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名男子站成一排向前走，模拟成一列正在行駛的火車。
指令突然傳來，“淩晨2點，孩子哭了，喂奶。”刹車，每個人開始給洋娃娃沖奶粉，結束，火車繼續向前。“淩晨4點，孩子尿了，起床換尿布。”刹車，每個人再次停下，模拟換尿布。
新手媽媽們的日常，作為互動環節被男性感受，這是“男德班”課堂上的遊戲。“男德班”的名字最初是一種憤怒的反應，從傳統“三從四德”演化而來的“女德班”在社會上興起，方剛決定取名“男德班”，本意應該叫‘好伴侶好父親：男性成長工作坊’。”為了對應諷刺，也為了吸引更多人關注，“男德班”的名号在争議中擴散。
方剛是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博士，知名的性與性别學者，多年來緻力于實踐性研究，倡導男女平等、反對性暴力。眼下他正準備将“男德班”推向更廣大的空間，在這個伴随着争議的過程中，回望初始的遇冷，方剛依舊激情滿滿，“在我活着的時候，改變所有人或者說主流社會的觀點，是不可能的，也是正常的，我們的工作是慢慢去改變一個人、兩個人。”
▲方剛 圖/受訪者提供
用“男德”吸引眼球
2022年10月，“男德班”再次出現于公衆視野。
一個月前，這一面向全國的招生計劃開啟，19組成員報名。來自深圳、上海、成都的9名學員最終通過選拔，成為“男德班”的正式學員。根據課程計劃，在為期3個月的教育訓練後他們将成為男德老師，去各地教授男德課。
在正式學員之外，還有三十多人參與課程旁聽。
成為“男德”老師并不容易，方剛要求：一組3人，包括2男1女；成員定居一線城市，有婚育經驗；成員需接受過性别教育訓練。能滿足要求的“老師”多來自于反家暴公益組織“白絲帶”。中國白絲帶志願者網絡項目成立于2013年，是國際男性參與聯盟的團體成員，緻力于推動更多男性參與終止針對婦女的暴力。
在方剛看來，“男德班”的實質是“男性參與”，這一概念在1994年開羅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上首次被正式提出。次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上，男性參與得到進一步強化并被寫入《北京宣言》。
2009年，中國社會迎來一場讨論：妻子生孩子，丈夫可以休“産假”嗎？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分别對北京、西安、鄭州、南京和揚州等地的796人進行調查訪談。問卷調查對象的年齡主要集中于23歲至40歲。調查顯示，對“休産假也是男性權利”的說法，92.1%的人表示了肯定意見。
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建議把男性帶薪護理假作為一項公民權利，在《社會保險法》中明确規定。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學者和國家計生委等部委官員的認可。
“但最後失敗了，”方剛回憶當年的實踐成果，觀念與實踐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當時性别平等方面有國際排行榜，北歐一些國家一直排在前列，“這和他們從上世紀70年代就做男性參與有關系”，方剛解釋，去北歐國家旅遊會有明顯感受，滿大街都是男人在帶孩子。女人去哪了？可能投入熱愛的職業，可能去讀書等等。這讓方剛意識到，推動性别平等不能隻關注女性方面，“以前我們隻是從女人的角度去講同工同酬、婦女就業權、婦女讀書權，但是後來發現如果男人不改變自己，那離現實中的性别平等就會有很大距離。”
開辦“男德班”并鼓勵男性參與成為方剛研究與實踐的重點。2015年，第一屆“好丈夫、好父親”工作坊成立，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一男德班”。但招生遇冷，僅有2人報名參加。
“在當時，幾乎沒有男人願意特地花錢跑到北京、用3天時間聽别人教自己做家務帶孩子。” 方剛回憶。
某種意義上，“女德班”的出現和争議催生了“男德班”的繁榮。這樣一個對應的名字，拓展了大衆的視野，在具體事務之外，更讓人們了解這是在探索一條怎樣的道路。
“男德班”作為一項倡導性活動，是在“男性參與”概念相對陌生的情況下進入社會讨論的，“我們既然做這個活動，其實目标不在那十幾個男人或者二十幾個男人，甚至兩個男人都沒關系”，方剛談到取名本身，“我們就是要吸眼球，活動的意義在于倡導，把這個聲音傳遞出去。”
▲2023年，方剛和第二期“男德班”所有組員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弄潮兒向濤頭立
會成為一名關注女性的男性，方剛覺得是他的“本能”，是弱者命運天然的聯合。
3歲那年，方剛的父親自殺，媽媽常年在外工作，他跟着外婆長大。在學校，他經常是被欺淩的對象。國小二年級，方剛被老師罰站在教室前面，課間的時候，同學們要“批鬥”他，他被同學們從教室二樓扭着雙手一路押到操場，繞着操場“遊行”了一整圈。成年之後有一次回學校，他才發現那個操場原來很小，而在記憶中，那裡一直特别特别大。
1980年代，漫長的動蕩結束，被壓抑的渴求噴薄而出，文學成為顯學，作家成為受社會崇拜的職業。“當了作家，就能被認可，被推崇”，從小被欺淩被否定的方剛心裡由此長出一個作家夢。從十四五歲，方剛就開始寫作。那時，不少調查統計稱作家大多來源于兩個職業，一是軍人，一是記者。軍人當不了，方剛走上了記者之路。
因為職業的原因，方剛接觸到新生的、先鋒的事物往往多于主流，由此他關注到同志群體。1995年，在做了大量采訪後，方剛出版了《同志在中國》一書，這成了當年的大新聞。在此之前，國内從來沒有關于同志的紀實書籍。方剛連書帶人一下子火遍全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臨時記者一夕之間成了名作家。
美夢不長久，很快，報社的工作丢了，作家的名字丢了，方剛再次淪入“弱者”的命運，但這次他不再困惑，而是産生一種清醒的自豪。
後來，他選擇學術研究之路。每周去旁聽潘綏銘的課，從郊區出發，要倒兩次車才能到學校。逢早8點的課，方剛需要淩晨5點起床，擠在人群裡站兩個多小時，才能坐進課堂。他形容聽課的感受，“每句話都撞擊我的心靈。”由此也堅定了他從事性學研究的決心。随後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讀博士。
先鋒伴随争議。曾有一名自稱為“孩子在山東讀書的中學生母親”的人在網上釋出一篇公開信，文中稱“李銀河、方剛之流以科學、教育為名行誨淫之實，其毒害、摧毀下一代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還有一名西安中年女性，在街頭将知名性學者包括阿爾弗雷德·金賽、李銀河、方剛以及彭曉輝的照片擺在一起，鼓舞路人與她一起向這些照片潑糞便。方剛終于也遭了潑糞之“榮”，後來他在文章中回應，“偉大人物都曾遭受過庸人的劇烈反對。當一個人并不輕率地順從沿襲的偏見，而是誠實地、無所畏懼地運用他的聰明才智時，庸人是不可能了解的。”
對男女平等、男性參與方面，方剛關注多年，2014年，為總結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20年間中國的性别平等曆程，中華女子學院承擔了一個口述史項目，訪談這20年間在中國性别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士。60位受訪者中，隻有兩位男性，其中一位便是方剛。這是一篇超過6萬字的口述史筆記，以《弄潮兒向濤頭立》為題，被收入2015年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的《傾聽與發現：婦女口述曆史叢書》的第七部《紀錄她們20年的行動足迹：北京+20婦女活動家訪談錄》一書中。
“女人是後天形成的”
訪談前一天，方剛接到一則咨詢，是一位遭受家暴的女性。被家暴後，她找心理咨詢師做過一年的咨詢，結果越聊創傷越大，“因為咨詢師說‘這是你的責任，你們應該學會溝通、互動’。”
在方剛看來，這位咨詢師不懂得家庭暴力背後的權力與控制，缺乏基本的性别意識常識。他開辦的男德班中，有這樣的“家暴者”，顧偉就是這樣的學員。
2015年，首屆男德班開課，學員顧偉的離婚案正在等待二審宣判。顧偉想要幸福家庭，但又控制不住施暴。在課堂上，方剛讓顧偉在肚子上綁氣球，模拟孕婦的狀态，體會妻子的艱難。
冷靜時，顧偉坦言能感受到這份辛苦。但戒掉暴力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顧偉的兒子跟着親戚家的大孩子看恐怖漫畫，看完晚上開始做噩夢。顧偉跟兒子約定好不再看，但孩子沒做到，被顧偉發現後，他再次打了孩子。方剛鼓勵顧偉說出自己的經曆，正視才能改正。
據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釋出的資料，全球約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會遭受親密伴侶的身體或性暴力或者非伴侶的性暴力——這一數字在過去十年中基本未變。
法國作家波伏娃的《第二性》扉頁上寫道，“女人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形成的。”代入到自己的生活經曆，方剛能體會到這種“弱者”的處境，“當我讀國小時，同學欺負我的時候，老師打我的時候，我不是一個‘女人’嗎？對我的壓迫和整個父權社會借助别的理由對女人進行的壓迫有什麼差别？我覺得沒有。我就是那個被毆打的、被淩辱的、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女人’。”
在生理結構上的男性之外，方剛提到“支配性男性氣質”，這種氣質對所有人都是壓迫。不僅僅是對女性，一個不那麼“陽剛、成功、有錢”的男人同樣是這種氣質的受害者，因為每一個體都處在一種“弱者”的語境。
他在男德班上分享過這樣一首詩，名字叫《隻要有一個女人》：
隻要有一個女人覺得自己堅強，
因而讨厭柔弱的僞裝，
定有一個男人意識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
因而不願意再僞裝堅強。
……
隻要有一個女人想弄懂汽車的構造而得不到幫助，
定有一個男人想享受烹饪的樂趣卻得不到滿足。
隻要有一個女人向自身的解放邁進一步，
定有一個男人發現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進入新的一年，新的男德班正在更多地方開展。7年前，僅僅是“男德班”這一名号就引來大批媒體的采訪報道，當年方剛搜集到的三百多篇媒體文章中，有兩百多篇都是負面導向。
到了今年，主流媒體上的文章批評的聲音變少了，争議一直存在，但方剛覺得“這都不重要，罵我們的人多了，關注的人不就多了？目的還是要把‘男性參與’的理念傳遞出去。”
他一直記得二十多年前的某天下午，自己在烈日下騎着自行車，從中國美術館的三聯書店騎到北大南門的風入松，又轉進小胡同裡的萬聖書店，隻是想找到一本女性主義的書籍。
尋找是漫長的，不像現在，有些書店可能有一整個關于社會性别研究的專櫃。方剛感慨，“我們的工作就是慢慢地改變一個人、兩個人，沒有指望在我活着的時候改變所有人。兩百年前婦女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她們也不會想到要用多少年才能走到現在，可能還覺得要五百年、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