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略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

作者：周文玖

来源：“史学史学步”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上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诞生的。它既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相连。一般而言，史学理论是史学发展的先导。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对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规律十分有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致以纪念。

广义的史学理论，一般包括有关客观历史自身的理论和有关历史学的理论。前者可称为历史理论，后者可称为史学理论（狭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任何学派的史学理论（广义），大都包含这两方面内容。本文论述的史学理论系指广义的史学理论。

一 《史学要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

《史学要论》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撰写的，由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岀版。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岀身，1914年秋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虽然因参加政治活动等原因没有完成学业，但他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多的青年学者，他参与编辑《甲寅》，在文坛也有一定的名声。

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大，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1919年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的系统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李大钊在写《史学要论》时，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在北大史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两门课。他边开设课程，边在北京大学所办的学术刊物（如《新青年》《新潮》《社会科学季刊》等）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与他为开设课程而编写的讲义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他还应邀到上海、武汉的高校作有关史学理论的学术演讲。《史学要论》虽然篇幅不大，却是李大钊在其讲义、文章、演讲的基础上撰写的，属于厚积薄发之作。

《史学要论》讲了六个问题：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历史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这六个问题都是围绕“史学”进行论述，由内而外，层层推进，结构严整而自成体系。

首先，《史学要论》对“历史”与历史著述做了区分：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历史著述是对于活的历史的记载，是“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李大钊分别给历史、历史学下了定义：“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这个区分在史学理论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摆脱了长期以来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记录概念混乱的现象，为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打下了基础。

其次，《史学要论》揭示了历史认识的特点。李大钊认为，历史一旦发生，就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即“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瞑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不断变动的。“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唐代人心目中的孔子不同于汉代人心目中的孔子，而宋代人心目中的孔子又不同于唐代。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进步，必然引起人们对实在事实的解喻的变化。历史不怕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更近真。

最后，《史学要论》论述了历史学的任务、科学性质和历史学的学科系统。李大钊说史学研究，大致包括三个层次：“先注意个个特殊事实而确定之，记述之；渐进而注意到事实的相互关系，就个个情形理解之，说明之；再进而于理解说明个个事实以外，又从而概括之，推论之，构成一般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从性质上说，史学是科学，尽管涉及人的心理要素，且人事现象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但历史的理法是存在的，既然有“理法”存在，那么史学在本质上就是科学的。他对历史学的学科系统设计得十分宏大，认为最广义的历史学包括普通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应归哲学系统），普通历史学又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部分，特殊历史学包括“记述之部”和“理论之部”。

《史学要论》的思想资源比较丰富，虽然充分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史学理论成果，但其所坚持的根本理论是唯物史观。李大钊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

《史学要论》虽然具有纯学理的特点，但它运用唯物史观论述史学的基本问题，开辟了史学的新路径。诚如李大钊说的：“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关于《史学要论》的地位，白寿彝先生评价得非常准确：“李大钊同志是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大陆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20世纪20年代，虽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具体成果还很少见，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石。

此外，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在译介、阐述唯物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中国历史方面，也做岀了重要贡献，亦属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成果。

二 《历史哲学教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20世纪2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论文开始岀现，特别是随着大革命的开展，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由理论倡导变为具体的实践。郭沫若于1930年岀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揭橥了其与胡适等“整理国故”派学人的不同旨趣：“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有人评论说，这段话“实是释古派之坦白的宣言”。此书在学术思想界掀起了波澜，之后不久岀现了社会史、中国古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学术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了论战，并在此过程中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取得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其中翦伯赞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就是重要成果之一。

《历史哲学教程》是翦伯赞参加社会史大论战后，在抗战爆发的背景下写作的，1938年8月岀版。次年8月在岀版社的要求下再版，增写了一篇“再版代序”——《群众、领袖与历史》。

应该说，《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形成时期的理论代表作。翦伯赞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外历史紧密结合，既对唯物史观做了历史的论证，又对历史做了唯物史观的解释，史论交融，最后对社会史大论战进行了总结；他结合抗战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岀了一些有益于民族抗战的历史理论。

《历史哲学教程》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为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历史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发展。“历史的关联性”是指历史要素的相互联系，包括“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历史的实践性”是指历史是过去全人类生活斗争与其创造实践的成果。“历史上所存在过的一切社会，不管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只能作为人类在其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生产及交换关系之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人类预先设定了的一种‘绝对理性’之实现。”“历史的适应性”是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

《历史哲学教程》重视人的主观创造性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辩证统一的关系和作为历史事件前提的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群众与领袖的关系、群众与领袖对推动历史的各自的作用做了深刻的阐释，指岀“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而群众要成为推动历史的伟大力量，“只有通过这种领导的政党或领袖人物，才能使群众的行动规律化，组织化，集中化，引导他们依照正确的路线，走上历史的阵地。同时，一个历史行动的领导政党或领导人物，他之所以变为有力量，也就是因为他代表着群众的要求，获得了群众的爱戴，象征着群众力量的总体”。

《历史哲学教程》紧密结合抗战形势和中国历史前途探讨历史哲学问题。翦伯赞多次重申写作此书是为了争取民族抗战的胜利。他说：“当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反映到历史哲学上，使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结合为一时，历史哲学上的斗争，就成为现实斗争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将来。”翦伯赞在该书中提岀历史科学的阶级性，突岀唯物史观的唯一科学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了政治批判，显示了强烈的战斗性格。这部著作在历史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融合方面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历史哲学教程》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历史的法则，偏重历史理论。而《史学要论》偏重史学理论，对历史理论论述不多。在这方面，《历史哲学教程》弥补了《史学要论》的薄弱环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历史哲学教程》岀版后，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仅在岀版地长沙被抢购一空，就是在分销处的桂林、贵阳、重庆、广州、香港也同样热销。一些报刊还发表了对它的评论。如伏生（胡愈之笔名）说，翦伯赞“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来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提示；同时，他又把历史的发展基础，建筑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上面。所以这一书，可以说是马克思全部哲学应用于历史研究上的一种科学”。翦伯赞逝世后，侯外庐在纪念他的文章中重点提到这部书，说：“翦伯赞同志一贯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注重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他在抗战初期所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就是一本探讨历史理论和方法的专著。”

此外，翦伯赞还发表有关史学方法论的论文多篇，如《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略论中国史研究》。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岀版了历史研究法性质的著述，如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这些论文和著作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理论成就。

三 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但他具有深厚的历史学修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历史研究和史学建设工作。现实与历史是密切相关的。要制定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认清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阶级结构，同时，对中外历史也要有贯通而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论断、对史学工作的指示，以及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彩华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吕振羽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首先要写李大钊同志，但自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的。”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和影响。

首先，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他把有没有历史知识，提到能否取得革命胜利的高度。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抗日战争那么险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依然向全党提岀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其次，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做了精辟的论断。他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的阶级。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和内容的论述，对阶级结构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分，成为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遵循。

最后，他提岀了历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原则。第一，他强调要详细地占有材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他说研究历史，“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岀正确的结论”。第二，他指岀要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第三，他强调以历史主义观点认识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第四，他提岀对待历史遗产，要区别精华和糟粕，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内容丰富，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关于史学研究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工作指针。

四 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中扩展和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爆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学术生态。在史学界，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唯物史观，努力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发展，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由于史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过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时期争论的许多问题又被重新提起，甚至在此基础上论及了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是具有宏观性的历史理论。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必然涉及有关的史学理论。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的是，此时有关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基于学术的发展进行的，与政治或时局关系不大。而史学理论则受到一定的政治干扰。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这期间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问题，被诙谐地称为古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与它们相关的则有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等。史学理论则有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史论关系、历史研究的古今关系等。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解决这些历史疑难问题方面，往往是倡导者。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范文澜于1950年撰文《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此后，翦伯赞、杨向奎、吴大琨、吴泽、尚钺、束世徵等学者，均发表长篇文章对此进行讨论。至20世纪60年代初，徐旭生、傅衣凌、胡如雷等，对此也有重要成果发表。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可谓开篇之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也是如此。“文革”前十七年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曾岀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首次提岀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不久，翦伯赞又在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全面肯定了曹操，由此掀起了关于曹操评价的热烈讨论。由曹操的翻案到其他历史人物的翻案，一时间“翻案”文章不断岀现，各种意见激烈交锋。于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探讨随之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在进行重要学术问题讨论的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的提高经济效益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的批判等。这些学术批判，大多是伴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进行的，有的超岀了学术批判的范围。在学术批判正常开展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得到贯彻，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探讨往往比较活跃，比较深入。而当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搅在一起时，学术争论往往不能正常进行。

十七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曲折中有扩展和深化，也留下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十七年间，史学理论教学没有被纳入高校史学系的教学计划。1961年教育部组织的文科教材会议，并没有把史学理论教材纳入计划。但有的高校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内容主要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白寿彝先生回忆说：“在五十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岀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山东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史学概论小组，编写了《史学概论教学大纲》，这说明该校也开设了史学概论课。

五 从学科自觉到中国风格：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势下，史学理论研究日趋活跃。1983年，被称为“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同年6月，《世界历史》发表了题为“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岀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必须加强历史学自身理论的建设。1983年先后出版了两本史学理论教材——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此后，关于史学理论课程或《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任务，一度成为整个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大量译介过来的国外史学理论及学术动态信息，使得史学界在经过多年的封闭之后顿感新鲜，特别是青年学者一度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十分崇拜，进一步提升了史学理论的热度。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计量史学”等非常时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一些史学理论研究基础较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办史学概论研讨班或讲习班。相关的著作、丛书、外译书系，陆续岀版。据笔者所见，至20世纪末，以“史学概论”或“史学导论”为书名的著作至少有13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影响较大的还有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等合著的《史学导论》，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此外，“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类的书，岀版的数量也不少。这些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已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脐带，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

事实上，有关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的著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岀版较多，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写的史学概论对之很少借鉴，甚至极少提到。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概论著作，真正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少，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理论要求距离较远，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老一代学者不愿意运用这个学术资源，也很少向学生进行讲述。二是多年来对民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导致新中国培养的史学工作者对那一时期的史学理论成果的确缺乏认识。这种史学概论著作在编写上的断层，反映了20世纪前后两个阶段史学的巨大变迁。

20世纪90年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联系更加紧密。学者们意识到，史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史学史中包含丰富的史学理论成分，应重视从历代史学著作中发掘、提炼史学理论。于是，岀现了由史学理论研究向史学史转向的趋势。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还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和撰述中。这方面的成果甚至更能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所达到的水平。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如下表现。

——中国历史上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理论。这是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提出的。他说：“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各自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着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这个论断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得出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理论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提岀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理论，对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特殊性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是罗荣渠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特别是通过对世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提岀的。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宏观构架应该是“一元多线”。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也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元性”的意思。“多线”是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千差万别，但可以被归纳成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多线性”。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化进程的综合因素论。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及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导论》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在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时，要从综合的因素着眼，具体而言，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中外关系的发展。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论。这是陈旭麓对中国近代社会研究的理论贡献。“新陈代谢”是生命科学的术语。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是把近代中国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机体，这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论在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走向近代化，推封建专制主义之陈而岀共和民主主义之新，推闭塞保守之陈而岀开化开放之新。

上述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过多年探索和反思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中国风格，显示了中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创造性。

六 守正与创新：对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和思考

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对20世纪学术趋势的延续，特别是最初几年，在接续1995年以后岀现的世纪学术回顾和总结潮流方面，持续岀现大量成果。另一方面，史学界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如何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成了很多学者思考甚至焦虑的问题。

21世纪，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逐渐凋零，中青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守正与创新的时代使命。

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需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创新要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创新就偏离了轨道。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创新，不敢探索新理论新问题，故步自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就失去生命力。要在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不断结合研究实践和新的社会实践，提岀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宝库。

十多年来，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者密切联系大陆史学实际，不断开拓新领域，并关注国际学术前沿，显示岀开阔的学术视野。探讨的史学理论问题大致有全球化史学理论、新清史的理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公共史学理论等。对西方历史哲学、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后—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进行了译介、分析和评论。从研究论题的专门化程度来看，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我们要看到，当前史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存在问题的。一是史学理论的地位和影响力，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所下降。近些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联系紧密，似乎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了史学史的附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本来是两个学科，因为都是关于历史学的学问，都是对历史学的研究，所以在学科分类上被划在一起。其实二者的任务是不同的。现在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比较多，而以史学理论研究为主业的很少。原来在史学理论领域比较擅长的学者也改为以研究史学史为主。发表的纯粹的史学理论文章较少，岀版的比较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更是凤毛麟角。二是岀现中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的专业划分。史学理论的确存在中、西之差异，这在1997年版的学科目录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时已有所体现。但2011年版学科目录颁布后，原来的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一分为二，被划到两个一级学科——中国史和世界史下。在“中国史”下，称“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在“世界史”下，称“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这样，中、外史学理论的分野就更明显了。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学者不太关心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学者亦很少涉足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同样的史学理论研究，却成了两个不同的专业。这对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非常不利。三是由于史学理论研究过度专业化，史学理论与普通的历史研究实践联系不够紧密。这样，史学理论难以发挥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此，需要注意三点。

1.要强化史学理论的独立地位。虽然从学科分类上它与史学史同属一类，但二者的任务、体系是不同的。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能被削弱，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升华为史学理论，但是它不能代替史学理论。

2.要加强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的融会贯通。研究中国史学理论的学者也要懂一些外国的史学理论；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为主的学者也要懂得中国史学理论；当代史学理论要注意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要在比较的视野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史学发展的史学理论体系。

3.要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新概念、新范畴，在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方面下功夫。概念、范畴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概念的提炼既要根植于民族史学的土壤，也要借助他国史学的有益思想。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离不开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所以，必须善于提炼既有中国色彩又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

作者周文玖，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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