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建史上有兩大奇迹，分别為廣東深圳與浙江龍港。
1979年，深圳設市前，廣東省寶安縣人口30萬。四十年後，深圳成為常住人口1343.88萬的副省級城市、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2017年以來，深圳的GDP連續四年超越省城廣州，穩居全國第三。而浙江龍港是名副其實的“由漁村發展而來的城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位于溫州平陽縣鳌江鎮南岸的方岩下不過是幾片“燈不亮，水不清，地不平”的漁村，人口不足六千，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連一寸公路都沒有。
最近出版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國農民城》就聚焦于龍港這座城市，講述龍港由小漁村發展為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的曆史。
龍港的崛起不同于舉國之力建成的深圳，“在基層首創和改革推動、市場先發與政策紅利等混合動力驅動下的龍港，率先推出戶籍制度、土地有償使用、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三大改革，在經濟社會發展、行政體制改革、城市治理創新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為中國小城鎮綜合改革提供了樣闆。”《中國農民城》的作者、浙江理工大學教授朱曉軍認為，龍港最了不起之處是在沒列入國家基本建設計劃的情況下，仍舊獨辟蹊徑，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農民集資建城，一群浙江溫州龍港的農民，在短短四十年，不但實作了農民進城的夢想，而且創造了農民造城的奇迹。
值《中國農民城》新書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與浙江人民出版社聯合舉辦了研讨會，與會專家學者們進行了分享。
研讨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回憶了《中國農民城》選題的策劃曆程：“2019年，幾位編輯從龍港回來向我彙報選題時，我直覺這會是一個很棒的選題，2019年龍港剛剛撤鎮設市，這個年輕的城市讓人震驚，也讓無數人好奇，這個四十年前還是小漁村、人人吃不飽飯的地方何以迅速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而龍港的未來是否也能禁得起城市發展的考驗？”這也是作者朱曉軍的疑問，帶着這個疑問，他進入龍港。
中國版權協會理事長閻曉宏注意到《中國農民城》中的改革實踐，他認為，龍港當地的管理很科學，我們一般采用的是一套鍊條很長的管理，但他們是很樸素、很扁平的管理，他們有現代企業的管理意識，是以效能、效率很高，這也是很有啟示的。另外，書中貫穿着講了一群人，特别是陳定模，他像是這本書裡的靈魂式人物。
《中國農民城》
梁鴻鷹也關注到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鎮黨委書記陳定模這個人物，“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是一個另類的有争議的人物，但是他大刀闊斧，凡是有利于事業發展的、凡是有利于農民建城的事他就幹，敢于先行先試。另外一些普通人，像陳智慧、陳瑞星、陳長許等等，在他們的人生曆程中，沒有思維禁區，許多事他們都願意去試。如陳長許用糧票賺差價換食物，用廢料換鈔票，這些人民在創造曆史的過程中，也創造了新鮮的經驗。這也反映出，在八十年代整體氛圍當中，中國的城鄉、農村、社會思潮對各項事業的發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龍港走的是一條從鄉村到城市化的道路，而城市化的目标、城市化的建設，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名額之一。從原來的一個小漁村，到現在擁有“中國印刷城”“中國禮品城”“中國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國台挂曆集散中心”四張“國字号”金名片。中國出版集團原副總裁潘凱雄總結說，“雖然在今天來看，這四張國字化的名片又面臨在數字化大潮下的轉型問題，但朱曉軍所描寫的龍港改革曆史是與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同步的，甚至在某些方向上是起引領作用的。這些都蘊藏在他的叙事當中。”
回到對“農民造城”這個話題的讨論，李炳銀認為，龍港發展的最大特色就是農民自願自發，自己掏錢建城，而且當地人有許多獨特的智慧，比如要建城，土地不能随便用，他們就想辦法，走沼澤，用變動的方式推進。
《中國農民城》即将被制作為一部36集的電視劇，叫《造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