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書是新紅學的代表性成果，該書與胡适的《紅樓夢考證》在内容、觀點上有着内在的關聯和呼應，可以将其看作是一個整體。
亞東圖書館版《紅樓夢辨》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其内容俞氏本人在引論中做過如下概括：
上卷專論高鹗續書一事，因為如不把百二十回與八十回厘清楚，《紅樓夢》便無從談起。中卷專就八十回立論，并述我個人對于八十回以後的揣測，附帶讨論《紅樓夢》底時與地這兩個問題。下卷最主要的，是考證兩種高本以外的續書。其餘便是些雜論，作為附錄。
由于學術個性與個人興趣及關注點的不同，該書與《紅樓夢考證》一文在研究對象、論述方式及行文風格等方面還是存在着較為明顯的差異。
與胡适純粹曆史性的考證不同，俞平伯的立足點在作品的藝術性，是以他的考證不僅注重内證，注重對本文的精細解讀，而且也注意考證與藝術分析之間的有效聯系。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紅樓夢辨》的不少内容是胡适忽視或不願涉及的，比如後四十回内容文字的優劣、作者态度、作品風格等重要問題，兩人的著述由此形成互補。
《紅樓夢底風格》為中卷中的一篇，就内容而言，主要是從文學角度來探讨《紅樓夢》，即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演進的大背景下，探讨《紅樓夢》在文學上的獨特性，正如俞平伯所說的，“這篇全是從文學的眼光來讀《紅樓夢》”。
青年時期的俞平伯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一個有争議的問題，那就是對《紅樓夢》的評價。他認為“《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應列第二等”。胡适也有類似的看法。這樣就構成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胡适、俞平伯一方面認為《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不高，但另一方面又研究《紅樓夢》，成為新紅學的開創者。
何以如此？胡适沒有說明，俞平伯倒是在文中說出幾條理由：一是《紅樓夢》的思想“并不能脫去東方思想底窠臼”，二是“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三是“以全書體裁而論，亦微嫌其繁複冗長，有沖突疏漏之處，較之精粹無疵的短篇小說自有差別”。
因為上述幾條理由，是以“《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學之林”。應該說這幾條理由主觀性較強，有可議之處，不能認同者也相當多。
《紅樓夢辨》版權頁
稍後吳宓、李長之、李辰冬等用比較文學的視角研究《紅樓夢》，将其與英美文學進行橫向比較，得出的則是不同的結論。結合當時的時代文化語境來看，俞平伯和胡适都是持進化論的觀點，覺得中國文學較之外國文學落後，因而不肯給予太高的評價。
需要指出的是，俞平伯的看法後來有所變化，在根據《紅樓夢辨》修改而成的《紅樓夢研究》一書中，他删去了這些内容。
俞平伯說過《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位置“不很高”，列“第二等”後，随即又表示“極喜歡讀《紅樓夢》，更極佩服曹雪芹”，“雪芹卻不失為第一等的天才”，“在現今我們中國文藝界中，《紅樓夢》依然為第一等的作品”，對《紅樓夢》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俞平伯全集》
他指出《紅樓夢》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為忏悔而作，因而具有寫實的風格，“《紅樓夢》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寫生”。
書中的人物，他認為“都是極平凡的”，“凡寫書中人沒有一個不适如其分際，沒有一個過火的；寫事寫景亦然”，比如賈寶玉，作品既寫其優點，也寫出其缺點，其他人物也是如此。這些都打破了曆來小說的窠臼，是曹雪芹的藝術創新。
對《紅樓夢》一書的性質，他界定為“是一部極嚴重的悲劇”，且評價很高：“這半部絕妙的悲劇，為我們文藝界空前的傑作。”至于後四十回，他基本持肯定态度：“高鹗補書底動機，确是《紅樓夢》底知音，未可厚非的”，認為後四十回延續了原作的悲劇。
俞平伯書《紅樓夢題詞》
俞平伯将《紅樓夢》悲劇的特點概括為“怨而不怒”，并将其與《水浒傳》等小說進行比較，認為能做到“怨而不怒”的小說，隻有《紅樓夢》。這一特點避免了作品的膚淺直露，加深了深厚的内涵。
上述這些觀點在近百年後的今天來看，似乎很平常，但在索隐派紅學盛行的當時，則顯得特立獨行，有着正面的導向作用。至于其價值及其在後世的影響，隻要看看用階級鬥争圖解《紅樓夢》的時長和流行程度，就不難展現。
總的來看，包括本文在内的《紅樓夢辨》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也提出了一些問題，給後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雖然在立論前提上與《紅樓夢考證》有着内在的關聯和一緻性，但其獨特的學術價值則是無法取代的。
《對于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評》
以前人們往往把胡适等人開創的新紅學稱作考證派，這顯然是有偏頗的，它忽視了俞平伯紅學研究的成就和意義。缺少俞平伯的新紅學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當下學界反思紅學、渴望突破的期盼中，對俞平伯的強調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從研究方法上來講，《紅樓夢辨》無疑是胡适之外另一種研究典範的樣本，它将考證與藝術分析有機、有效的結合起來，考論兼備，可以說是對胡适研究方法的補充或修正。這種方法更為契合《紅樓夢》研究的初衷和實際。
俞平伯題贈阿英《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也正是因為俞氏可貴的藝術眼光，他才有可能及時發現自傳說的疏誤，并不斷進行調整和修正。也許是胡适影響太大的緣故，俞平伯的這一研究趨向未能在學界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積極的回應，在很長的時間内形成考據之學取代紅學研究的局面，這不能不說是紅學史上的一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