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這個過程中，助産士常會被嬰兒抓住手指。這溫情的瞬間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尋常的抓握反射——健康的嬰兒會抓住手邊一切東西，手指、臍帶、産鉗。東城婦幼保健院産房護士長徐闵說，手指被抓住的感覺，軟軟的，但很有力道。大夫朱培靜說，“他（她）這樣抓你一下，你一下子就變溫柔了。”
剛工作時，徐闵覺得生産的畫面有點血腥，有時做夢都是生孩子，那種“秃噜産”（指還沒做好準備就生了）。要麼是别人，要麼是自己。朝陽醫院的耿凱陽是産房裡少見的男助産士，他把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他會把孩子腳印按在卡片上，寫上一句話送給他（她），落款“曾經幫助你來到世界的助産士”。工作時間長了，他也不再給每個孩子寫。對大多數人來說，出生後那幾小時的故事，随着臍帶的結一起變成褐色，然後在兩周後脫落了。
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單人産房。郭玉潔/攝
疼痛是很多産婦對生産過程最深的印象。那是子宮收縮帶來的，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醫學上曾把這種疼痛定義為僅次于燒傷痛的9級。在疼痛下，有産婦大哭大叫，有的則低聲嗚咽。朱培靜在一家綜合醫院見過産婦舉着吊瓶光着下身出來，跪着求醫生給她剖宮産，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護士張強則會被産婦當作疼痛中的抓手，對方松開後，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很久才會消去。但生育疼痛的個體差異極大，有人的宮縮疼就像一次痛經。
陝西榆林一産婦在宮縮疼痛中跳樓的事情發生後，2019年，大陸在913家醫院推行無痛分娩試點。這是個在國外已經應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術，由麻醉師從産婦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劑，減弱宮縮的疼痛。一位醫生形容，如果打分娩鎮痛針前的疼痛指數是9，打過鎮痛的疼痛指數大約是4，一個可以忍受的程度——也有人會感覺到完全不痛了。
分娩鎮痛的應用程度，與醫院麻醉醫師的資源狀況有關。據統計，截至2021年，大陸總體的分娩鎮痛應用率隻有30%，中西部地區許多醫院的分娩鎮痛普及率不足10%。在北京東城婦幼保健院，分娩鎮痛的應用比率從2013年時的40%左右，上升到70%。
在資源充沛的情況下，要面對的是陳舊的觀念。産婦打分娩鎮痛針需要本人和家屬的簽字，護士張強有時看到麻醉師來來回回地跑，得不到簽名。她見到過一個女士疼得一直哭，經過評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鎮痛的條件，但丈夫聽婆婆的意見“不打”。在電話裡，女士哭得逐漸不說話了。丈夫說，“知道你疼，但媽媽說無痛針還是别打了。”
剖宮産的疼痛則主要在生産後襲來。剖宮産後，産婦要經曆劇烈的子宮收縮，這能讓産婦的子宮收縮到正常大小，減少出血。護士會幫助産婦壓肚子，檢查宮縮程度。護士張強剛工作的時候，會覺得“産婦可真矯情，她會推你的手，會拽你的手，不讓按”。等她自己生了孩子，才知道真的很疼，疼到冒冷汗，屏住呼吸才能好一點。“我就真的說别再按了，因為子宮上它有一個傷口，它老收縮，它老是動。”
疼痛被遺忘後，留下的是疤痕。順産的疤痕多來自側切，這是在生産困難時，助産士為了防止産婦會陰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朱培靜說，“以前有一段時間基本都要側切”，現在為了保護産婦身體，他們不到萬不得已、出現明确的指征就不會側切。側切的傷口也變為皮内縫合。
梁弘經曆了剖宮産，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豎切口疤痕，現在，産科醫生做手術時看到這種疤痕會驚訝。縱切口比橫切口的傷疤增生更明顯，顔色更深，為了美觀，豎型切口已經幾乎消失，橫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斷下移。業界通行的橫切口位置是恥骨之上3厘米。杭州樹蘭醫院的婦産科醫生劉建剛近幾年研究出更隐形的切口，下移到幾乎與恥骨持平，為了讓疤痕在日後能隐藏在比基尼下，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開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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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科是一個女性的世界。《2021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2020年全國婦幼保健院的衛生技術人員中，男性占比14.9%，女性占比85.1%。生育對這些女性不僅是工作，常常還是生活。
有媒體在母親節做了一項調查，在700多人中，選擇“如果再選一次不會做媽媽”的人超過40%。護士長梁弘說“為什麼會後悔呢？我不後悔。”她覺得如果政策允許，她或許會有不止一個孩子。護士張強有一個三歲半的女兒，她也不後悔生了她，但堅決不再要第二個了。而産房護士長徐闵是一個丁克主義者。30多年的職業生涯裡，她幫助無數個嬰兒來到世界，見證了無數人做媽媽的瞬間，但沒有強烈地想過去體驗。“可能自我意識比較強。”
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病房裡為新生兒準備的嬰兒車。郭玉潔/攝
梁弘覺得母親這個身份給她帶來無盡的幸福。她在工作第五年時有了女兒。現在在病房看見産婦哺乳，她總是回味着29年前自己給孩子喂奶的溫馨，“你擁有着她，她擁有着你。”
29年過去，她們的關系親密如初。女兒常和她一起睡，她們臉貼着臉自拍，一起追星，去3個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會，拿着熒光棒向舞台揮手。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他們接力帶娃。她常騎着一輛安着幼兒座椅的自行車把女兒送進醫院附近的幼稚園，放學後接她來醫院，下班後一起回家。一次座椅的螺絲松動了，女兒帶着毛絨帽子和着棉鬥篷朝後摔下去，她至今想起來後怕。
徐闵比梁弘小4歲，兩個人認識30年了。以前，梁弘的女兒常纏着徐闵阿姨給她畫畫。梁弘看到徐闵的手上總是有小貓的劃痕，她喜歡貓，養了好幾隻。徐闵年輕時就了解了丁克的概念。和現在的丈夫戀愛時，她就表達過這個想法，對方也沒有反對。
50歲上下，她們兩個都仍有年輕人的神情和姿态。徐闵說話快而生動，她的助産士門診裡放着産房裡出生孩子們的相冊。她最近看了熱播劇《親愛的小孩》，其中有描寫生育前後雞飛狗跳的部分，她覺得挺真實的。她并非不喜歡小孩，年輕時，她覺得自己總要上夜班，不好帶孩子，家裡又沒有找保姆的條件，加上生孩子的願望并不強烈，“耗耗就過去了”。
她覺得社會最終的養老方式在養老院，沒想過讓誰幫自己養老。隻不過，她聽說“有孩子和沒孩子的在養老院裡待遇不同”，隻有在這時她“有一點點後悔”。她不覺得孩子要為誰而生，生了就要全權負責。“如果我有孩子，我應該去盡力做那些事情，但是你又做不到，期望可能太高，自己又達不到，最後就選擇放棄。”
有了孩子後，梁弘和張強對工作的感覺變了。梁弘知道産後上廁所時起身、走動的困難，“那種時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作為護士長，她常和大家說，把産婦當成家人不容易，但要把産婦當成自己的朋友。同僚都說護士張強的性格變了，以前大大咧咧，不是“很女的一個人”，現在變得更能體諒人，更溫柔。
最近，張強的女兒患了支氣管炎，她要帶着女兒看病、喂藥，晚上要一直抱、量體溫，小孩有時還不配合，她覺得自己快繃不住了。“有孩子也挺好，但有孩子也挺難的。”
女兒沒上幼稚園時，張強下了夜班也不能補覺，隻有女兒午睡時她能睡3個小時。即使白天有母親幫忙，回家了她還是很多事要操心：女兒的衣服髒了，鞋踩上了泥，書包要收拾好，該學畫畫了。這三年半裡，她沒有和同僚去逛過街、吃過飯。孩子出生第一年，她要考職稱，每天晚上9點多把孩子哄睡，看書到夜裡11點，再用每天地鐵上來回的時間學習，就隻有這點時間。
生育率降低她能了解，“現在養個孩子真的不像咱們小時候那麼簡單”。教育上的壓力太大了，她總在考慮這個階段又要開發女兒什麼思維，“費盡心機地”和她溝通。同僚和她聊過，回家怎麼引導孩子分享生活，“要說，媽媽今天在醫院裡有兩個小寶寶出生，一個是什麼樣，另一個什麼樣。你呢，在幼稚園發生了什麼事？”
張強想讓自己的“隊友”更給力一些。盡管丈夫在她夜班時能負擔起“帶孩子洗漱、學習、哄睡”的所有任務，但更多的焦慮還在她這。“好多女性也都是看着隊友實在用不上，後來就放棄了，慢慢習以為常，是咱們自己的活了。”她在工作中也見到太多準爸爸，在孩子馬上出生時，回家都不知道要準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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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充分體會了做母親的幸福，在女兒表示自己未來不會生孩子時，梁弘還是欣然接受了。她說，要怎麼選擇都是她自己的事。
社會的生育觀念的變化像潮水般沖刷着婦産科。科普部落客“六層樓”曾是北京某三甲醫院的婦産科大夫，經常在社交媒體上探讨女性與生育話題。怎麼為女性創造更好的生育環境？他覺得首先是讓她們有選擇不生育的權利。他記得，在子宮腺肌症的診斷中，過去醫生會說，“這個很重要，會影響你以後的生育”。但是逐漸有女孩說，“我并沒有生育計劃”。慢慢的，就像AI進行語言學習一樣，醫生的語言變成了，“如果你以後有生育計劃的話，那……”以前，有女孩來婦科就醫，會被醫生以“這個問題可能會影響生育”為說辭勸說其趁早治療，而現在，醫生的話變成了“這會導緻痛經和貧血，要早點治療”。
他也30多歲了，父母會發一些文章，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大多是關于最佳生育年齡的。但是他對“最佳生育年齡”有自己的了解。“一個25歲剛大學畢業、沒有房子、工作不穩定、經濟狀況不好的年輕人，和一個35歲、事業穩定、心理成熟的人，誰處在最佳生育年齡呢？”“孩子能養成什麼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不是所謂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齡。”
他曾釋出過一期科普視訊，聊生育給女性身體帶來的傷害，希望大家在作選擇前充分了解。其中有句話說“生育對女性在生理上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是弊大于利”。為此，一個中年母親特地注冊了微網誌賬号指責他。說她的女兒不願意生孩子，并把這則視訊轉給她，以此為不生育的論據。這位心急的母親覺得“六層樓”“教壞年輕人”。
但“六層樓”并不是丁克主義者，也沒有倡導年輕人不生育。他隻是覺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樣，都沒有作好準備。他想到剛工作時，一次在辦公室，主任看着他感慨，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來，也有他這麼大了。但當時要在職業生涯和孩子中間二選一，她選擇了事業。
“六層樓”自己也生活在一個傳統家庭裡。父親做着小買賣，不常回家，家務和育兒責任落在母親身上。他計劃，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時間用在家庭上的時候，再選擇生育。因為既然都是家庭成員，就要平等地參與家庭事務，“我是人，我妻子也是人，為什麼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參與少了我還不樂意”。但現在他覺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個小時在科普的工作上，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沒到養育孩子的時機。
梁弘知道，如今育兒的壓力比20多年前要大。女兒和她年輕時的狀态不同了，女兒在銀行上班，經常加班到晚上10點多回來。張強會和年齡偏大的産婦聊天，問問她們為什麼選擇在這個年齡生育。她們常說，工作壓力很大，要還房貸車貸，養孩子要拿出來很多錢。她們認為不做好提前的規劃，孩子來了也養不好，教育也是個大問題。
她觀察，這些人事業心強，責任心也強，害怕生了孩子之後自己對孩子不負責。北京大學深圳醫院一位産科大夫說，他觀察深圳的“白領、骨幹、精英”更想要一個女兒，原因是：兩人都很忙，覺得女孩不那麼調皮，更節省精力。
不管人們是否選擇，以及選擇什麼時候來到産科，産科裡那些故事還在發生。一位朝陽醫院的助産士曾經在急診科室工作過，午夜時分，在去醫院上夜班的路上，他總是想，就在這麼一個小小空間裡，今晚搶救室裡會有人失去生命，而産科裡又有新的生命選擇降生。
4月中旬，在東城婦幼保健院，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和母親共享一間病房，走廊外的庭院裡，桃花和玉蘭落了滿地。走廊裡很安靜，隻能聽到新生命發出溫熱的、哼哼唧唧的聲音。
出生率下滑，讓産科醫院受到重大沖擊。圖為在河北石家莊新樂市醫院新生兒科，護士在給新生兒撫觸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醫結合醫院東壩院區人頭攢動。各個科室門前都排着隊，唯獨婦産科的等候區隻坐着兩個人。
北京市第一中西醫結合醫院東壩院區原名東壩醫院，東壩醫院的婦産科曾經很輝煌，年分娩量一度達到三、五千，這個資料在2014至2016年期間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縮水九成。
經曆産科危機的不止東壩一家。北京恒和醫院是一家二級高端私立醫院，但近年來産科病人數量下降，營運不下去，将被民營婦産科頭部醫院和睦家兼并。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家衛健委釋出的資料，中國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數連年下降，分别為1883萬、1765萬、1523萬、1465萬、1200萬和1062萬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釋出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就指出，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即将到來。而醫院裡的産科，是最早感受變化的地方。
産科曾經「一床難求」 被迫庭院中加床位
「2016年10月是我們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約300個嬰兒，平均每天10個。記得有一晚，我基本沒休息，收了7名待産婦，做了4台剖宮産手術。」北京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副主任醫師王霞回憶說。
2016年的甘肅省婦幼保健院，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來352個猴寶寶
當時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十個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腦地釋放出來。政策出台以後，很多夫婦都抓住分娩年齡的尾巴再生一個，王霞稱，「很多都是70後，接近40歲的夫婦生二胎」。據當時的國家衛計委統計，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國出生總人口逾四成。
那時候，媒體關于産科「一床難求」的報導鋪天蓋地。為了應對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陽醫院把7個單間病房改造成了雙人間，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聽說别的院還有加闆凳的，編号闆凳一、闆凳二……」王霞說。
當時國家衛計委為解決婦幼健康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提出要加強省、市、縣三級婦幼保健機建構設，增設産科床位8.9萬張，力争「十三五」時期增加産科醫生和助産士14萬名。
民營醫院由此看到了婦兒醫療的潛在市場，早先入局的婦産專科醫院主打高端市場，目标閱聽人為北上廣的外籍和高收入群體，後入局的莆田系則着重在成都、青島等二線城市填補空白。
當公立和民營醫院摩拳擦掌準備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時候，現實卻如一盆冷水澆下。
中國出生率崩跌，當年紅極一時的産科從人頭攢動，變成難得看到幾個人。圖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婦幼保健院婦産科内，醫務人員準備為孕婦做胎心監測
産婦數斷崖式下跌幾年跌剩五分一
2019年是豬年，北京市朝陽區婦幼保健院院長于亞濱發現，那年的分娩量還沒有超過2017雞年。2016年朝陽婦幼保健院全年分娩量為接近5800，此後逐年下滑，2021年下降至2000出頭。
在距離北京400公裡的河北省邯鄲市館陶縣，縣人民醫院婦産科主任、副主任醫師張潔文稱其科室分娩量從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兩個月，我們科才生了50多個孩子」。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産婦數量也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現在每月也隻有三、四十的分娩量，僅為前幾年的五分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願不強，還與東城區近年來的人口疏解政策有關系。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分析，生育率下降對産科的沖擊，公立二級及以下醫院受的影響明顯大于三甲醫院。大多數區級婦幼保健院屬于二級醫院，是以他們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劉建剛解釋說，在整體分娩量下滑的情況下，以前在三甲醫院建不上檔退而求其次去二級醫院建檔的孕婦，現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是以三級醫院的産科門診量總體上還是比較大的。
産婦數量斷崖式下跌，幾年跌到隻剩當年的五分之一。圖為河南省焦作市溫縣婦幼保健院的醫務工作者為新生兒做護理
醫師無奈：3成工資蒸發了
段濤稱，在公立三級醫院中，婦幼專科醫院受到的影響更小。一方面原因是這些醫院術業有專攻，已經形成了一個競争優勢和競争壁壘，許多人将專科三甲醫院作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選擇。另一方面原因是，近兩年受疫情影響，綜合醫院的疫情管控會更嚴格一些，許多人也會轉而去婦幼專科醫院生孩子。
中國疾控中心的劉豔輝監測了2014至2019年北京（海澱區和朝陽區）、成都、武漢、深圳四市的産科衛生資源配置與利用情況後發現，「2017年以後，除了公立三級外，其他類型助産醫療機構産科床位使用率和産科醫師工作負荷均明顯降低」。
張潔文稱，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婦産一、婦産二、婦産三科，有将近30個婦産科醫護人員。現在改成了兩個科，醫護人員隻剩下十幾人。
工作量的減少意味着收入的減少。不論公立還是民營，醫師的工資結構都由基本工資、績效組成。王霞稱，産科不景氣的這幾年，她的工資大概減少30％。
「現在很少見到24、5歲的初産婦了」
分娩量下滑的同時，孕産婦的平均年齡也在提高，多位受訪醫生都表示，現在很少見到24、5歲生孩子的初産婦了，大多數初産婦都是30歲左右。
于亞濱表示，孕婦初産年齡增大，意味着生産的風險會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從這個角度來說，産科醫生面臨的挑戰是越來越大的。「但根據要求，孕産婦死亡率還得壓低，這就對于婦産科醫療技術要求越來越高」。
為滿足不同層次的孕産婦需求，于亞濱還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體設施堪比酒店，環境溫馨、服務全面的VIP病房。
在于亞濱看來，過去幾十年，公立醫院主要解決孕婦能否住進醫院生孩子的問題，現在的沖突變成了如何讓她們生得舒适的問題。「這一代90後孕婦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從小一人睡一個房間，而且是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的，哪裡能受得了8個人在一個房間，隐私全無。」
館陶縣人民醫院也稱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醫院婦産科主任王世軍教授說，該院對于産科病房進行了整體裝修改造，産科的醫護人員、産科床位也将随着孕産婦的變化而及時作出調整。
私密整形、産後醫美…醫院轉型求生
公、私立醫院都拉長了服務鍊條。從産前保健，到産後康複，各個醫院想盡辦法。
過去一年，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已經啟動将孕前保健和臨床相融合的工作。該院負責全區的孕前和婚前檢查。保健院希望能抓住這部分病人，轉診到院内相對應的科室。王霞稱，「過去病人多，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麼細緻，現在病人少了，我們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條龍式的服務。」
北京宣武醫院與河北館陶縣人民醫院還打算開展産後康複門診，處理産後帶來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發症的問題。
出生率下滑，醫師的荷包也變薄了。圖為廣東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内的新生兒
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還與協和醫院成立了醫聯體，協和的産科醫生定期去前者醫院坐診。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轉診到協和去做手術，但協和醫院的專家來了，患者就不必過去。在醫聯體模式下，東城區婦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難病人。
當公立醫院開始建特需病房，無形中會一步步蠶食民營醫院生存空間。民營醫院一直以優質服務為賣點，但公立醫院毫不遜色的病房環境、更低的價格，再加上高社會信譽度和高水準的醫療團隊，更多的孕婦将被吸引過去。
還在掙紮求生存的民營婦産科醫院要麼拓寬業務，要麼直接轉型。有醫院在大力發展私密整形、産後醫美等業務，還有醫院保留産科人員和床位，将重心轉向發展口腔科業務。
「今後，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産科将會越來越像的，前者開始做服務、做品質了，後者開始提高分娩和産後技術了。」段濤分析稱。
某院新生兒科醫生發帖：病區減少，醫護調崗、每月獎金減少
作為一名新生兒科醫生，真切地感受到出生率下降帶來的影響，前幾年科室患者數最多可到100+，那時候幾乎每天都要加班，而現在患者數目下降到40+，2021年一年患者數最多也就到70人左右。科室裡醫生護士内心都很恐慌，護士隻有1/5在上班，其他人要不在調休，要不就被調到其他科室。原來患者多的時候開了兩個病區，現在隻剩下一個。
而這直接影響的就是收入，每個月獎金減少、年終獎岌岌可危，科研項目進行不下去，新生兒門診就診量下降等等，現在反而特别懷念之前忙碌的時光。
和産科的同學聊天，她也說以前她們科四層産科病區都可以住滿産婦，現在有時候一層都住不滿，有的産科同僚都轉崗到了婦科，歎息聲連連。
社會普遍認為兒科醫生短缺，不過我認為近年來随着許多大學開設兒科專業、成人科室醫生轉崗至兒科、以及疫情期間兒童就診量的下降，很多一、二線城市的兒科醫生已經處于飽和狀态，有的醫院已經出現兒科病源不足的境況。
産科、兒科的未來，你怎麼看？
來源：醫學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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