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著《風起紅樓》（增訂本）由鳳凰出版社出版于2021年1月，距離胡适完成《紅樓夢考證》初稿的1921年3月27日恰好百年。如果将《風起紅樓》（增訂本）的出版看作是對新紅學百年的紀念，應在情理之中，因為這本書比較集中地講述了新紅學的故事。
《風起紅樓》增訂本，苗懷明著，鳳凰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風起紅樓》初版13章，增訂本15章，其中不少于6章集中談講了新紅學的故事。筆者之是以使用“故事”這個詞，是因為該書的叙事性比較強，閱讀效果比較好，也就是作者所說“用感性的方式來講述20世紀有關紅學的人與事”。
其實，無論高頭講章式寫法，還是感性方式寫法，隻要有很好的叙事性，都是可以産生很好的閱讀效果的，問題的關鍵在于一般寫作者往往并不十分在意這方面的作文修養。
《風起紅樓》初版由中華書局于2006年出版不久，曾引起過若幹是是非非的争議，而争議主要集中在“師生之誼還是論争對手”以及“哪兒來的‘恩恩怨怨’”這兩章，這兩章被一般讀者視為所謂的“公案”。
譬如中國圖書網之類線上購書在談及《風起紅樓》内容簡介時這樣說：《風起紅樓》将現代紅學發展曆程中難解的學術公案，複雜的人間恩怨，娓娓道來．為讀者揭開了一個個隐藏在紅學背後的秘密。
諸如“公案”“恩怨”“秘密”這類關鍵詞成為這部書的賣點，這顯然是商家的伎倆，并不是作者自己的動機。
《風起紅樓》
苗懷明在初版“寫在後面的話”中如是說：“把這樣一本小冊子呈現在讀者面前，大家的反應如何，心裡還是有些不安的。盡管自問寫得相當用心，盡可能廣泛地搜集資料，為求做到客觀公允，但由于個人學識、能力有限，能否做得到，實際效果如何，還得由讀者諸君評價。特别是書中涉及的不少人物或去世不久，或至今健在，稍有不慎，可能會受到人身攻擊、用心不良、借名人炒作、受人指使之類的嚴厲指責，甚至會招緻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為此，筆者在寫作時十分小心，不妄下結論，讓事實和材料說話，有些章節寫完後，還送呈多名同行資深專家審閱、把關，以求穩妥。”（第276-277頁）
《哪兒來的“恩恩怨怨”》這一章重申道：“撰寫此文的目的是為了學術研究，并非借機炒作、别有用心，受人指使之類，這是應該首先加以說明的，正所謂醜話說在前面。之是以在文中開頭啰嗦半天，說白了就是為了表達一個願望：自己從學術史角度探讨這一問題，也希望讀者諸君從這一角度來閱讀、批評本文，不要作學術之外的揣想，使本該嚴肅的學術探讨變味。”（第198頁）
苗懷明《周汝昌胡适一段學術公案》
由以上表白可見，作者并無商家那般的用心或機心，不過，讀者接受的效果則并不完全顧及作者的用心。
于是，《風起紅樓》在相當一段時期内被一些讀者（包括紅學研究者）視為一部有争議的書。最有争議的是該書對胡适與周汝昌“師生之誼”的考察和辨析以及對俞平伯與周汝昌“關系”的考辨，如果結合彼時的紅學生态來考量，之是以形成“争議”也就不言自明了。因為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談論周汝昌的話題日漸演繹成關乎談講者“立場”的問題。
由此可見，《風起紅樓》一書着實地考量着作者的學術勇氣和學術公心。筆者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風起紅樓》算不上“揭秘”之書。
苗懷明在《紅學史上的蔡、胡之争：兼說兩人的友誼》一章中說：“先前學界的關注點多在二人學術觀點的差異和交鋒，對蔡、胡紅學之争的前因後果、具體過程，特别是蔡元培的紅學研究以及這場争論是否影響到兩人的友誼，一直缺少必要的、足夠的探讨，以緻出現不少訛傳誤判。這裡根據有關文獻資料，對這場争論的來龍去脈進行較為詳細的梳理和歸納，以期澄清和還原一段曆史真相。”（《風起紅樓》第84頁）
蔣夢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澄清和還原一段曆史真相”不僅是本章的最緊要處，也是這部書的最緊要處，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避免紅學史上的人、事、學術諸方面的“訛傳誤判”。當然，作者的寫作動機是一回事，實際的閱讀效果又是一回事，這兩方面往往很難兼顧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若從比較的方面看，時隔5年，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紅樓七宗案》一書應該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揭秘”之書，此書一出紅學界為之大震，同時博得喜好“揭秘”的普通讀者大贊“值得一看”。
通觀《風起紅樓》全書，作者在述史過程中的評論具有十分鮮明的個性。謹略作摘錄如下：
1、《師生之誼還是論争對手》
将兩人當年的往來書信及相關資料與周汝昌日後對這段往事的回憶進行對照，兩者之間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出入和反差，如果不是看了這些書信的原文及資料，真是不敢相信。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恐怕隻有兩種可能：一是周汝昌當時在給胡适的書信中所說内容與其個人内心的真實想法完全相反，即表面上聽從胡适的建議指導，對胡适的種種幫助感激不盡，但私下裡卻對胡适十分不滿，滿腹怨言；一是周汝昌後來的回憶有誤，而且誤差過大，幾乎達到了重構曆史的程度。（《風雨紅樓》第183頁）
胡适早年照片
胡适提倡白話文已經過去将近90年了，其貢獻和成績學界早有定評，而周汝昌竟然不顧曆史背景和時代變遷，還站在當年反對者的立場上來批評胡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文化奇觀。（《風雨紅樓》第183頁）
2、《哪兒來的“恩恩怨怨”》
前文筆者已說過，周汝昌對俞平伯1948年寫給《天津民國日報》編輯的書信求之過深，有誤讀之處。如今對俞平伯1954年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而且更為嚴重。本來就沒有恩怨，偏要追問“哪兒來的‘恩恩怨怨’”，确實會有“至今不解”之感。（《風雨紅樓》第216頁）
3、《新紅學的總結與發揚》
對這樣一位頗有學術抱負、熱心向學的年輕學子，胡适則是在百忙之中，盡可能地給予幫助和指導。從治學到做人，從大處到小節，胡适對周汝昌的幫助和指導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當時的社會局勢極為動蕩，在如此複雜多變的環境下，胡适于千頭萬緒間還能對一個年輕人的治學給予如此熱情、耐心的指點，這無疑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典範。（《風雨紅樓》修訂本第207頁）
周汝昌早年照片
4、《青史憑誰定是非》
1954年10月開始的那場狂風暴雨般的批判對本分、善良、講究生活情調的俞平伯來說是一場無可逃避的夢魇，這話聽起來頗有些宿命色彩，但在近半個世紀後将各種資料彙總在一起後細細想來，一切皆在情理中，可謂命中注定，隻不過時間到來的遲早問題。長時段的曆史回望可以在種種喧鬧表象的背後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但這些規律卻是用高貴的生命和無助的血淚寫成的。沒有發現規律後的驚喜，反倒讓人由此生出許多難言的沉重和蒼涼來。曆史是永遠不能假設和改寫的，它的冷面和殘酷往往使人在感歎、涕淚之餘，生出一絲人生無常的虛幻感。（《風雨紅樓》第216頁）
胡繩是代表官方講這番話的，盡管這樣的講話對俞平伯太遲了些，好在上面終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還表示要“接受這一曆史教訓”。李希凡在《毛澤東與》一文中曾将林則徐贈鄧廷桢的詩句“青史憑誰定是非”改為“青史終能定是非”，因為他“沒林則徐這樣悲觀”，“相信這是真理”，而且其本人也在自覺不自覺地進行“定是非”的工作。是非定出，尚需時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個是非與李希凡本人的預期可能要差很多。（《風雨紅樓》第271頁）
年輕時期的俞平伯
以上僅僅選取的六段文字中顯而易見作者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往往褒貶之意溢于言表，仿佛是不吐不快。這些動情的文字顯然頗具“感性”的色彩，易于引起讀者共鳴。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風起紅樓》一書引起争議并不能完全歸之于感性方式的寫法政策，更在于作者對于文獻資料解讀方面的立場或情緒的影響，如果讀者不能夠看到同樣多的文獻資料乃至更多的文獻資料，歧見或誤解必然不可避免。
況且，一般讀者（何止一般讀者）往往對諸如“公案”“恩怨”“秘密”這類關鍵詞更感興趣吧！君不見趙翼《論詩五首·其三》早有揭示：
隻眼須憑自主張，
紛紛藝苑漫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
都是随人說短長。
通讀《風起紅樓》一書，紅學史梳理是這本通俗讀物的主線，不過就其具體章節的某些選題以及由此類選題而生發的議論來看，依稀可以窺見文化史或思想史方面的些許面影。
這部作者稱之為“随筆體”的紅學史述在時隔13年出版修訂本的意義何在呢？筆者以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略作認知：
首先，重新認識蔡元培在紅學史上的地位，重新評價《石頭記索隐》的價值，應是紅學新百年不可忽視的一個課題。
《石頭記索隐》
《風起紅樓》一書專設3章集中談講蔡元培的索隐以及蔡元培與胡适的論争，如第二章《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書：蔡元培和他的《石頭記索隐》、第三章《從索隐到考證：對胡适一段學術曆程的考察》、第七章《紅學史上的蔡、胡之争：兼說兩人的友誼》。
苗懷明認為：“長期以來，蔡元培在紅學史中一直被視作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以近乎‘反派’的角色出現，但這種簡單化、臉譜化的方法并不可取，因為它不能解決多少實際問題，畢竟在學術道路的選擇中有很多複雜的時代和個人因素。”（《風起紅樓》第84頁）
如果重新認識蔡元培或重新評價《石頭記索隐》就是要客觀審慎地評估其中的“時代和個人因素”，以及客觀審慎地評估蔡元培或《石頭記索隐》在紅學史上的真正地位和影響。近年來，關于“索隐”“紅樓夢索隐”“現代索隐派紅學”方面的反思日趨客觀審慎，這方面的反思有待于進一步地深化。
其次，重新審視和評估汪原放和他的亞東版《紅樓夢》，同樣是紅學新百年不可忽視的一個課題。
汪原放
《風起紅樓》第10章的标題十分醒目——“他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汪原放和他的亞東版《紅樓夢》”，本章下第1節标題即“一個新的閱讀時代的到來”。以如此醒目的視角觀照“古籍标點第一人”（或稱“标點校勘古典小說第一人”或稱“新式标點第一人”）
汪原放在出版亞東版《紅樓夢》方面的獨特建樹，可謂頗具學術史敏銳的眼力。苗懷明認為：“在編撰20世紀紅學史時，無論如何都要為這位人物寫上一筆。就對紅學研究的推動和影響而言，他并不比一般的紅學家遜色，甚至還要超過他們，因為是他改變了人們閱讀《紅樓夢》的習慣，譜寫了《紅樓夢》傳播接受的新篇章。”（《風起紅樓》第132頁）
近十幾年來，《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方面的研究課題日漸成為熱點，遺憾的是，關于汪原放與《紅樓夢》傳播與接受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卻十分有限。
再者，關注紅學史上做出過貢獻的學人，重新認識和評價這些學人在紅學史上的價值和影響，可以說是紅學新百年的主要課題之一。
《風起紅樓》講述了紅學上最有影響的幾位學人的故事，王國維的故事，蔡元培的故事、胡适的故事，俞平伯的故事，魯迅的故事，陳獨秀的故事，汪原放的故事，周汝昌的故事等，其中蔡元培、胡适、俞平伯以及周汝昌的故事講得最仔細、最動情、最投入。從這些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苗懷明的學術史清明意識，這種清明意識在紅學新百年的紅學史建構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胡适緻汪原放信劄
筆者認為：紅學史建構、紅樓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建設是新百年紅學的基礎工程，紅學史建構的立意或主旨就在于為現代學術尋找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可以肯定地說，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應該首先從紅學上頗具影響的學人的故事中尋找。
再說幾句題外話：記得苗懷明曾沾沾自許“大嘴說紅樓”，這一自許不免會使一些人産生“誇誇其談”“信口開河”之類的誤讀。其實，這“大嘴”之“大”不過是“快意”的形象說法，譬如水泊梁山好漢們“大碗吃酒”的快意。
《風起紅樓》正是“大嘴說紅樓”的話本，也即快意說紅樓的通俗讀本，開篇便是《老佛爺的紅樓角色體驗》的故事。當然，如果有機會再出版重修本的話，直接删去“老佛爺”這一章并不影響《風起紅樓》的大衆傳播。若以《現代紅學第一人：王國維和他的》作為開篇的話，“風起紅樓”的立意絲毫不受影響。
慈禧書法
2018年11月間，筆者曾口占一絕即《說大嘴說紅樓夢》，現抄錄如下：
大嘴說紅意氣酣，
伯通無慮最貪頑。
射雕聖手誰堪任，
閑倚欄杆對月看。
2021年12月4日
彭城槐園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