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之是以叫蘇東坡，并走向精神層面的東坡，與一個地方和一個詩人有關。
這個地方就是黃州。誠如蘇轼所言：“問汝平生功業，黃州儋州惠州”，黃州是蘇轼貶谪之旅的第一站，黃州的山水降解了蘇轼心中的浮躁，撫平了蘇轼心中的褶皺，在黃州期間，蘇轼變得更加成熟、曠達、超然。在他的身上，形成了獨特的人生觀，他變得樂觀灑脫、随遇而安。
這個詩人就是白居易。蘇轼與唐代詩人白居易淵源頗深，對蘇轼來說，他和白居易是異代相逢成知己。蘇轼也是一個追星族，從他的名号“東坡”就可以看出，白居易就是他的愛豆，因為白居易也有一個詩意栖居地——東坡。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事還得從蘇轼貶谪黃州說起。
在蘇轼的仕宦之旅中，烏台詩案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烏台詩案的起因與北宋年間的變法有關，原來蘇轼對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持有異議，于是他申請到地方任職，從1071年到1079年，蘇轼的足迹到過杭州、密州、湖州。
蘇轼一到湖州，就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遞交上去。這本來是類似于述職報告的公文，但蘇轼本來就文采出衆，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
蘇轼在這份報告中夾雜了很多個人的情緒，以及對變法的态度，蘇轼還說了一些對變法的成見，這些話被變法派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禦史李定、舒亶、何正等人又從蘇轼大量舊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隐含譏諷新法的句子，對蘇轼加以彈劾。一時間，朝廷上下一片嘩然，倒蘇之聲此起彼伏。
蘇轼與“東坡”
蘇轼在湖州上任才剛滿三個月，就被禦史台官吏帶到汴梁，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這一案件前面為什麼會有“烏台”二字呢？
原來“烏台”就是指禦史台，《漢書·朱博傳》記載：“禦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其上。”是以後來的人也把禦史台稱為“烏台”，又因為蘇轼這件事的始末緣由都是由于禦史的彈劾引起的，是以也叫“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是蘇轼人生的一個轉折點，經過多方的營救，包括身在江甯的王安石出面寫信營救，蘇轼才幸免于難，但卻被貶為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團練副使。
1080年2月，45歲的蘇轼到達黃州。初到黃州，蘇轼寓居定惠院，寫下了有名的詞作《蔔算子·定惠院寓居作》，尤其是該詞後兩句“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托物寄懷，寓意深遠。
初到黃州的蘇轼恰似那隻驚鴻甫定的大雁，蘇轼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現孤鴻的心理活動，實則是以物喻人，把自己的主觀感情和現實處境加以物化，顯示了高超的藝術技巧，成為傳唱不衰的千古名句。
後來，蘇轼搬遷到長江邊上的臨臯亭，逐漸開始适應黃州的貶谪生活，但他的處境依舊艱難窘迫，一家人蝸居在臨臯亭，過着困頓迷茫的生活。
在黃州，蘇轼沒有職務，也沒有收入來源，為了養家糊口，他也開始從事一些生産工作，這首自嘲詩《初到黃州》如實地記錄了蘇轼的彼時彼刻的心态：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到黃州的第二年，蘇轼在朋友的幫助下租借了黃州城外的59畝荒地。這之後，蘇轼置辦農具，親自勞作，躬耕田間地頭。随着生活的逐漸安定，蘇轼也從烏台詩案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辛勤的耕耘換來的是豐收的喜悅，當莊稼喜獲豐收，蘇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悅，為此還飲酒相慶，并寫下《東坡》詩來慶祝此事：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頭路，自愛铿然曳杖聲。
蘇轼詩中的“東坡”指的就是這塊地，由于蘇轼開墾的荒地正好在黃州東門之外，而且是一塊坡地。于是，他想到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忠州東坡種花種樹的故事，便将這塊耕作之地命名為“東坡”，他也自号“東坡居士”，蘇轼是在黃州期間才有這一名号的。
有人統計，蘇轼一生使用過的和後世稱呼他的名号，有70多個，如蘇長公、蘇和仲、蘇學士、蘇使君、蘇眉州、玉堂仙、鐵冠道人蘇徐州、蘇惠州、大蘇等。
但蘇東坡這一名号的辨識度是最高的，以至于後世一提起東坡或東坡周邊，馬上會想到宋代文壇巨擘蘇轼，人們更願意将蘇轼稱之為蘇東坡。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筆記《東坡志林》，名菜東坡肉，其實都是以蘇轼這一名号命名的。
白居易與“東坡”
唐代詩人白居易任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時，曾在忠州東坡墾地種花。原來，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馬調任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春天到達忠州（重慶忠縣）。在任職忠州兩年左右的時間裡，白居易在工作上恪盡職守；工作之餘，他會遍遊忠州山水，體察忠州風物民情。
白居易平素裡很喜歡養花種樹，到忠州後，白居易見到了很多以前沒有見過花木，南國的草木更讓白居易産生了一種打開盲盒般的驚喜。他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開墾荒地，親手種了許多花草樹木，白居易在《東坡種花》一詩中寫道：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到了春暖花開之際，忠州的東坡上是一派繁花似錦的景象，案牍勞形的白居易，特别喜歡在工作之餘到這裡來，一來可以欣賞花草，二來可以放松身心，三來還可以為詩歌創作帶來靈感。
對白居易來說，忠州的東坡就是他的詩意栖居地，這樣的閑情逸緻與生活場景在白居易的這首《步東坡》裡被表現得恰到好處：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種植當歲初，滋榮及春暮。信意取次栽，無行亦無數。
綠陰斜景轉，芳氣微風度。新葉鳥下來，萎花蝶飛去。
閑攜斑竹杖，徐曳黃麻屦。欲識往來頻，青蕪成白路。
有時候他會整日待在東坡，沉醉于東坡的美景而不忍離去，他在《東坡種花二首》詩裡，是這樣描寫彼時心境的：巴俗不愛花，竟春無人來，唯此醉太守，盡日不能回。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漠漠花落盡，翳翳葉生初。
兩年多的時光匆匆而過，随着一紙調令，白居易即将離開他工作生活了兩年之際的忠州。但在他要離開忠州，離開他心心念念的東坡時，他心中還有有許多的不舍與留戀，尤其是他親手栽植在東坡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
是以，白居易将美好的希望寄望于将來的忠州刺史，希望他也是一位喜愛花草的人士，希望他能看護好東坡上的花草樹木，希望他能延續種花植樹的習慣，于是《别種東坡花樹兩絕》的其中一首中寫道：
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舊春。
樓上明年新太守，不妨還是愛花人。
即使白居易離開忠州到長安任職，可是他仍然懷念忠州東坡上自己栽種的花草樹木，每當他與朋友在長安賞花時，他總會回憶起忠州那漫山遍野的植被和山林間的桃花、杏花。
于是一首回憶性質的詩歌《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新花樹，因寄題東樓》，便從白居易的筆端流瀉而來：
每看阙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
南賓樓上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别，物感人情有淺深。
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
不同的東坡，相似的人生
話說回來，蘇轼之是以将躬耕之地命名為“東坡”，而且自号“東坡居士”，除了與白居易種花種草的事迹相似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蘇轼對白居易人格的認同與欽慕，這就有點“異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覺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還得從蘇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轉變和認知層次說起。蘇轼自号“東坡居士”，這個稱謂意味着蘇轼對白居易處世哲學和人生态度的認可與仰慕，意味着蘇轼思想上的重大變化。
來到黃州後，蘇轼雖然失去了進階的空間，但他卻擁有了更多的時間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歸宿。蘇轼将自己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與傳統哲學思想結合起來，在接納儒釋道思想的過程中，他也在悅納自己。
黃州是蘇轼人生之旅中的一個驿站，他在這裡度過了近五年的時光，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無盡的晦澀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經濟上為解決衣食而躬耕農田，節儉持家的時期。是以，黃州也是蘇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轉換期。
在黃州的蘇轼，對白居易心生欽慕之情，如果聯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則剛好與蘇轼谪居黃州的背景相吻合，他們雖然是不同時代的人，但卻有着相似的人生經曆和仕途履曆。
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遇刺，上表請求徹查此事，緝拿肇事者，還死者一個公道。此時的白居易，以士大夫“達則兼濟天下”的行為準則要求自己，但他的舉動卻被主政者認為是越級言事，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
恰在此時，白居易的母親去世，而他所作的詩中又有“賞花”“新井”等字眼，這讓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機會，進而大肆渲染了一番。于是，所謂的“新井詩案”便被炮制而出，白居易被貶江州。在江州的白居易，還寫下了那首著名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江州沒有迎來曙光，随着一紙調令，他又來到了忠州。忠州雖然偏僻，交通狀況不佳，但白居易在忠州任上恪盡職守，心态已有了轉變，他也從被貶江州時的沮喪情緒中走了出來。
白居易在忠州種花種樹，就是心态轉變的具體展現。此時的白居易開始把眼光更多地轉向自然，希望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尋求一份心靈的安甯。
而蘇轼呢，黃州時期的蘇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與他一直敬慕的樂天極為相似，這時他靠朋友的幫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種的土地，可以種樹種花種糧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種樹種花之東坡。
是以，在黃州兩年後，蘇轼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種花種樹的故事，也在黃州城外開辟荒地，躬耕于此，給地取名“東坡”，并自号“東坡”，這就是蘇轼對白居易在忠州東坡墾地種植的一種仰慕和認同。
其實蘇轼并不是一到黃州，就自号“東坡”的，而是居黃州兩年後才有了“東坡”之号。烏台詩案之前的蘇轼，書生意氣，滿懷自信，有兼濟天下的志向。
然而經曆了烏台詩案後，蘇轼在黃州躬耕于東坡，此時的他對仕途、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心靈更多地轉向自然之趣味，他擁有了更多與自然親密接觸的機會。
如他在黃州遊蕲水清泉寺時寫下的：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發唱黃雞。
這首詞的上阕描寫的是蘭溪幽靜、雅緻的風光和環境，景色自然明麗，雅淡清美；下阕是詞人振奮人心的議論，表達有關人生感悟，啟人心智。全詞寓情于景，寫景純用白描，細緻淡雅，抒情自然流暢，隽永綿延。
蘇轼以順處逆的豪邁情懷，抒發了仕途上失意後積極、樂觀的人生态度，讀來催人奮進，激勵人心。
再如他和友人遊賞黃州時，野外的一次野炊，也能讓蘇轼詩興大發：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蘇轼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地寫出了茶葉和鮮菜的鮮美色澤，顯示出詞人與自然親密接觸時的歡愉的心情。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嘗山間嫩綠的蓼芽蒿筍的春盤素菜。
蘇轼在品嘗大自然饋贈的同時，也自動比對了清曠、閑雅的審美趣味和生活态度。在蘇轼看來，真正有滋味的還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這種清淡的、新鮮的滋味是令人歡愉的。
再如蘇轼在《臨江仙》一詞中寫的：“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經曆過改寫人生命運與仕宦軌迹的“烏台詩案”後，蘇轼初到黃州時便已萌生歸隐之意。彼時的蘇轼，躊躇滿志，無所适從，是以才會透露出歸隐的想法。
其實蘇轼的這種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歸隐思想的影響。蘇轼羨慕白居易晚年對閑适生活的追求，他對白居易的道德稱贊有加。
除了對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贊美之外，蘇轼對白居易最大的認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處世态度，白居易曾說：“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白居易看來，閑逸潇灑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徑去才能體會得到，更高層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華之中，在心靈的一沃淨土中獨善其身，找到一份甯靜，找到心靈的歸宿。
小隐和大隐恰似一條線的兩端，但白居易并沒有在這條線的兩端躊躇徘徊，舉足不定，找不到合适的立足點。但經過白居易一番嚴謹審視後，他将這條線對折了起來，并将目光聚焦在了這條線的折點上，也就是中點線，他覺得這條與儒家中庸思想高度契合的中點線才是最合适的立足點。
換句話說，這時的白居易與隐逸生活達成了一種默契的平衡，找到了一種更适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中隐”——這條線的折中點。
中隐是一種介于小隐和大隐之間的一種生存方式，這是一種動态的平衡。也就是說，白居易對閑适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認可的，他的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
異代相逢成知己
在黃州的蘇轼，不僅在尋求一方心靈的沃土，而且他在努力地适應黃州的生活，他要與自己達成和解，甚至要與生活達成和解。蘇轼在黃州時期的一首詩中是這樣寫的：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長閑勝暫閑。
蘇轼認同白居易“中隐”之處世心态，并在後來的仕宦之旅中不斷升華着這一處事原則，他保持内心的泰然，保持心态的樂觀，并結合自身的思想修養，在處世态度上達到曠達而超脫的境界，這更進一步地完善了白居易“中隐”的深度和廣度。
即使是後來不是在貶谪就是在貶谪的路上的蘇轼，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麼閑适安樂，他仍然保持着樂觀豁達的心境，這樣的心态與他選擇的“中隐”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的。也可以說，蘇轼直接從白居易的“中隐”中獲益。
在黃州及以後的歲月裡，蘇轼覺得自己在人生際遇和為人處世的心态方面都與白居易有着相似的軌迹，他不止一次地訴說着異代相逢成知己的貼切與默契。那是蘇轼在曆經了世事沉浮之後的生命感悟，這種感悟往往意味着各種不為外人所道的心靈體驗。
蘇轼認為自己與白居易人生際遇有諸多相似，常常在詩詞中以白居易自比。如《贈寫真李道士》一詩中的“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再如《贈善相程傑》一詩中的“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颠賞遍洛陽春”，都是蘇轼欽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證。
蘇轼詩中的“香山居士”和“樂天”指的都是白居易本人，白居易晚年定居在洛陽香山，自号“香山居士”，而樂天其實是白居易的字。
補叙一筆。公元832年，元稹去世，白居易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稹的家眷給白居易的潤筆費高達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将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
白居易的晚年時光大多在洛陽的履道裡第度過，他還與好友劉禹錫詩歌唱和，時常遊曆于龍門一帶，留下了《池上篇》《醉吟先生傳》等自叙之作。
845年，74歲的白居易在洛陽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曾常住洛陽香山寺内，是以自号“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蘇轼晚年貶官惠州，途經虔州，曾記起小時候他父親對他說，虔州有一座天竺寺，天竺寺的牆壁上有白居易親筆手書的一首詩。是以，雖然在貶谪的路途上，但蘇轼一想到這件事情，心情仍舊激動不已，他打算到天竺寺一睹白居易書法的風采。
可惜，當蘇轼進去後才發現白居易的墨迹由于時間的原因已經從牆壁上剝落，隻剩後人臨摹的石刻還在，宋代的“東坡”在虔州瞻仰唐代的“東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事情。雖然虔州天竺寺的白居易書法真迹已經剝落，但臨摹的石刻仍在，對蘇轼來說，此行雖有遺憾，但依然很滿足。
蘇轼為什麼風塵仆仆地要去虔州天竺寺一睹白居易的書法真迹呢？這或許真的就是人們口中的“異代相逢成知己”吧。
或許，白居易就是蘇轼心中的愛豆；或許，白居易的人格魅力對蘇轼來說就是一種榜樣的力量，蘇轼将白居易視為偶像，白居易的心路曆程和人生足迹，蘇轼也想去體驗一下。
小話詩詞
在黃州，蘇轼以“東坡”為名号，黃州的山水降解了蘇轼心中的浮躁，儒釋道學問的研修提升了蘇轼的修為，在一降一升中，蘇轼撫平心中的褶皺，變得更加成熟、曠達、超然。在他的身上，形成了獨特的人生觀，他變得樂觀灑脫、随遇而安。
蘇轼的飛揚的才華在黃州得到了淋漓盡緻地展現，在創作的廣度、次元與深度上，蘇轼進行了無限可能的拓展與延伸，他也在所處時代的文學邊界上突破了一個點，也将自身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黃州雖然是蘇轼的貶谪之地，卻成就了他文學成就的第一座高峰。
在黃州，蘇轼自号“東坡”，他重新認識了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為蘇轼在黃州全面考量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東坡”人生：北宋文壇巨擘蘇轼從唐代詩壇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蘇轼也從白居易的人生際遇和處事原則上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自己。
從以上的論述來看，蘇轼自号“東坡”，本身就是對白居易的人生的欽慕、追随與仿效。是以，異代相逢成知己，是蘇轼有意對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趨的有力诠釋和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