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是革命烈士、陈独秀长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毛主席对他有过高度的评价。主席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陈延年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5、6月间，应邀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活动。6月，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被补选为执行委员。
8月，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0月，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被选为支部领导成员。
1923年3月，陈延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认真，被称为“小列宁”。
1924年10月，陈延年奉命回国，前往广东负责青年团工作，他被任命为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
1925年春天，周恩来随黄埔学生参加东征，不再担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7年3月。
广东区委在他的领导下，成绩卓著，迅速成为广东地区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陈延年被誉为广东共产党“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4年11月，陈延年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铁甲车队党组织直属广东区委领导，直接向陈延年和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实际上，铁甲车队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周恩来和陈延年在独立团建立了直属区委领导的特别支部，在各营和团直属分队建立了党小组，这支部队成为党领导的革命劲旅。
中共“四大”后，广东区委在执委会内设立由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刘尔崧等人组成的主席团，陈延年担任书记。
陈延年和区委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具体指导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加强了党的团结。周恩来总理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1925年12月他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积极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斗争。董必武评价：“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农民运动。1925年4月，在区委的领导下，澎湃首先在海陆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海陆丰的而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了总结和推广海陆丰的经验，陈延年和周恩来热情鼓励澎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陈延年十分注意维护党的独立性。
他说：“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
之后他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又炮制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袭击杀害共产党，陈延年和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坚决反击蒋介石。
之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但是陈独秀等接二连三对右派妥协，作了三次大让步，导致大革命失败。对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
他在区委会议上，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他还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错误。”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延年乘火车从武汉到达上海，千心万苦才找到罗亦农、赵世炎等人。
1927年4月16日和18日，江浙区委两次召开重要会议。陈延年、罗亦农、李立三、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参加会议。
在会上，李立三说明中央派陈延年和他来上海的目的，组成了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罗亦农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在会上陈延年作了重要发言，要反蒋打蒋，必须乘着蒋介石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稳固迅速进行，才有胜利的希望。其他同志也作了发言，就反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对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会议一致推选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起草的《致党中央意见书》。陈延年、李立三、赵世炎、罗亦农、周恩来等分别签署了名字。
《致党中央意见书》主要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分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形势，提出了促使当时武汉政府“迅速出师，直指南京”，东征讨蒋的正确主张。
4月22日，陈延年被选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党的“五大”上，陈延年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蒋介石在江浙地区和上海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大批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
为了恢复党和工会的组织，陈延年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赵世炎的家当成阵地，坚持对敌斗争，迅速恢复了党和工会的组织。
1927年6月间，党中央撤销了江浙区委，成立了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江苏省委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任命陈延年为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正当会议进行时，有一个交通员被捕。大家担心可能会出状况，这个交通员知道省委的具体位置（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在是山阴路恒丰里90号），于是王若飞迅速宣布结束了会议，大家离开了会场。
下午三时，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又跑回去探视。他们看到机关并没有出啥事，就回去继续工作。半个小时后，他们被反动军警包围了，陈延年等人被捕入狱。
在狱中陈延年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妄图使他供出上海党组织，但他坚如钢铁，宁死不屈，敌人从他身上没有获得任何需要的东西，气急败坏，决定杀害他。
临行前，刽子手喝令陈延年跪下，但他傲然挺立，根本不予理会。恼怒成羞的刽子手强力将陈延年按下，当刽子手们一松手，准备挥刀欲砍时，陈延年突然乘势一跃而起，刽子手们的看到扑了个空。再次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秘密将他押赴刑场。“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这是29岁的陈延年临刑前喊出的不屈誓言。
延年同志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这就是站着英勇就义的陈延年。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去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同志啊？
陈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陈延年穿着朴素，身体结实，打扮形同工人，敌人没有认出他。党组织想办法营救他，通过济难会得同志与敌人的办案人员交涉，准备以800大洋将他赎出，敌人也答应了这个条件。
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也想办法营救陈延年，汪孟邹和陈独秀、胡适私交都很好。1913年，他在上海独资创立了亚东图书馆。
他支持陈独秀出版了《安徽俗话报》半月刊23期。还出版了由胡适、陈独秀作序，汪原放点校的新式标点和分段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几种古典小说，风行一时。
陈延年被捕后，敌26军像对待普通党员一样，押到了龙华监狱。陈延年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要他想办法营救。
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
汪孟邹得知情况后，赶紧跑到胡适住处，请求帮忙。护士看到陈延年的亲笔信，又是老朋友陈独秀的孩子，答应帮这个忙，就找到了蒋介石的红人吴稚辉。
胡适想着吴稚辉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到法国留学，吴稚辉一定会帮这个忙，而且吴稚辉和陈独秀也曾是好朋友。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在全国兴起。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于12月登上一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启程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兄弟来俩满怀希望到法国希望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稚晖是中国社会有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多年，吴陈两家关系不错。
陈延年从小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因此得到了吴稚晖的欣赏和喜爱，陈延年与吴稚晖曾保持过密切的关系。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陈延年和陈乔年认识到吴稚晖勾结法国反动当局镇压、迫害勤工俭学学生，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彻底地认清了无政府主义口头上革命，实际上残害革命青年的反动本质。
陈延年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观点，在思想上也与吴稚晖彻底分道扬镳。兄弟俩从思想上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1922 年，陈延年参加了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革命活动，开始成为一位共产主义分子。同年8 月，在越南革命者胡志明的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赵世炎、周恩来当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
陈延年革命思想和行为的转变，使得吴稚晖恨得咬牙切齿，耿耿于怀而寻机报复。吴稚辉看到汪孟邹的信后十分高兴，甚至是欣喜若狂。
他大叫道：“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因为此时的吴稚辉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人，而且他也是铁心反共的。
他一面给蒋介石报告了陈延年的情况，一面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贺函。“贺函”中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起初并不知道抓捕的是陈延年这样的重要人物，接到吴稚辉的信万分高兴，立即严加审讯。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叛变了，当堂指认了陈延年，并提供了赵世炎的住址，导致赵世炎也被捕了。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陈延年一生短暂，但极其壮丽，他的英明和伟大业绩永载史册。
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追随哥哥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同样是在胡志明的介绍下，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3月，陈乔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他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那时，他只有23岁，是北方区委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个。
陈乔年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
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陈乔年还是北方区委党校的重要授课老师。
为了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他参加了“首都革命”。陈乔年冷静分析敌我力量，认为发动革命还不成熟，但是他坚决服从区委领导，领导参与了“首都革命”，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
“首都革命”最终失败了，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是正确的。陈乔年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正确态度令人敬佩。
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同北方区委其他领导人组织了一万多名群众，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
游行示威群众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行进，陈乔年走在请愿队伍最前面，他被敌人刺刀刺伤胸口，但他仍然同李大钊、赵世炎组织群众进行撤离。
1927年4月，陈乔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留在武汉。同年5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6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代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前后，陈乔年相继得到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被杀害，他异常悲愤。尤其是自己的亲哥哥延年的牺牲，更使他万分难过。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
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有一次，陈乔年带着妻子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他，当时陈独秀已经被撤销党内职务。乔年说：“你过去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陈独秀不以为然，坚持己见。俩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乔年气的饭也没吃，带着妻子离开了。陈独秀很不高兴。乔年走后，陈独秀对黄阶然说：“你看，儿子竟教训起老子了！”
之后，陈乔年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又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共11人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狡猾的敌人将叛徒唐瑞林一起“捕”进监狱。并将他和乔年关在一个牢房。唐瑞林入狱后，特别注意观察乔年的一举一动，寻找机会与之攀谈，但是乔年十分机警，敌人毫无所获。
有一天，唐瑞林问陈乔年：“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呢？看你的口音很像。”陈乔年机智地回答：“我是中国人。”
延年乔年相继为革命壮烈牺牲，弟弟松年为哥哥料理后事却空手而归，监狱外的党组织经过调查，查明了这个叛徒的真面目，并在狱中揭露了他，敌人无计可施了，只好把他调走了。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而陈乔年从狱中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分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是一个大商人，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敌人弄清楚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敌人也间接地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
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
他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同监的难友同情安慰他，他总是淡淡地说：“吃几下耳光，受几下鞭子，挨几下火腿，算个啥？！”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
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作为中共早起革命活动家，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革命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
小的时候，陈乔年跟着哥哥陈延年玩耍，他常常说：“哥哥，带上我。”陈延年为革命献身，陈乔年也为中国革命先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他们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37年5月2日，在苏区代表会议上，张闻天的开幕词中，延年、乔年紧随李大钊之后，被称为“牺牲的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
1953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地方政府确认了兄弟二人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陈松年是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他刚出生时，父亲与母亲高晓岚离异，与他的小姨高君曼生活在一起。
陈松年更多的经历是苦难与不幸。他没有去上海、北京读书，也没有出国留学，虽然大学读过书，但是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陈松年和两位哥哥一样，能吃苦能下功夫，自学了不少东西。
在他年少时，父亲不在身边。他对父亲也没有特别的印象。17岁那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杀害。他的奶奶和妈妈哭晕了过去。年幼的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帮助料理后事。
结果，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他们收尸，甚至都不让看上一眼，兄妹二人，只能在哥哥牺牲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大哭一场。紧接着第二年，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他的后事仍然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
兄妹二人亲眼看到哥哥倒在血泊中，不能救助，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是不让收尸，姐姐玉莹受了严重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年仅28岁。
20世纪30年代初，陈独秀被关在南京监狱，母亲带着他去探监，陈松年见到父亲后泪流满面，陈独秀告诉儿子不要哭，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
日本占领安庆后，陈家被洗劫一空。陈松年只好带着几件破家具，带着妻儿及祖母去寻找父亲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非常落魄，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生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收入，在四川江津，全家靠着陈松年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生活。
陈松年十分孝顺，照顾祖母，陪伴父亲，还与继母潘兰珍相处得十分融洽。晚年的陈独秀十分寂寥，门前冷落车马稀，但是陈松年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给陈独秀带来一些慰藉，也平添了不少的欢乐。陈松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老人家身边直到去世。
陈松年的祖母、父亲陈独秀相继去世，都是陈松年给予料理后事。因为战乱，两位老人，只好把暂时安葬在江津。
抗战胜利后，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礼金千辛万苦，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
在搬运父灵柩时，陈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捣乱，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曾经使用的名字“陈乾生”，把他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
全国解放后，陈松年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当过窑场工人，技师等，一家生活比较清苦。
他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与妻子辛辛苦苦工作，抚育孩子们长大，供养他们上大学，保持了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
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得知陈独秀儿子陈松年的生活困难，就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安排他进窑场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陈松年十分孝敬父亲，在他的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40多岁时和母亲高大众的一张相片。
晚年的陈松年，每逢清明节，每年都要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去父亲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他1990年去世。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慰藉。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一个儿子。陈鹤年与三个哥哥陈延年、陈乔年和陈松年是同父异母兄弟，与姐姐陈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妻子许桂馨。
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他还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后投奔北京西山游击队，负责电报的收发工作和人员培养。
受陈独秀党内负面影响，1938年底，陈鹤年携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又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度带全家定居香港，在《星岛日报》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鹤年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便先把妻子和四个女儿送回北京，自己却留在了香港，等待机会再回大陆，为新中国效力。
此后，他一直住在香港直到去世，什么原因不回来，一直不为人们所知。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默默离开人世，走完了他87年的暗淡人生。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儿子还有一个陈光美，则比较神秘，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没有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
高君曼与陈独秀所生子女陈子美，后来与两个儿子去了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2004年4月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去世，享年93岁。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他一生的骄傲，陈松年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他仁义善良，孝顺厚道，在两位哥哥先后牺牲后，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照顾祖母及父亲，也给晚年落魄的陈独秀带去了一丝快乐与安慰。
陈独秀一生跌宕坎坷，感情世界十分丰富，经历了四个女人，共育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中陈延年、陈乔年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陈松年陪伴他走完最后的人生可谓最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