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新诗编年》
张清华 主编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2022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全十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编年”以十年左右时间跨度为一卷，描绘了百年中国新诗起于青萍之末而浩大于风云际会的壮阔进程，共收录1200余位诗人、3000余首中国新诗。“编年”通过大规模的资料搜集、考辨、钩沉、整理和编排，依写作或初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进行排列，从而形成一个状貌相对完整、内容相对丰腴的中国新诗地理图志，以努力接近百年新诗真实发展状况的学术体例，呈现新诗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各卷收录诗歌标准统一，入选内容、编次一仍其旧，以原发刊物为底本，作者修订、校阅、编选本为校勘本，不同版本诗歌改动较大则作脚注，以“编者注”的形式说明。“编年”各卷序言由分卷主编撰写，各卷末按诗歌编录顺序附诗人小传，全集格式统一，另有主编所作全集总序。
全集总序《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动》从百年新诗的“写作资源与外来影响”“象征主义、现代性与新诗内部动力的再生”“历史与超历史、限定性与超越性”“边缘与潜流，现代性的迂回与承续”“平权与精英，百年的分立与互动”“经典化、边界实验，以及结语”六个问题出发，对新诗百年来的变革动力与内在机制充分探讨。下为总序第一部分节选。
《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动 ——百年新诗的六个问题》总序
文/张清华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中国人古老的思维；而从现代意义上，加勒比海上的风暴，据说有可能是缘于一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这两者的表述虽然接近，但前者显然是神秘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后者却是出于科学的推测。
大约在1916年，新诗出现了最早的雏形。在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中，开篇第一、二、五首的末尾落款所标出的年代，是“五年某月某日”，也就是1916年的某个时候。第三、四首没有标出时间，但按照此书排列的时序，大约可推断这两首也是写于1916年。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所谓“新诗”诞生的最早时间。胡适曾言，在更早的1910年之前，自己也曾尝试写诗多年，在美国留学时与任鸿隽（叔永）、梅光迪（觐庄）等人还多有唱酬之作，但大约都不能算是“新诗”了，虽然比较“白”，但在形式上并未有突破。
遍观《尝试集》第一编，所见十四首中，唯有第五首《黄克强先生哀辞》，算是散句凑成，其他篇什基本都是五言、七言，偶见四言的顺口溜，个别篇章如《百字令》算是俗化的长短句。“新诗”到底“诞生”了没有，还不好说。然而，随着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出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景不徙》四首，以及沈尹默的三首、刘半农的两首，没人再否认“新诗”的诞生了。若照此说，那么“新诗”诞生的时间点，应该是1918年了。
好坏则自然另说。胡适在《尝试集》之《自序》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他的诗所遭到的批评与讥刺，悉数搬出了他之前与任、梅诸友之间的不同观点，且“剧透”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最早的出处，是1916年8月19日，他写给朱经农的信中的一段话，所谓“不用典”等“八事”。笔者此处不再做前人都已做过的诸般考据，只是接着开篇的话说，新诗并非诞生于一场多么壮观而伟大的革命，而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中的个人好恶与趣味所致；其文本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惊人之作，而是一个小小的带有“破坏性”的尝试。连最好的朋友也讥之为“如儿时听莲花落”，“实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诚望足下勿剽窃”国外“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1]
何为“青萍之末”？不过是三两私友的唱酬和激发，催生了一种新文体的萌芽，由此引出了一场百年未歇的诗歌革命，这算得上是一个明证了。然这还不够生动，还有更妙的因由——历来读者都忽略了一点，在这篇《自序》中，胡适开门即交代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为什么开始写诗。适之说，他自“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也就是1906年开始“做白话文字”，在第二年，也就是1907年开始读古诗，产生了最初的写诗冲动，是缘于这样一个常人难以说出口的理由：
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2]
笔者提醒诸君的不是别的，正是适之先生作诗的缘起，是因为——“脚气病”。如果从福柯的角度看，这算是一种看取历史的方法；如果从中国人古老的思维看，便是起于“无端”，所谓“起于青萍之末”的偶然了。
但细想这偶然中岂无必然？如果说旧诗是止于高大上和没来由的“万古愁”，那么新诗便是起于矮穷矬且钻心痒的“脚气病”。这其中难道没有某种寓意，某种“现代性寓言”的意味和逻辑吗?
终于为“百年新诗”找到了一个有趣的起点。胡适所引发的历史转换是全方位的，信息十足丰富。由此开始新诗的道路、方法、性质和命运是对的——虽然我们也会隐隐担心，他随后到美国留学，有没有把这难治的脚气病带给异国的同窗和朋友。
一、写作资源与外来影响：“白话”与“新月”的两度生长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奴隶替他开矿……
最初的尝试是令人疑虑的，由“脚气病”所缘起的白话诗的味道，并不能够“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仅在于“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3]很显然，即便是受益于胡适的放胆所带来的新风的人，也不太愿意承认他努力的价值。但假如我们持历史的态度，就不应轻薄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这些人所做工作的价值。事实上，在《尝试集》中也有着类似《威权》这样的作品，其中的“威权”的意象，被意外而又诗意地人格化了，它坐于山顶，驱役着一群带锁链的奴隶。“他说：‘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否是在不经意间，也彰明了诗的品质呢？该诗后来的自注中说：“八年六月十一日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这首诗中的信息量显然很大，不只表达了对于统治者的愤怒和睥睨，更关键的是，还显露了“现代诗”惯常的转喻与象征的笔法。《尝试集》中这样的妙笔虽少，但却不是无。
这就涉及新诗最早的关键性“起点”的问题。有人强调了周氏兄弟的意义，朱自清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4]这十分关键，他启示我们，胡适等人虽属留洋一派，但写作灵感主要却是来自传统古诗的熏染，是从“乐府”等形式中脱胎，故其作为新诗的革命性还是相对保守的；而周作人的《小河》却是起笔于象征主义，是来自西方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由此我们可以来深入探查一下新诗之诞生，与中外特别是外来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其实构成了新诗最初的关键的道路问题。
显然，最早的一批新诗作者，主要是来自留美和留日的一批写作者：胡适、康白情留美；沈尹默、郭沫若和周氏兄弟留日；刘半农是先留英后改留法，但他彼时尚未曾受到法国诗歌的影响。如果比较武断地下一个判断，就是这批最早的写作者，尚停留于形式选择的犹疑中，暂未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作诗法”。事实上，包括《小河》在内的写法，基本还是散文化的“描述”。尽管康白情在其《新诗底我见》的长文中，也早已注意到了“诗与散文的分别”，也强调了“诗底特质”是“主情”，但实在说，这并不构成真正的“排他性”，即便白话诗人们意识到了“把情绪的想象的意境，音乐的刻绘写出来”[5]，他们作品的质地却仍然难以脱离散文的窠臼。究其实质，概在于其思维与想象的陈旧与匮乏。所以，截至1919年秋，郭沫若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大量发表作品为止，新诗尚处一个“青萍之末”的萌芽状态，“风”并没有真正刮起。
如何评价初期白话诗，包括评价郭沫若，不是本文的意图。此问题见仁见智，实难有定论。笔者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新诗在1920年代的迅速发育，主要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影响来源，或者说，是由两个不同的背景资源，导致新诗出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美学趣味和取向，而这一分野几乎影响和决定了新诗接下来的道路。这两个来源，一个是英美一脉，上承胡适，接着就是留美归来（1925）的闻一多，以及留美始、留英归（1922）的徐志摩，他们构成了“新月派”的主阵容；再一个就是稍后留法归来（1925）的李金发、先留日后留法而归（1925）的王独清，以及留法的艾青（1932年归国）、戴望舒（1935年归国）等，他们所形成的“象征主义—现代派”一脉。夹在中间的，是留日的一批，留日的穆木天，虽然与创造社关系密切，但他主攻的乃是法国文学，所以又比较认同象征主义诗歌。至于创造社的核心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则基本属于浪漫主义一脉，除了稍晚些的冯乃超表现出倾向于象征派的趣味，其他人基本没有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
这三个阵营，或者说三个文化群落，因为留学背景、所受影响、文化认同、艺术趣味的差异，而体现出了不同的追求，并且显形为差异明显的美学流向，由此构成了新诗发展重要的源流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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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清华
张清华，山东博兴县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北师大教学名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曾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等学术著作15部，《海德堡笔记》《怀念一匹羞涩的狼》《隐秘的狂欢》《形式主义的花园》《一只上个时代的夜莺》《春梦六解》《镜中记》等诗集与散文随笔集多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批评家奖，《十月》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多项。曾讲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