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著《风起红楼》（增订本）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于2021年1月，距离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的1921年3月27日恰好百年。如果将《风起红楼》（增订本）的出版看作是对新红学百年的纪念，应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本书比较集中地讲述了新红学的故事。
《风起红楼》增订本，苗怀明著，凤凰出版社2021年1月版。
《风起红楼》初版13章，增订本15章，其中不少于6章集中谈讲了新红学的故事。笔者之所以使用“故事”这个词，是因为该书的叙事性比较强，阅读效果比较好，也就是作者所说“用感性的方式来讲述20世纪有关红学的人与事”。
其实，无论高头讲章式写法，还是感性方式写法，只要有很好的叙事性，都是可以产生很好的阅读效果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般写作者往往并不十分在意这方面的作文修养。
《风起红楼》初版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不久，曾引起过若干是是非非的争议，而争议主要集中在“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以及“哪儿来的‘恩恩怨怨’”这两章，这两章被一般读者视为所谓的“公案”。
譬如中国图书网之类线上购书在谈及《风起红楼》内容简介时这样说：《风起红楼》将现代红学发展历程中难解的学术公案，复杂的人间恩怨，娓娓道来．为读者揭开了一个个隐藏在红学背后的秘密。
诸如“公案”“恩怨”“秘密”这类关键词成为这部书的卖点，这显然是商家的伎俩，并不是作者自己的动机。
《风起红楼》
苗怀明在初版“写在后面的话”中如是说：“把这样一本小册子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家的反应如何，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尽管自问写得相当用心，尽可能广泛地搜集资料，为求做到客观公允，但由于个人学识、能力有限，能否做得到，实际效果如何，还得由读者诸君评价。特别是书中涉及的不少人物或去世不久，或至今健在，稍有不慎，可能会受到人身攻击、用心不良、借名人炒作、受人指使之类的严厉指责，甚至会招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为此，笔者在写作时十分小心，不妄下结论，让事实和材料说话，有些章节写完后，还送呈多名同行资深专家审阅、把关，以求稳妥。”（第276-277页）
《哪儿来的“恩恩怨怨”》这一章重申道：“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并非借机炒作、别有用心，受人指使之类，这是应该首先加以说明的，正所谓丑话说在前面。之所以在文中开头啰嗦半天，说白了就是为了表达一个愿望：自己从学术史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也希望读者诸君从这一角度来阅读、批评本文，不要作学术之外的揣想，使本该严肃的学术探讨变味。”（第198页）
苗怀明《周汝昌胡适一段学术公案》
由以上表白可见，作者并无商家那般的用心或机心，不过，读者接受的效果则并不完全顾及作者的用心。
于是，《风起红楼》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一些读者（包括红学研究者）视为一部有争议的书。最有争议的是该书对胡适与周汝昌“师生之谊”的考察和辨析以及对俞平伯与周汝昌“关系”的考辨，如果结合彼时的红学生态来考量，之所以形成“争议”也就不言自明了。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谈论周汝昌的话题日渐演绎成关乎谈讲者“立场”的问题。
由此可见，《风起红楼》一书着实地考量着作者的学术勇气和学术公心。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风起红楼》算不上“揭秘”之书。
苗怀明在《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兼说两人的友谊》一章中说：“先前学界的关注点多在二人学术观点的差异和交锋，对蔡、胡红学之争的前因后果、具体过程，特别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以及这场争论是否影响到两人的友谊，一直缺少必要的、足够的探讨，以致出现不少讹传误判。这里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归纳，以期澄清和还原一段历史真相。”（《风起红楼》第84页）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澄清和还原一段历史真相”不仅是本章的最紧要处，也是这部书的最紧要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红学史上的人、事、学术诸方面的“讹传误判”。当然，作者的写作动机是一回事，实际的阅读效果又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很难兼顾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若从比较的方面看，时隔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红楼七宗案》一书应该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揭秘”之书，此书一出红学界为之大震，同时博得喜好“揭秘”的普通读者大赞“值得一看”。
通观《风起红楼》全书，作者在述史过程中的评论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谨略作摘录如下：
1、《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
将两人当年的往来书信及相关资料与周汝昌日后对这段往事的回忆进行对照，两者之间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出入和反差，如果不是看了这些书信的原文及资料，真是不敢相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汝昌当时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所说内容与其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完全相反，即表面上听从胡适的建议指导，对胡适的种种帮助感激不尽，但私下里却对胡适十分不满，满腹怨言；一是周汝昌后来的回忆有误，而且误差过大，几乎达到了重构历史的程度。（《风雨红楼》第183页）
胡适早年照片
胡适提倡白话文已经过去将近90年了，其贡献和成绩学界早有定评，而周汝昌竟然不顾历史背景和时代变迁，还站在当年反对者的立场上来批评胡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观。（《风雨红楼》第183页）
2、《哪儿来的“恩恩怨怨”》
前文笔者已说过，周汝昌对俞平伯1948年写给《天津民国日报》编辑的书信求之过深，有误读之处。如今对俞平伯1954年的《曹雪芹的卒年》一文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更为严重。本来就没有恩怨，偏要追问“哪儿来的‘恩恩怨怨’”，确实会有“至今不解”之感。（《风雨红楼》第216页）
3、《新红学的总结与发扬》
对这样一位颇有学术抱负、热心向学的年轻学子，胡适则是在百忙之中，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和指导。从治学到做人，从大处到小节，胡适对周汝昌的帮助和指导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当时的社会局势极为动荡，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胡适于千头万绪间还能对一个年轻人的治学给予如此热情、耐心的指点，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典范。（《风雨红楼》修订本第207页）
周汝昌早年照片
4、《青史凭谁定是非》
1954年10月开始的那场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对本分、善良、讲究生活情调的俞平伯来说是一场无可逃避的梦魇，这话听起来颇有些宿命色彩，但在近半个世纪后将各种资料汇总在一起后细细想来，一切皆在情理中，可谓命中注定，只不过时间到来的迟早问题。长时段的历史回望可以在种种喧闹表象的背后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这些规律却是用高贵的生命和无助的血泪写成的。没有发现规律后的惊喜，反倒让人由此生出许多难言的沉重和苍凉来。历史是永远不能假设和改写的，它的冷面和残酷往往使人在感叹、涕泪之余，生出一丝人生无常的虚幻感。（《风雨红楼》第216页）
胡绳是代表官方讲这番话的，尽管这样的讲话对俞平伯太迟了些，好在上面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表示要“接受这一历史教训”。李希凡在《毛泽东与》一文中曾将林则徐赠邓廷桢的诗句“青史凭谁定是非”改为“青史终能定是非”，因为他“没林则徐这样悲观”，“相信这是真理”，而且其本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定是非”的工作。是非定出，尚需时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个是非与李希凡本人的预期可能要差很多。（《风雨红楼》第271页）
年轻时期的俞平伯
以上仅仅选取的六段文字中显而易见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往往褒贬之意溢于言表，仿佛是不吐不快。这些动情的文字显然颇具“感性”的色彩，易于引起读者共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风起红楼》一书引起争议并不能完全归之于感性方式的写法策略，更在于作者对于文献资料解读方面的立场或情绪的影响，如果读者不能够看到同样多的文献资料乃至更多的文献资料，歧见或误解必然不可避免。
况且，一般读者（何止一般读者）往往对诸如“公案”“恩怨”“秘密”这类关键词更感兴趣吧！君不见赵翼《论诗五首·其三》早有揭示：
只眼须凭自主张，
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
都是随人说短长。
通读《风起红楼》一书，红学史梳理是这本通俗读物的主线，不过就其具体章节的某些选题以及由此类选题而生发的议论来看，依稀可以窥见文化史或思想史方面的些许面影。
这部作者称之为“随笔体”的红学史述在时隔13年出版修订本的意义何在呢？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认知：
首先，重新认识蔡元培在红学史上的地位，重新评价《石头记索隐》的价值，应是红学新百年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
《石头记索隐》
《风起红楼》一书专设3章集中谈讲蔡元培的索隐以及蔡元培与胡适的论争，如第二章《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书：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第三章《从索隐到考证：对胡适一段学术历程的考察》、第七章《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兼说两人的友谊》。
苗怀明认为：“长期以来，蔡元培在红学史中一直被视作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以近乎‘反派’的角色出现，但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它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毕竟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中有很多复杂的时代和个人因素。”（《风起红楼》第84页）
如果重新认识蔡元培或重新评价《石头记索隐》就是要客观审慎地评估其中的“时代和个人因素”，以及客观审慎地评估蔡元培或《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的真正地位和影响。近年来，关于“索隐”“红楼梦索隐”“现代索隐派红学”方面的反思日趋客观审慎，这方面的反思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化。
其次，重新审视和评估汪原放和他的亚东版《红楼梦》，同样是红学新百年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
汪原放
《风起红楼》第10章的标题十分醒目——“他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汪原放和他的亚东版《红楼梦》”，本章下第1节标题即“一个新的阅读时代的到来”。以如此醒目的视角观照“古籍标点第一人”（或称“标点校勘古典小说第一人”或称“新式标点第一人”）
汪原放在出版亚东版《红楼梦》方面的独特建树，可谓颇具学术史敏锐的眼力。苗怀明认为：“在编撰20世纪红学史时，无论如何都要为这位人物写上一笔。就对红学研究的推动和影响而言，他并不比一般的红学家逊色，甚至还要超过他们，因为是他改变了人们阅读《红楼梦》的习惯，谱写了《红楼梦》传播接受的新篇章。”（《风起红楼》第132页）
近十几年来，《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方面的研究课题日渐成为热点，遗憾的是，关于汪原放与《红楼梦》传播与接受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
再者，关注红学史上做出过贡献的学人，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些学人在红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可以说是红学新百年的主要课题之一。
《风起红楼》讲述了红学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学人的故事，王国维的故事，蔡元培的故事、胡适的故事，俞平伯的故事，鲁迅的故事，陈独秀的故事，汪原放的故事，周汝昌的故事等，其中蔡元培、胡适、俞平伯以及周汝昌的故事讲得最仔细、最动情、最投入。从这些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苗怀明的学术史清明意识，这种清明意识在红学新百年的红学史建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胡适致汪原放信札
笔者认为：红学史建构、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是新百年红学的基础工程，红学史建构的立意或主旨就在于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可以肯定地说，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应该首先从红学上颇具影响的学人的故事中寻找。
再说几句题外话：记得苗怀明曾沾沾自许“大嘴说红楼”，这一自许不免会使一些人产生“夸夸其谈”“信口开河”之类的误读。其实，这“大嘴”之“大”不过是“快意”的形象说法，譬如水泊梁山好汉们“大碗吃酒”的快意。
《风起红楼》正是“大嘴说红楼”的话本，也即快意说红楼的通俗读本，开篇便是《老佛爷的红楼角色体验》的故事。当然，如果有机会再出版重修本的话，直接删去“老佛爷”这一章并不影响《风起红楼》的大众传播。若以《现代红学第一人：王国维和他的》作为开篇的话，“风起红楼”的立意丝毫不受影响。
慈禧书法
2018年11月间，笔者曾口占一绝即《说大嘴说红楼梦》，现抄录如下：
大嘴说红意气酣，
伯通无虑最贪顽。
射雕圣手谁堪任，
闲倚栏杆对月看。
2021年12月4日
彭城槐园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