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讀書》2022年第1期
近讀陳平原的新書《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發現該書對人文學的社會實踐可能性做了一次重要的思考。在這個人文學科不敵自然與社會科學而日漸式微的時代，陳平原不隻呼籲“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也用自己的教學實踐和學科觀察，提供了一個人文學“入世”去創造“事功”的方案——文學教育。人文學者通過文學教育的中介，是可以改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況，進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心的改造不能量化考評，但這也是當代公德心建設一個困難而重要的方面。
人文學歸根結底是認識人的學問。俄國思想家巴赫金就認為，認識物與認識人需要作為兩個極端來對照。物是純粹死的東西，它隻有外表，隻為他人而存在，能夠被這個他人以單方面的行動完全徹底揭示出來。而認識人的極緻則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對話、提問、祈禱。人文學是以需要對話的方法論，而一個特色随之産生，那就是在人文學的研習中，不隻認知主體會去了解認知客體，認知客體也會回報以能動性，去影響改造認知主體。文學教育作為人文學教育的一個種類，受教育者也是在和文學文本、文學作家、文學傳統對話，一個人閱讀了文本這一精神産品，精神産品上蘊含的作家心智也會參與對讀者精神的形塑。這種對話以及由此成立的心靈改造，其實就是人文學的事功。
人文學心靈建設的方法有多種，陳平原談及國文教育時則認為，過于直接的道德說教，過于強烈的倫理訴求，易引起學生反感，效果并不好。如傳統中國雖強調文學與教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詩言志”與“文以載道”就大不相同。套用到國文教學，更讓人欣賞的則是風流蘊藉的“詩教”。我想提出“詩教”作為國文教育的一個推薦方法是十分可取的。詩教，其實也就是用文學來進行教育，但這個詞更多地包含了古典的淵源。
在春秋時期，孔子被記載下來的言論就屢次提到“詩教”的意義，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比如談論詩之“興觀群怨”的功能。在上古時期，“詩教”的起源其實是一種外交辭令和政治素養，是貴族教養的一種展現。在之後的歲月裡，它逐漸有了更多用文章進行人格修持的内涵。古代“詩教”借助于文學而使人“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它是一種合群的教養，縱使有所“怨”，也是怨而不怒的态度，因而在古代社會裡不着一字地規範了人際、人倫的種種隐曲，而共同體也是這樣得以凝聚的。
至于現代詩教，我贊同學者姜濤的歸納：“現代‘詩教’強調‘内面’自由，而二十世紀的革命‘詩教’、集體主義‘詩教’，則提倡‘愛憎分明’，用‘大我’來克服‘小我’，在奔跑的曆史中校正那些‘小資産階級的手勢’。”（姜濤《今夜，我們又該如何關心人類》）如果我們認為現代詩教的傳統可以溯源至波德萊爾的詩歌生命，那麼這是一個從世界中醒覺而追求自由的、個體與世界充滿張力的詩歌自我，中國“五四”的覺醒者、鐵屋中的呐喊者們，也在這種類似的情感與境遇中借着舶來的文藝和思想而掀起了社會的更新運動。革命的詩教也在這條延長線上，隻是輕重方面有所轉移，以加入一個大的洪流。借助歐西資源而有的個人主義式的對自我的肯定，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個反叛性起點，我們是以也可以說，現代詩教有自我肯定的、自愛的傳統。現代詩教最終流向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因而這也是一種發展出了共同體維系方法的、合群的詩學。自愛與群的聯合，看似兩端，實則是現代詩教的一體兩面，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傳統。
但在當下的語境裡，自愛的、合群的精神狀态或許并不是那麼普遍。那麼當下的氣質更可能是什麼呢？陳平原有一個觀察，那就是當代的一些文藝更傾向于回到内心生活，而這可能是一種社會中主體普遍的無力感所緻。這是一個文學史上屢次出現的現象，在無力改造客觀世界的時刻，人們就向内收縮，回到了内心。内心的深淵或富礦的挖掘，帶來了某種繁華到頹廢的先鋒美學，而内心的沉溺也在加劇人際聯結的衰弱，如果是這樣一個渙散的、無力的、但是同時又極度焦慮和恐懼失敗的年代，我們可能确實需要對自愛合群的詩教做一些召喚。但在讨論這個話題之前，應該用更詳細的談論說明一些中國社會精神上的當代特色。
新世紀以來，對中國人精神面貌的讨論從未停止。我注意到很早就有了學者借助德國思想家馬克斯·舍勒的理論對所謂“怨恨”心态的探讨。舍勒對“怨恨”産生機制的描述富有啟發。在他看來，怨恨來源于比較，因比較而嫉妒，因嫉妒而不能達到預期，長期無能就導緻怨恨。舍勒承認，社會中的個體之間不可能不比較，但有兩種比較：一種是雖也在比較，但不會因比較結果而定義自我或懷疑自我的意義；另一種比較是必須比較勝利才能覺得自我有意義，後一種比較容易産生怨恨。而現代倡導平等和競争的市民社會，因其表面上的機會均等給人希望，而實際上隐藏着巨大的懸殊，是以最是滋生怨恨。而舍勒作為一個基督徒則認為，能讓人覺得自己有意義，且不是因為比較勝利才有意義，進而真正自愛的東西是信仰上帝。因為信上帝的人能夠和上帝溝通同在，是以他知道自己本就有價值，不是和别人比較來找價值。這樣的人愛自己，安排自己在自己的位分上實作價值，并且可以愛他人。現代西方市民社會的仁愛道德，則是基于怨恨。
但比舍勒的抽象分析更讓人警醒的是把怨恨的生成機制帶入當下社會觀察。正如學者成伯清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先是在向自由競争過渡的階段有了更多的嫉妒，在這個自由競争的視窗期漸漸關閉的今日又有了更多的怨恨。怨恨永遠是和無力感相關的。當那個階層流動的通道尚還暢通，比如人們可以通過聯考或經商等途徑改變命運時，怨恨不太普遍。但是如果上升通道越來越少，人怎麼奮鬥都可能是失敗多于成功，那麼焦慮和怨恨就随之暗結。這樣就可能會有更多共敵的身份政治産生。也就是說，人們因為共同的恨、共同敵視一個事物而聯結起來。這讓人擔憂，因其可能有的派性、恨意、破壞，且自古以來仇恨從來沒有建成過一個新天地。如果在内卷的、焦慮的時代，在過度競賽且沒有自愛教育的時代，人們可能會因為害怕失敗而習得一系列負面的人際技能，會有越來越多階層的、性别的、城鄉的對峙，那麼有沒有可能改善呢？社會科學和公共治理會提出各種微觀制度和具體調控的改良方案，但是人心的引導和慰藉更需要的是教育發揮作用。這其中，就有教人“自愛”和“合群”的詩教傳統。
自愛和自戀不同，自愛源于相信自我有價值，但是在與他者的聯系和共處中有此确信。這種自愛的态度，文學可能教會人們。如當代小說《平凡的世界》裡孫少平這樣的農村青年，年少時被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啟蒙，向往更大的世界、更好的生活，一生出走與追求。而《平凡的世界》可以展現文學良好的建設性，因孫少平是一個并沒有一夜暴富或登上巅峰的主人公，但他志存高遠而不自我迷戀，非常健全地活在人際的關聯裡，也擁有愛他人的能力。文學的啟蒙教育不隻給人理想，給人遠方的世界，而同時它還給人自我調整的能力、寬闊而富有同情的心、面對人生起伏的良性心态。這也是《平凡的世界》給一個年代的大衆的撫慰。但除了文學榜樣的激勵作用外，文學教育或“詩教”還另有深意。一個人讀文學，其實是在和作者的心靈深入對話。通過文學閱讀了解了他人的靈魂深處，互相對話辯難，交換心靈的經驗，會幫助讀者建設心智。被文化傳統所教育的人，與文明中的許多優秀心靈同在，他們學會了更好地處世和安頓自我，背後依靠的也不再是單薄的小我，而是一個文明共同體，這是對人性的最大肯定，是信心的來源。共同體如能互相了解，因共享文化基因而凝聚，也可能通向一種“詩可以群”的建設。
由此，我們看出面對當代中國人精神狀況的困境，在務實性的體制調試和治理改良之外，人文學的文學教育實踐也是一種重要的滋補方法。其實，包括文學教育在内的人文學教育，它更接近于一種教人“幸福”的能力。幸福不是一門技能，得到幸福無所謂捷徑，反而，得到幸福與經曆困難和挫敗、與忍耐和參透人生的晦暗、與認清世界然後仍然愛世界有關。幸福是心靈建設的果實，而哪裡有淺白的、可以輕易算出投入産出比的心靈建設呢？文學滋養的心靈，并不是簡單的積極向上天真樂觀，一顆健全的心也是複雜有機的心，它不會對痛苦無知無覺，但卻可以有一種超越的努力。
舉例來說，人的本質是什麼，這是一個文學的主題。關于此，我常常溫習文學家卡夫卡的箴言，他曾這樣寫道：
誰若棄世，他必定愛所有的人，因為他連他們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開始察覺真正的人的本質是什麼，這種本質無非是被人愛。前提是，人們與他的本質是相稱的。
卡夫卡《對罪愆、苦難、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觀察》
這段話讨論人類的愛。如果一個人的本質是被人們愛，而前提“人們與他的本質是相稱的”卻不成立，也就是說人們并沒有愛他，那又怎麼辦呢？一個人希望通過獲得他人的愛來完成自己，但沒人配合。而對人的本質是被愛的察覺，是做出愛一切人因而“棄世”的決斷後獲得的。因愛所有人而棄世，也是因為世界的現狀和“愛一切人”的處世決斷根本不相稱。這段話纏繞着愛與被愛的經驗和反思：愛一切人者隻能不要世界，與此同時他發現人的本性需要被愛，但這個被愛無法獲得。卡夫卡關于愛的陳述，帶着整體性的絕望判斷。
本雅明曾說：“要恰如其分地看待卡夫卡這個形象的純粹性和它的獨特性，人們千萬不能忽略這一點：這種純粹性和美來自一種失敗，導緻這種失敗的環境因素是多重的。我們禁不住要說：一旦他對最終的失敗确信不疑，每一件在途中發生的事情都如同在夢中。再沒有什麼事情比卡夫卡強調自己的失敗時的狂熱更令人難忘。”（本雅明《論卡夫卡》）其實我們可以對照上述材料而得到一個認識：卡夫卡的失敗來自一個确認：他不會被愛。不被他人愛的人是無法完成自我的人，是以他是失敗的。他一生帶着一種受害狂的熱烈在言說這場失敗。人要自愛才不怨恨，要自愛才能夫妻。由此來看卡夫卡的文學方式，令人震驚，仿佛從一處枯竭的井泉裡意外誕生了豐饒的生命。他确定自我不會被他者愛，但是用極野蠻的執拗來言說這個困境，為什麼有此不竭的蠻力？這就是文學的意義所在。文學讓人意識到自我的可貴處，讓人有根底的自愛，是以不能在情感上枯竭，反而不斷在受難中呼求。對絕望的不竭言說背後，是深厚的人道主義困苦。為何要顯影世界和心靈的暗面？因為顯影本身就是一種呼救，越是幹癟的表象下面，偏執狂強悍的呼喊越高亢。
當代人恐懼失敗，而卡夫卡狂熱地咀嚼自我的失敗，詩教由此被推到一個高度：不隻是表現愛、人情、溫暖的文學有意義，那些誠實的、從無路中挖出路來反抗絕望的文學，也有意料之外的撫慰和解釋力量。詩教也不一定隻要溫柔敦厚，它有時是神奇的本質直覺，讓人在當頭一棒後了解了世界上多一些深一些的事情，這未嘗不讓人明智、被療愈。确如陳平原所言，真的研習人文學得從人生憂患上用功，是不能太富貴、太精英、太順暢的。如能深入體察和了解當代某些症候性的普遍感受的因由和層次，一種解救的希望、心靈的建設，是可以期待的。世界是那樣正負面經驗的參差，如果直面困頓且知道自愛的重要，把自愛的源泉開掘在對世界複雜性、悖論性乃至殘酷處的了悟上，這将可能是一種深厚的了解之愛，它背後是更進階的心靈的健全。是以最後我們不妨回到穆旦代表的“現代詩教”傳統中，他說：“在犬牙的甬道中讓我們反複/行進，讓我們相信你句句的紊亂/是一個真理。而我們是皈依的，/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穆旦《出發》）一個了解豐富的痛苦的詩教，擁有更多元護正面人性的可能，而兼顧學科建設與詩教精神，表現出對人間的關切與情懷，正是人文學視野下好的文學教育。
《文學如何教育》
副标題：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
陳平原 | 著
東方出版社 | 2021-4
文學作為“專業”的魅力正日漸消退，而作為“修養”的重要性卻迅速提升。當今很多人缺乏獨立閱讀、深入思考、自由表達的能力與興趣，而文學教育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一環。
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多年來始終關注着文學教育的方方面面。《文學如何教育》是他對該主題的思考總結。在浮躁的快餐時代，文學應當何去何從？當下中國以知識積累為主軸的文學教育走入了哪些誤區？學文學究竟有什麼用？我們應該怎樣學國文，怎樣讀書？就文學教育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本書完整表達了作者的見解，為“文學教育”确立了宗旨、功能及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