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新詩編年》
張清華 主編
出版社：山東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月
2022年1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新詩編年》（全十卷）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編年”以十年左右時間跨度為一卷，描繪了百年中國新詩起于青萍之末而浩大于風雲際會的壯闊程序，共收錄1200餘位詩人、3000餘首中國新詩。“編年”通過大規模的資料搜集、考辨、鈎沉、整理和編排，依寫作或初發表的時間先後為序進行排列，進而形成一個狀貌相對完整、内容相對豐腴的中國新詩地理圖志，以努力接近百年新詩真實發展狀況的學術體例，呈現新詩創作的豐富性與多元性。《百年中國新詩編年》各卷收錄詩歌标準統一，入選内容、編次一仍其舊，以原發刊物為底本，作者修訂、校閱、編選本為校勘本，不同版本詩歌改動較大則作腳注，以“編者注”的形式說明。“編年”各卷序言由分卷主編撰寫，各卷末按詩歌編錄順序附詩人小傳，全集格式統一，另有主編所作全集總序。
全集總序《實驗與選擇，變奏與互動》從百年新詩的“寫作資源與外來影響”“象征主義、現代性與新詩内部動力的再生”“曆史與超曆史、限定性與超越性”“邊緣與潛流，現代性的迂回與承續”“平權與精英，百年的分立與互動”“經典化、邊界實驗，以及結語”六個問題出發，對新詩百年來的變革動力與内在機制充分探讨。下為總序第一部分節選。
《實驗與選擇，變奏與互動 ——百年新詩的六個問題》總序
文/張清華
“風起于青萍之末”，這是中國人古老的思維；而從現代意義上，加勒比海上的風暴，據說有可能是緣于一隻蝴蝶的翅膀的扇動。這兩者的表述雖然接近，但前者顯然是神秘主義或形而上學的思維，而後者卻是出于科學的推測。
大約在1916年，新詩出現了最早的雛形。在192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适的《嘗試集》中，開篇第一、二、五首的末尾落款所标出的年代，是“五年某月某日”，也就是1916年的某個時候。第三、四首沒有标出時間，但按照此書排列的時序，大約可推斷這兩首也是寫于1916年。由此我們大概可以得出所謂“新詩”誕生的最早時間。胡适曾言，在更早的1910年之前，自己也曾嘗試寫詩多年，在美國留學時與任鴻隽（叔永）、梅光迪（觐莊）等人還多有唱酬之作，但大約都不能算是“新詩”了，雖然比較“白”，但在形式上并未有突破。
遍觀《嘗試集》第一編，所見十四首中，唯有第五首《黃克強先生哀辭》，算是散句湊成，其他篇什基本都是五言、七言，偶見四言的順口溜，個别篇章如《百字令》算是俗化的長短句。“新詩”到底“誕生”了沒有，還不好說。然而，随着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出了胡适的《鴿子》《人力車夫》《一念》《景不徙》四首，以及沈尹默的三首、劉半農的兩首，沒人再否認“新詩”的誕生了。若照此說，那麼“新詩”誕生的時間點，應該是1918年了。
好壞則自然另說。胡适在《嘗試集》之《自序》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了他的詩所遭到的批評與譏刺，悉數搬出了他之前與任、梅諸友之間的不同觀點，且“劇透”了他的《文學改良刍議》最早的出處，是1916年8月19日，他寫給朱經農的信中的一段話，所謂“不用典”等“八事”。筆者此處不再做前人都已做過的諸般考據，隻是接着開篇的話說，新詩并非誕生于一場多麼壯觀而偉大的革命，而是一個很小的圈子中的個人好惡與趣味所緻；其文本也不是多麼了不起的驚人之作，而是一個小小的帶有“破壞性”的嘗試。連最好的朋友也譏之為“如兒時聽蓮花落”，“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誠望足下勿剽竊”國外“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1]
何為“青萍之末”？不過是三兩私友的唱酬和激發，催生了一種新文體的萌芽，由此引出了一場百年未歇的詩歌革命，這算得上是一個明證了。然這還不夠生動，還有更妙的因由——曆來讀者都忽略了一點，在這篇《自序》中，胡适開門即交代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為什麼開始寫詩。适之說，他自“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也就是1906年開始“做白話文字”，在第二年，也就是1907年開始讀古詩，産生了最初的寫詩沖動，是緣于這樣一個常人難以說出口的理由：
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2]
筆者提醒諸君的不是别的，正是适之先生作詩的緣起，是因為——“腳氣病”。如果從福柯的角度看，這算是一種看取曆史的方法；如果從中國人古老的思維看，便是起于“無端”，所謂“起于青萍之末”的偶然了。
但細想這偶然中豈無必然？如果說舊詩是止于高大上和沒來由的“萬古愁”，那麼新詩便是起于矮窮矬且鑽心癢的“腳氣病”。這其中難道沒有某種寓意，某種“現代性寓言”的意味和邏輯嗎?
終于為“百年新詩”找到了一個有趣的起點。胡适所引發的曆史轉換是全方位的，資訊十足豐富。由此開始新詩的道路、方法、性質和命運是對的——雖然我們也會隐隐擔心，他随後到美國留學，有沒有把這難治的腳氣病帶給異國的同窗和朋友。
一、寫作資源與外來影響：“白話”與“新月”的兩度生長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着奴隸替他開礦……
最初的嘗試是令人疑慮的，由“腳氣病”所緣起的白話詩的味道，并不能夠“與人以陶醉于其欣賞裡的快感”，而僅在于“與人以放膽創造的勇氣”。[3]很顯然，即便是受益于胡适的放膽所帶來的新風的人，也不太願意承認他努力的價值。但假如我們持曆史的态度，就不應輕薄沈尹默、劉半農、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這些人所做工作的價值。事實上，在《嘗試集》中也有着類似《威權》這樣的作品，其中的“威權”的意象，被意外而又詩意地人格化了，它坐于山頂，驅役着一群帶鎖鍊的奴隸。“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是否是在不經意間，也彰明了詩的品質呢？該詩後來的自注中說：“八年六月十一日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這首詩中的資訊量顯然很大，不隻表達了對于統治者的憤怒和睥睨，更關鍵的是，還顯露了“現代詩”慣常的轉喻與象征的筆法。《嘗試集》中這樣的妙筆雖少，但卻不是無。
這就涉及新詩最早的關鍵性“起點”的問題。有人強調了周氏兄弟的意義，朱自清說：“隻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铐，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4]這十分關鍵，他啟示我們，胡适等人雖屬留洋一派，但寫作靈感主要卻是來自傳統古詩的熏染，是從“樂府”等形式中脫胎，故其作為新詩的革命性還是相對保守的；而周作人的《小河》卻是起筆于象征主義，是來自西方的影響。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由此我們可以來深入探查一下新詩之誕生，與中外特别是外來資源之間的内在關系。這其實構成了新詩最初的關鍵的道路問題。
顯然，最早的一批新詩作者，主要是來自留美和留日的一批寫作者：胡适、康白情留美；沈尹默、郭沫若和周氏兄弟留日；劉半農是先留英後改留法，但他彼時尚未曾受到法國詩歌的影響。如果比較武斷地下一個判斷，就是這批最早的寫作者，尚停留于形式選擇的猶疑中，暫未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作詩法”。事實上，包括《小河》在内的寫法，基本還是散文化的“描述”。盡管康白情在其《新詩底我見》的長文中，也早已注意到了“詩與散文的分别”，也強調了“詩底特質”是“主情”，但實在說，這并不構成真正的“排他性”，即便白話詩人們意識到了“把情緒的想象的意境，音樂的刻繪寫出來”[5]，他們作品的質地卻仍然難以脫離散文的窠臼。究其實質，概在于其思維與想象的陳舊與匮乏。是以，截至1919年秋，郭沫若開始在《時事新報·學燈》大量發表作品為止，新詩尚處一個“青萍之末”的萌芽狀态，“風”并沒有真正刮起。
如何評價初期白話詩，包括評價郭沫若，不是本文的意圖。此問題見仁見智，實難有定論。筆者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接下來新詩在1920年代的迅速發育，主要是基于兩個重要的影響來源，或者說，是由兩個不同的背景資源，導緻新詩出現了兩個明顯不同的美學趣味和取向，而這一分野幾乎影響和決定了新詩接下來的道路。這兩個來源，一個是英美一脈，上承胡适，接着就是留美歸來（1925）的聞一多，以及留美始、留英歸（1922）的徐志摩，他們構成了“新月派”的主陣容；再一個就是稍後留法歸來（1925）的李金發、先留日後留法而歸（1925）的王獨清，以及留法的艾青（1932年歸國）、戴望舒（1935年歸國）等，他們所形成的“象征主義—現代派”一脈。夾在中間的，是留日的一批，留日的穆木天，雖然與創造社關系密切，但他主攻的乃是法國文學，是以又比較認同象征主義詩歌。至于創造社的核心成員，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田漢等，則基本屬于浪漫主義一脈，除了稍晚些的馮乃超表現出傾向于象征派的趣味，其他人基本沒有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
這三個陣營，或者說三個文化群落，因為留學背景、所受影響、文化認同、藝術趣味的差異，而展現出了不同的追求，并且顯形為差異明顯的美學流向，由此構成了新詩發展重要的源流與動力。
……
作者簡介
張清華
張清華，山東博興縣人，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研究中心主任，北師大教學名師。兼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詩歌學會學術委員會執行副主任。曾出版《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等學術著作15部，《海德堡筆記》《懷念一匹羞澀的狼》《隐秘的狂歡》《形式主義的花園》《一隻上個時代的夜莺》《春夢六解》《鏡中記》等詩集與散文随筆集多部。曾獲華國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批評家獎，《十月》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昌耀詩歌獎等多項。曾講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