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五四”現場

陳平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在該書（《觸摸曆史與進入五四》）自序中他寫道：“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我來說，既是曆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既是潛心思索的對象，也是自我檢討的鏡子。問學二十幾年，經曆諸多曲折，五四始終是我的‘最佳對話者’——其具體思路及舉措，不無可議處；但作為整體的生氣淋漓與豐富多彩，至今仍讓我歆羨追慕不已。”經由“觸摸”曆史具象而“進入”曆史時刻，是陳平原獨特而“有趣”的努力。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永恒記憶。值此紀念日，經由陳平原的文字，讓我們再次回望它。（任餘）

半個世紀前，俞平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回顧與前瞻》，談到作為當事人，“每逢‘五四’，北京大學的同學們總來要我寫點紀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寫”。之是以如此“矜持”，表面的理由是作為“一名馬前小卒，實在不配談這光榮的故事”；可實際上，讓他深感不安的是，關于“五四”的紀念活動，很大程度上已經蛻變成為“例行公事”。

從1920年5月4日《晨報》組織專版紀念文章起，談論“五四”，起碼在北京大學裡，是“時尚”，也是必不可少的“儀式”。

如此年複一年的“紀念”，對于傳播“五四”運動的聲名，固然大有好處；可反過來，又容易使原本生氣淋漓的“五四”，簡化成一句激動人心、簡單明了的口号。這可是詩人俞平伯所不願意看到的，于是，有了如下感慨：

在這古城的大學裡，雖亦年年紀念“五四”，但很像官樣文章，有些朋友逐漸冷卻了當時的熱情，老實說，我也不免如此。甚至于有時候并不能公開熱烈地紀念它。新來的同學們對這佳節，想一例感到欣悅和懷慕罷，但既不曾身曆其境，總不太親切，亦是難免的。

出于對新政權的體認，俞平伯終于改變初衷，開口述說起“五四”來，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幾十年間，忠實于自己的感覺，拒絕随波逐流，基本上不使用大話、空話、套話，使得俞先生之談論“五四”，始終卓然獨立。

有趣的是，用如此筆墨談論“五四”的，不止俞氏一人；以下所列十位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大都有此傾向，隻是作者的“興緻”與“才氣”不一定像俞先生那麼高而已——

楊振聲《五四與新文學》《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回憶五四》；孫伏園《五四運動中的魯迅先生》《回憶“五四”當年》；王統照《“五四”之日》《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許欽文《五四時期的學生生活》《憶沙灘》《魯迅在五四時期》；鄭振铎《前事不忘——記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意義》《“人”的發現——為紀念“五四”作》《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五四和六三》《五四回憶片斷》；聞一多《五四曆史座談》《“五四”運動的曆史法則》《“五四”斷想》；俞平伯《回顧與前瞻》《五四憶往——談〈詩〉雜志》《“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冰心《回憶“五四”》《回憶五四》《從“五四”到“四五”》；川島《少年中國學會》《五四回憶》《五四雜憶》。

“五四”運動值得紀念，這點毫無疑義；問題在于，采取何種方式更有效。大緻說來，有三種政策可供選擇。

第一，“發揚光大”——如此立說，唱主角的必定是政治家，且着眼于現實需求；

第二，“诠釋曆史”——那是學者的立場，主要面向過去，注重抽象的學理；

第三，“追憶往事”——強調并把玩細節、場景與心境，那隻能屬于廣義的“文人”。

無論在政壇還是學界，前兩者的聲名遠比個人化的“追憶”顯赫；後者因其無關大局，始終處于邊緣，不大為世人所關注。

我之是以特别看重這些個人化的叙述，既基于當事人的精神需求，也着眼後世的知識視野。對于有幸參與這一偉大曆史事件的文人來說，關于“五四”的記憶，永遠不會被時間所鏽蝕，而且很可能成為伴随終身的精神印記。

1950年代中期，王統照撰文追憶“五四”，稱“我現在能夠靜靜地回念三十五年前這一天的經過，自有特殊的興感。即使是極冷靜地回想起來，還不能不躍然欲起”；1970年代末，當來客請周予同講講他參加“五四”運動的情況時，“他感慨地說：‘老了老了！’激動地哭了，很久才平靜下來”……

至于俞平伯所說的“不曾身曆其境”、雖十分仰慕但“總不太親切”的後來者，其進入“五四”的最大障礙，不在理念的差異，而在實感的缺失。

作為當事人，孫伏園尚且有“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的擔憂，從未謀面的後來者，更是難識廬山真面目。借助俞、謝等先輩們瑣碎但真切的“追憶”，我們方才得以比較從容地進入“五四”的規定情境。

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輕人的記憶中，單靠準确無誤的意義闡發顯然不夠，還必須有真實可感的具體印象。對于希望通過“觸摸曆史”來“進入五四”的讀者來說，俞平伯、冰心等人“瑣碎”的回憶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讀物”。

對過分講求整齊劃一、幹淨利落的專家論述，我向來不無戒心。引入“私人記憶”，目的是突破固定的理論架構，呈現更加紛纭複雜的五四圖景，豐富甚至修正史家的想象。

而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它更可能提供一種高頭講章所不具備的“現場感”，誘惑你興趣盎然地進入曆史。

當然，歲月流逝，幾十年後的回憶難保不失真，再加上叙述者自身視角的限制，此類“追憶”，必須與原始報道、檔案材料等相參照，方能真正發揮作用。

人們常說“以史為鑒”，似乎談論“五四”，隻是為了今日的現實需求。我懷疑，這種急功近利的研究思路，容易導緻用今人的眼光來剪裁曆史。

閱讀八十年來無數關于“五四”的研究著述，感觸良多。假如暫時擱置“什麼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之類嚴肅的叩問，跟随俞平伯等人的筆墨，輕松自如地進入曆史，我敢擔保，你會喜歡上“五四”，并進而體貼、擁抱“五四”的。至于如何了解、怎樣評判，那得看各人的立場和道行，實在勉強不得。

說白了，我的願望其實很卑微，那便是：讓“五四”的圖景在年輕人的頭腦裡變得“鮮活”起來。

來源 | 《觸摸曆史與進入五四》，陳平原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編輯 | 皮皮兵不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