實際鬥争中。由于博古、李德在蘇區極力推行“左”傾政策和軍事冒險主義，随着時間的推移，紅軍在前線連吃敗仗，蘇區面積一天比一天縮小，紅軍的損失一天比一天擴大，血的事實使洛甫漸漸醒悟和受到教育。
博古
應該說，在指導中國革命的總方針和政策上，洛甫和博古、李德是一緻的，但是在一些具體政策和鬥争方式上，他同博古以及李德之間漸漸産生沖突，有時甚至還産生争吵。
1934年廣昌戰役的失利，使得洛甫和博古本來就有的沖突擴大了。洛甫指責博古和敵人拼消耗的戰法是不正确的，為此二人發生激烈争論，也使得二人之間的沖突加深了。
洛甫和博古都是臨時中央的核心成員，又都是留蘇派，博古對洛甫還是想倚重的。為了争取洛甫，嗣後不久，博古對洛甫說：“李德的意見是，我們都是莫斯科回來的，中國的事情，還是要有莫斯科回來的辦，我們之間應該消除前嫌，很好地合作。”
對此，洛甫沒有理會。
洛甫是個堅持真理的人。由于博古認為洛甫對于自己傳達李德的帶有濃厚宗派情緒的告誡不以為然，在工作中也并不照辦，感到洛甫已經不大聽話，于是開始排擠洛甫。
1934年1月以後，博古将洛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
在進入蘇區之前，洛甫知道毛澤東在上司武裝鬥争方面有一些辦法和經驗。但和其他中央上司人一樣，認為這些辦法和經驗在目前黨的進攻路線形勢下已經過時了，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
毛主席
而洛甫到中央政府任職後，實際上他擔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因和毛澤東擔任的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有所交叉，擔心和毛澤東配合不好而心存芥蒂。不過，工作上的日常交流已屬不可避免。
不僅如此，洛甫來到瑞金後，他和毛澤東還成了鄰居，兩人的住所中間僅隔一道圍牆，他們都住在下肖區的沙洲壩。相處的時間一下子多了起來。
漸漸地，毛澤東經常深入群衆、注重調查研究、關心群衆疾苦的作風使洛甫深受感染。特别是毛澤東關于蘇區經濟建設情況，還和洛甫進行了深入長談，使洛甫受益匪淺。
當洛甫認真傾聽了毛澤東的幾次談話後，發現毛澤東是一個循循善誘的上司者，對一些問題的見解非同一般，特别是對根據地的情況十分熟悉，于是他對毛澤東也就漸漸産生了好感。
當時，毛澤東處于被排擠的地位，坐冷闆凳，但洛甫不像中央有的負責人那樣對他有所歧視，洛甫不是那樣的人。
由于工作上的接觸，加上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趨于一緻，洛甫漸漸覺得毛澤東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和多麼右傾，相反地認為毛澤東的有些見解非常地接地氣，甚至往往還高人一籌。于是，在人民委員會開會時，洛甫常常請毛澤東參加并給予指導，毛澤東的意見受到尊重。
由于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憂慮和繁重的工作，毛澤東病倒了。8月下旬，毛澤東到了瑞金的白雲山，在這裡對病體調理靜養。這期間，張聞天對毛主席的病情十分關心，幾次前去看望，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并囑咐保衛人員和有關幹部，一定要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維護好毛主席的健康。
有一天晚飯後，洛甫又來到白雲山看望毛主席。這時，紅軍正在前線進行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因為李德的瞎指揮，前線失利的消息接連傳來，根據地面積一天天縮小。洛甫心情沉重而且也很着急。
李德
說起廣昌戰鬥，洛甫對李德搞短促突擊、打堡壘戰、和敵人死拼的戰法很有意見，并對博古那麼相信李德的能力感到不能了解，而對自己明明吃了虧還不認賬、還替自己辯護的博古，洛甫則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和憤怒。
毛澤東接過洛甫的話，對于戰争也表達了自己觀點。他說弱軍與強敵作戰，不可和盤托出，必須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小部兵力将敵主力調走，然後将己主力指向弱敵并全殲敵人，并指出這是從正确的戰争指導上戰勝強敵的方法。
洛甫對毛澤東的軍事觀點表示認同，認為和敵人拼消耗、對堡壘，實在是一種笨方法，認為廣昌戰鬥就是吃了這樣的虧，并導緻了紅軍的慘敗。
以後，洛甫又多次前來看望毛澤東，兩人就第五次反“圍剿”和一些問題的認識交談越來越深入，毛澤東甚至多次讓洛甫留宿作長夜談。通過交談，洛甫在毛澤東那裡學到了有關中國革命戰争帶規律性的一些東西。
長征途中，張聞天同毛澤東一路行軍，一起宿營。
在縣溪鎮，洛甫看到戰士們大多身着單衣，好一點的腳上有一雙草鞋，不少戰士還打着赤腳。有的戰士雙足凍裂起了一道道口子，滲着鮮血。因缺乏營養，戰士們的臉呈菜黃色，顴骨凸起，雙眼凹陷，流露出饑餓的神色。他們的子彈袋也大多是幹癟的。
但這些戰士就是通過敵人四道封鎖線後的幸存者，經曆了槍林彈雨，是九死一生的勇士。
洛甫目送着這些戰士，心情是痛苦和十分沉重的，深刻地認識到“左”傾機會主義給革命和中央蘇區造成的危害。
一起宿營時，洛甫和毛澤東互相交談反五次“圍剿”中的中央軍事上司問題，特别是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麼不能取勝的問題。
張聞天完全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
後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這樣記述道：
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軍事上司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内開始反對博古和李德的鬥争，一直到遵義會議。
正是由于毛澤東成功争取到了洛甫、王稼祥等的支援，力量的天平漸漸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确一方傾斜，為後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提供了可能。
洛甫之是以能站到毛澤東一邊，也是洛甫、李德在中央蘇區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必然結果，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行不通。
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确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上司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也由此宣告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走到了窮途末路，宣告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破産。
從此，中國革命在毛澤東正确思想旗幟指引下，黨和紅軍重新換發出勃勃生機。由此，在毛澤東率領下，面對長征途中蔣介石四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英勇的紅軍戰士不畏強敵，上演了四渡赤水、聲東擊西、強渡大渡河、飛奪泸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的人間活劇，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迹。
長征一結束，中國革命的一個嶄新新局面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