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重大历史性转折中的张闻天

张问天是我们党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党史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是促成了遵义会议在党生死攸关的关键转折点上的胜利;二是推动了从内战向抗日战争过渡的从内战向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过渡。

深刻的反省，理解"左派"的错误观念。张问天始终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坚决纠正，在分析中仔细回顾了他在中苏地区的工作："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我是主要责任人之一，应该承认错误"，特别是在推动错误政策承担更多责任方面。他认为他需要弥补自己缺乏实践经验的教训，并决心这样做。

1931年，留学归来的张问天，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具体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问题。面对博古特和李德的冒险军线导致红军的被动局面，张问天开始质疑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并与之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特别是1934年4月广昌之战失败后，张问天在革命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批评博谷等人，明确指出这是消耗战争中的错误做法。

针对第五次反"封印"一再受挫，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局势，张文天通过观察当前形势，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寻找解决办法。1934年9月29日，张问天在《红色中国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苏联保卫》的社论。他从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法保卫苏区、粉碎五个"环境"的经验，提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生存力"的重要性，预示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意向。鉴于敌人在各条战线上的权力差异，他提出了革命的长期问题。同时指出，要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甚至撤退的斗争。这些观点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军事路线中存在"左"错误，想要改变它，这为我们党提出正确的战争策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思路。

坚持真理，带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张问天坚持"真理掌握在谁的手中，跟谁走"，在长征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从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政治上与李德、博谷的错误领导作斗争，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湘江战役损失惨重，博固、李德仍坚持错误行动方针的关键时刻，张问天率先支持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调兵的提议，该提议在12月12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 1934年，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1月17日，张问天发表"反报告"，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作出决议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为会议实现预期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张问天受会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包围'总结决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问天实现了个人思想从放弃"左"向反对"左"倾的彻底转变。

遵义会议后，张问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职责，不仅要支持毛泽东，保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还要把当时的实际斗争和广大士兵的思想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宣传决议的内容和会议精神， 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维护遵义会议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没有罗甫（即张文天）和王家祥从第三条"左"倾路线分裂出来，就不可能举行一次好的遵义会议，这是对张文天在遵义会议上作用的高度评价。

检视形势，推动从内战向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张问天作为党中央的总职责，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道，为实现从内战向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张问天对当时新的革命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报告、讲话等方式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在瓦基尔堡会议上，张文天主持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政局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要把统一战线大局的战略正确、大胆地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该决议通过后，毛泽东的《抗日帝国主义战略》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折点。

1936年3月，张问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分析了不同势力、不同派别、不同阶级的表现，明确了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当下的关键。9月，张问天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迫使蒋介石抗日工作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恰当的， 蒋介石的全部或大部分军队都有可能参加抗日抵抗。因此，我们党制定了迫使蒋介石抗日的政策，对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张问天明确表示，针对当时大多数同志提出的"除蒋"和"复江"主张，我们的政策是将当地的抗日统一战线转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分裂和孤立妥协各方，不要采取与南京政府背道而驰的政策和方法。12月19日，张问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把内战变成抗日战争"的思想，指出了停止内战、协力抗日的政策。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起草的《中苏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件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件和使命的指示》两份文件。经过一年半的中日两党合作谈判，终于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实现了从内战向全面抗日战争的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