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劉漢祥逐漸接近和了解北京中産家庭的過程。很多年前，一位鄉村爸爸曾對他抱怨，「如果我有錢，我也可以教育好孩子。」劉漢祥想知道，教育與金錢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聯？
文｜馮穎星
編輯｜槐楊
圖｜受訪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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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父親，于世輝的時間是被精确計算的。
從家開往冰場的時間，不堵車的情況下是一個半小時；到了冰場，兒子于力凡換上冰球服，一層一層戴上護具、頭盔，再穿上冰鞋的時間是15分鐘。一場冰上訓練時長60或90分鐘，訓練結束，再用15分鐘等兒子脫下衣服，驅車回家。整套流程下來用時5小時，這是于世輝理想狀态下效率最大化的結果。
但大多數情況下，他不能如願。即便是周末，他也要早上5點多就把兒子于力凡薅起來，要規避交通高峰，規劃不同興趣班之間的最佳路線，打完一場球再趕着送兒子去上圍棋課。為了避免限号，他買了兩輛車換着開，油門總是踩到最緊，造成了不少違章。他把家裡所有的駕照都拿過來扣分，但依然「一年被罰了2000多塊」。
類似的狀态在有「冰娃」的家庭裡很常見。為了保持「腳感」和提升球技，有要求的家長會讓孩子每天都上冰。冰場外的停車場車位總是緊俏，有家長開着房車接送孩子，想把路上的時間也充分使用起來——在房車裡寫作業，總歸舒服一些。
去年秋天，于力凡讀了國中，上冰從每天一次變成每周去冰場三四次，于世輝稍稍喘了口氣，「現在他比我專業，我指導不太了他了」。但是，周末的下午，他仍然會帶着于力凡在小區空地上練習射門與手部動作。這種狀态，從2015年至今，于世輝已經持續了七年。
相較随處可見的籃球場、足球場，能夠進行冰球訓練的冰場在北京并不算多。有時，為了趕其他冰場的比賽，于世輝一天要在冰球這件事上花七八個小時，而兒子真正上冰的時間可能隻有一個小時。他越來越覺得，當初讓兒子學習冰球并不理智。「如果再理性一點，一開始我就會把這件事（冰球）算得更清楚，在幾個關鍵的時刻讓他停下來。」
于世輝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創業者。他習慣于核算每一個選擇的成本，以及相應的投入産出比。但讓孩子學冰球，最早卻是出于偶然。那時，于力凡6歲，因為媽媽得到兩張家附近冰場的體驗券，于力凡便穿上冰鞋上了冰。周圍打冰球的大孩子揮舞着冰球杆呼嘯而過，于力凡滿是好奇。于世輝想起，很多年前他曾看過一個關于冰球的片子，「非常激烈，非常有内容，我想如果以後我有兒子，一定要讓他玩這個。」他帶兒子去找了教練，把他塞進了那支球隊。
于世輝來自青海，有關于「男子氣概」的執念，但兒子于力凡「文文氣氣」，跟小朋友一起玩，吃了虧也默不作聲，于世輝時常會想，「男孩子怎麼能這樣，雖不能教他去打仗，但男子漢的勁兒總是要有。」激烈的冰球，成了于世輝為兒子賦予「男子氣概」的途徑。
往後，于世輝成了冰娃圈有名的「狼爸」。一位媽媽描述自己孩子所在球隊和于力凡所在球隊對戰時，「整個看台都是于爸的聲音」，「于力凡幹這個、于力凡幹那個，指導兒子打球，特别急躁」。她很早就聽說過于世輝，「總在球場邊上罵孩子，你要罵回家罵啊，讓我們的孩子看到多不好。」在她的講述裡，去年，于力凡可能轉到她孩子所在的球隊，「我們都在關注。」
于世輝給于力凡壓腿
紀錄片導演劉漢祥也是在一場比賽結束後注意到于氏父子的。那時，于世輝把手上的冰球杆抖動了幾下，倒抓着距離拍面近的那一端，球杆眼看就要揍到于力凡身上去，于力凡委屈得快要哭了。這是一個中産家庭的緊張一幕。劉漢祥路過，舉着錄影機便湊了上去，「特别怕他轉頭揍我，問你拍啥呢，畢竟在情緒上」。訓完孩子，于世輝轉過身來看着劉漢祥，劉漢祥解釋，「我想記錄下孩子打球的過程」。出乎劉漢祥預料，于世輝說，「沒事兒，你拍吧。」
後來，于世輝告訴劉漢祥，他為什麼願意被拍攝，為什麼願意把自己的「兇狠」展示給外人看，「我也不知道這樣對不對，你把我拍下來，再過幾年，我就有自我檢討的素材了。」劉漢祥發現，因為冰球，自己進入一個此前未曾想到的領域：中産家庭在教育中的反複與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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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六一兒童節，劉漢祥帶着他拍的紀錄片《馬蘭的歌聲》到北京皮村公益放映，此前6年，他拍攝了四部紀錄片，其中三部都是以鄉村孩子為主角。他30多歲，有一張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為年輕、生動的臉，挺受孩子喜歡。但這次放映結束，現場一個孩子嘟囔，「還沒我們打冰球好玩」。
說這話的，是公益放映志願者肖紅炜八歲的兒子曲瑞晨。曲瑞晨當時正在海澱一所公立國小讀二年級，他先天愛動，成績一般，肖紅炜把兒子帶來皮村，希望通過對城中村孩子們的觀察，讓兒子感受「生活的另一面」。但對曲瑞晨而言，困在椅子上看沒有情節的紀錄片，「就像上課一般」。
劉漢祥出身山東農村，習慣了在鄉野裡奔跑，對冰球一無所知，對城市裡孩子的遊戲，他有種天然的疏離感，又充滿好奇。帶着「很難共情」的感覺，也帶着很多偏見，他猜想，「這群人為什麼會把孩子送去打冰球，是為了炫耀嗎？」第二天，他就去了曲瑞晨訓練的冰球場。
很長時間，冰球都被視為有錢人的遊戲——所有裝備都仰賴進口，教練資源稀少，多數學習和比賽需要「打飛的」前往。曾有媒體記錄了2010年北京的冰龍隊，這是一支完全由北京的富裕家庭所組成的家庭培育式冰球隊，1997年出生的宋安東與1998年出生的英如镝都在其中。在這支隊伍裡，隊員戴Prada的眼鏡，住有獨立泳池的超大别墅，出入有司機接送。為了帶孩子打球，有些家庭兩年花去了二三百萬。後來，這支隊伍裡，有八個家庭選擇帶孩子移民。
但2017年6月2日，第一次站在北京的冰球場外，劉漢祥發現，那些在球場邊上看着自家孩子打球的大人，并非十年前的「非富即貴」群體。冰場上有四五歲的孩子，扶着小椅子一點一點往前滑，摔倒了就站起來，再摔倒。這打破了他此前對城市孩子嬌生慣養的印象。訓練結束，劉漢祥對肖紅炜說，「我要來拍這個。」
幾個月後，劉漢祥的孩子出生，肖紅炜才知道，去冰場時，劉漢祥正在心理建設如何做爸爸。那一年他31歲，剛在北京站穩腳跟，得知妻子懷孕，「五雷轟頂」，拍攝冰球家庭，他試圖記錄别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來預演自己将要面對的教育過程。
花費半年，劉漢祥從一支冰球隊的孩子中篩選出《冰上時刻》的主要人物。他一個一個跟球隊家長建立聯系，家長們往往願意記錄下孩子打球的場景，但當他提出去家裡跟拍，多數家庭拒絕了。劉漢祥了解那種戒備，他承認，最初對于那些中産家庭，他也有所戒備。
最終，他選擇了曲瑞晨所在的飛熊隊裡的三位前鋒，曲瑞晨、于力凡和翟子男，三個男孩都在2009年出生，他很好奇，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三個城市中産家庭，究竟會教育出怎樣的孩子，這些孩子之後的成長路徑究竟有何種不同。
肖紅炜在家陪曲瑞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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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金錢與教育的關系，冰球是個絕佳的例子。不再是早年的鄙視鍊上層，2015年，北京赢得2022年冬奧會的舉辦權，提出「讓三億人上冰雪」，這之後，室内冰場越來越多，上冰人數增加，上冰成本與十年前相比大幅降低，啟蒙階段一年開銷幾萬元，「跟學鋼琴差不多」，肖紅炜說。這樣的價格，讓中産家庭能夠接觸并接受這項運動。
曲瑞晨喜歡冰球。小孩子腳腕脆弱，承受不了冰上運動的力度，一般要求4歲之後再上，曲瑞晨4歲生日當天就主動要求上冰。他是有運動天分的孩子，打冰球要先學會冰上滑行，孩子扶着小椅子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般需要一兩個月才能找到平衡感，曲瑞晨隻用了一兩天。冰上高速滑行，小腿與大腿之間需要保持90度，他好像天生就會。
但這種天分，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讓肖紅炜傷透了腦筋。曲瑞晨太好動了，肖紅炜時常一個不留神，曲瑞晨就已經從平地爬上了房頂、樹上、或者順着建築縫隙，跳到了天橋下。她39歲才做媽媽，第一次撫育孩子，她小心翼翼。孩子還不能走路，她先把自己的弓箭拉滿，去上各種育兒課，學習如何「科學地做媽媽」。孩子稍大一些，英語、美術、圍棋、馬術、吉他、國術等許多興趣班，肖紅炜帶着曲瑞晨一個一個地去試，「跟很多媽媽一樣，甚至比大多數媽媽都更激進」。
到了上學年紀，一項測評資料顯示，曲瑞晨的智商高于96%的孩子，但注意力低于同齡人。肖紅炜帶着孩子在各大醫院之間輾轉，「哪兒有注意力教育訓練就帶孩子去」，但教育訓練了一年多，收效甚微，她開始反思，既然曲瑞晨冰球打得好，冰球又是需要絕對專注的運動，為什麼還要帶着孩子不斷「向外求」？她生出做媽媽的愧疚感，停掉了其他興趣班，專注冰球，「畢竟，孩子喜歡」。她想要從一個焦慮的媽媽，變成一個永遠對孩子溫和、承擔的母親。
孩子上冰，她全程陪同，她耐心，仔細，甚至會關注到兒子下冰後喝到的第一口水的溫度。除了陪兒子，她喝茶、焚香、讀古文典籍來料理情緒。曲瑞晨說過，自己小時候調皮，媽媽氣得不行，但還是舍不得打他，「最後她就氣自己」。
相較之下，于力凡的童年是另一番光景。6歲之前，于力凡幾乎沒有上過補習班，天天「各種植物園、動物園、美術館，田園詩意」。于世輝的父親形象是慈愛的，但是，當于力凡進了幼稚園，于世輝忽然發現，周圍的小朋友好像都會很多東西，競争開始了，「别的孩子什麼都會，自己的孩子為什麼就不能去試試？不自覺地就被卷挾進來，被拖着帶着走了」。
他開始帶着于力凡在各個興趣班之間奔波，包括把于力凡塞進冰球隊，當時隊員已經滿額，俱樂部建議于力凡學習守門，于世輝一口回絕，「我們上場就是要來厮殺的」。協商之後，于力凡終于進了隊。他本來想讓妻子陪着訓練，但第一次大課，上場僅僅10分鐘，于力凡就哭着下場了。他搶不到球。于世輝想，畢竟是男孩的運動，是該需要爸爸接棒的時候了。
于世輝擅長任務分解，他給于力凡制定學習計劃，「一個小目标一個小目标地去達成，一個小朋友接着一個小朋友地去超越」。這種追趕其他隊友的日子，于力凡持續了三四年，疫情之後，有時沒法上課，于世輝就帶着兒子去公園練習動作，下午3點出門，晚上7、8點回家，天天如此，有時候于力凡覺得差不多了，于世輝還覺得不夠，他一直在敦促兒子，「否則就會被淘汰」。
冰球的快樂，在這個家庭裡似乎隻存在于取得成績的時刻，「你不能隻靠孩子的源動力驅動，源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家長使使勁兒。」
于世輝有一種顯著的焦慮。經由聯考，他從青海來到北京，「眼前隻有一條路」，「西甯還是太小了，總想站在更大更廣闊的舞台上去看一看」。在他的描述裡，青海地區含氧量低，老年心腦血管發病率高，自己去哪兒，父母也就會跟着他到哪裡安家，他從心底想給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成為新一代北京人，無時無刻不感覺自己「被裹挾着往前走」，跆拳道、畫畫、圍棋、冰球，他都要于力凡去試一下，多處下注。有了第二個孩子後，他希望弟弟的「選擇」比哥哥更多。
這需要強大的鬥志，而于力凡的「文氣」讓他擔憂。《冰上時刻》記錄下這樣的畫面：于力凡唱《魔鬼中的天使》，于世輝問，「你覺得我是天使還是魔鬼？」他說，「如果爸爸不做魔鬼，你以後會遇到比爸爸更魔鬼的魔鬼。」
于力凡在父親于世輝的「逼迫」下練習
與于世輝為于力凡設定磨砺不同，肖紅炜更想順着兒子曲瑞晨。曲瑞晨幼升小時，她想找一所有冰場的學校，未能如願，退而求其次，選擇了海澱區一所有冰球隊的公辦國小。那時，有冰球隊的學校，全北京僅有7所。申奧成功後，位于順義的私立彙佳學校率先修起了冰場，并推出了冰球與學習的「雙優項目」（學習成績與冰球都能拿到優，孩子便能擷取全額獎學金），肖紅炜又帶着曲瑞晨轉到了這所國際學校。她說，讓孩子更便利地打冰球是一方面，另一個考量，「也是為了減輕孩子的學習壓力，在集體裡更有自信」。曲瑞晨提到想去打NHL（北美冰球聯盟），肖紅炜對丈夫說，「孩子想打職業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咱們做家長的就得給孩子鋪路啊。」
那時，曲瑞晨所在的飛熊隊已經有過幾次出國集訓，家長們開始讨論是不是要帶孩子出國打球，這意味着更高的支出，以及父母一方必須出國陪同。隊裡的翟子男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在冰球隊，翟子男是「别人家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家冰場的總經理，他總是選小課，而不是10人一起的大課。為了他，當律師的媽媽辭去了工作，和他一起到加拿大，他想「先進加拿大青年冰球聯賽第二梯隊，再是OHL（安大略冰球聯盟），最後再進NHL」。家長們議論了一陣，「拼到最後，變成了拼爹拼媽」。
在《人物》的走訪裡，幾乎所有的家長都會談到，「我們不會跟别的孩子比」，但「别的孩子」一直出現在我們的談話中。
上冰成本已經降低了，但是，度過啟蒙期後，冰球這項運動的「貴族」氣息仍有遺存。按照最正常的訓練要求計算，每個「冰娃」一周至少要上3-4節小課、一節大課，還要再打一次比賽，一個月花費在12000元左右。一套裝備需要上萬元，需要随着孩子身高的增加和正常訓練損耗經常更換；一根進口冰球杆需要上千元，有的孩子一個月就能打斷兩根。如果要出國集訓、外出打比賽，一年的開銷要幾十萬元。
沒有海外生活經驗，那段時間，肖紅炜努力地翻閱海外各所冰球特長學校的資料；錢也是一部分壓力，曲瑞晨的外公願意幫忙。她努力推動讓曲瑞晨出國，但曲瑞晨的父親并不支援，「這條路太苦了」。在肖紅炜的了解裡，丈夫的那一句「太苦」，不僅是孩子訓練的辛苦和成為職業運動員的艱苦，還有整個家庭都要被裹挾着受苦。他告訴肖紅炜，「孩子打球可以，但大人可不可以不要跟着這麼累？」
翟子男出國後，于世輝覺得，自己已經對于力凡打球做出了很大犧牲，但「還真有讓我們難以望其項背的」。從現實成本考量，他不可能為了孩子打球，把家庭工作與生活的重心全然搬到國外。審視讓于力凡打球的初衷，「隻是為了讓他多一個選擇」，而職業球員「這條路終究太窄了」。
他決定不出國，讓于力凡在國内發展，并調整路線，适應國内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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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做職業冰球運動員這件事，曲瑞晨現在的教練楊振宇提供了另一個樣本。
楊振宇出生于1991年的哈爾濱，他記得，溫度一旦低于0度，學校裡就會開冰球課，冰場都是室外用水澆的，他們站在寒冷裡，羽絨服就套在護具外面，上冰就脫掉。他成績不好，冰球是他「唯一的出路」，「進哈爾濱二隊，再去哈爾濱一隊，哈爾濱一隊幾乎已經是國内最高水準，然後出國打比賽」，沒有别的選擇。
進了哈爾濱二隊後，楊振宇成了職業運動員，訓練的費用由國家承擔。隊裡把二十幾位冰球運動員分為4組，前面兩組是主力，後面兩組是替補。如果被分到第四組，幾乎沒有上場的可能。漫長而枯燥的訓練中，楊振宇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自己位次的微妙變化，這種變化的輪動周期大約是半年，他壓力很大，有時一覺醒來睜開眼，他覺得自己「快不行了」。
2009年，楊振宇第一次代表中國去愛沙尼亞參加世界U18男子冰球錦标賽，這也是他第一次出國。二十多人的隊伍，隊員全部來自哈爾濱、齊齊哈爾和佳木斯三個城市。大多數隊員家境普通，有些隊員，甚至是需要冰球來「改變命運」的。中國被分在乙級A組，這次比賽打了八場，楊振宇和他的隊友拼盡全力，隻赢了一場。這是他第一次直覺地感受中國冰球與世界水準的差距。
六年後，打完世界大學生冰球冬季運動會，楊振宇退役，從哈爾濱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冰球教練。他發現這些學冰球的孩子已經和自己那一代完全不同：冰球絕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上冰之前，他們已經上過多種興趣班，幾乎都會彈鋼琴。他們和舉國體制很遠，幾乎都是以家庭為機關作戰。有的家長把孩子送來，會直言，「在中國打冰球，就好比在非洲打乒乓球」，也會跟他說，「我們學這個就是為了出國，以便更好地融入國外小孩的圈子。」
這也造成了這些孩子與傳統學冰球的孩子不同。上大課時，一旦有一個孩子摔倒，所有的「冰媽」蜂擁而至，急切地确認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隻有一次，一個孩子在冰場倒下，半天沒起來，所有的媽媽都沖上來了，隻有那個孩子的爸爸還杵在那裡，楊振宇忍不住上去提醒了一句，去看看吧，這位父親才起身。但楊振宇說，其實這位父親知道，孩子穿着那麼厚的護具，摔不壞。
帶孩子去俄羅斯、瑞典訓練時，肖紅炜也發現，那邊的孩子即便摔倒，也能自己爬起來，野性更足，甚至少有家長陪伴。相較之下，中國「冰媽」迅速圍觀的狀态，「是中國特色」。
這些家長和孩子還不能完全了解冰球這項運動的殘酷。他們的護具配備得很全，頭盔上還有金屬面罩，「近乎是最安全的運動」。在職業冰球賽場，運動員在冰面上滑行的最高時速可達100英裡，伴随着強烈的身體對抗，但14歲以下的孩子在賽場上隻允許擠貼，嚴禁沖撞。曲瑞晨聽說自己的另一位教練上排門牙全是假牙——原來的牙齒在比賽時被對方球杆一杆打落了。他反複說起這件事，這可能是他頭一次意識到，冰球的殘酷離自己如此之近。
根據中國國家體育總局釋出的資料，截至2021年初，中國已有654塊标準冰場，比2015年增加317%。北京市海澱區也成了冰雪示範區，冰球隊逐漸成為近乎每個學校的标配。截至2020年12月，中國注冊在案的冰球運動員人數已經達到9506人，居于世界第14位。現在，這個資料還在增長。
但是，還沒有一條政策能夠指明冰球對于中國學生的升學有所裨益。冰球的地域性依然很強，除了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三座城市由于氣候形成了冰雪傳統，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能夠彙聚「冰娃家庭」。也沒有哪所公立學校能夠明确指出，打冰球的孩子可以依仗冰球特長獲得中考、聯考的優待與便利。而上中學之後，繁重的課業壓力，也在擠壓着「冰娃」們作為業餘愛好的冰上時間。冰球還是學業？成了不少家庭面臨的選擇。
10歲之後，打冰球的孩子會迎來人生第一個小徑分叉。翟子男出國，或許會延緩這種選擇的焦慮，在加拿大，高中以前的課業壓力遠不如國内緊張，中學階段，翟子男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在冰球訓練上，這個階段也是塑造一位冰球運動員最「要勁兒」的時期。留在國内的冰爸冰媽們，還希冀着冰球對于升學有所助力的口子能松動，但在劉漢祥看來，「基本已經廢了」。
現在，楊振宇的授課理念是「快樂冰球」。他的職業生涯告訴他，冰球道路上，越往前走，主動退出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競争就越小。按照國際冰球體系的标準，14歲以下的孩子，更多以娛樂為主，14歲之後，才剛剛開始發力。但在中國的市場化冰球教練裡，鮮有人帶過16歲以上的隊伍，「人太少了，組不成隊」。
冰場外，看孩子打球的家長們馮穎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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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整個世界都發生了變化。拍攝冰球四年，劉漢祥決定把片子收尾。素材剪輯了一年，梳理、剪輯這些素材時，劉漢祥腦袋裡一直回蕩着一首旋律，《答案在風中飄蕩》。在那些零零散散的片段裡，家長和孩子們疑慮、糾結、搖擺。片名他想了很久，最終取為《冰上時刻》，因為「這些中産家庭在冰上的選擇，每一刻都如履薄冰」。
「他們一直在思考，在反思。這就是這批80年左右的家長們身上最大的真實。」劉漢祥說，他覺得，北京新一批中産家庭，在時代裡像浮萍一樣，總想試圖去抓住一些東西，卻總抓不到，教育就像一場賭博，家長們「多處下注」，希冀在某一方面博得多一寸的勝算。
片子之外，疫情之後，冰球家庭們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曲瑞晨決定不去國外了，兒時去NHL打球的夢想，他很少再談。媽媽肖紅炜的糾結也告一段落，她對兒子學業的緊張度越來越小。她覺得，「冰娃」圈的家長，75%都是對孩子的成功極度渴望的，現在，她成了剩餘的25%。冰媽們在一起閑聊孩子報了哪個補習班時，肖紅炜都會想，「我的孩子不能這樣吧？」曲瑞晨快要讀國中了，依然保持每天至少上冰一次的頻率。
對冰球，肖紅炜如今沒有太大的期待，曲瑞晨念的國際學校，是IB體系學校，即便沒有成為職業冰球運動員，冰球特長也可以成為他申請海外大學時的加分項之一。但功利的作用也就如此了，她更珍視那些曲瑞晨享受冰的時刻，她曾經和兒子一起去北京郊區的小湖面上滑冰，曲瑞晨不止一次告訴她，他最喜歡的事情，是滑冰時，聽耳邊呼呼的風聲。北京冬奧會期間，曲瑞晨在家裡看俄羅斯對瑞典的冰球比賽（他曾經的主教練是俄羅斯籍），比賽進行到第三局，瑞典突然追上，兩隊扳平的那一個進球，曲瑞晨跳了起來，「媽媽你知道他們進球的時候有多快樂嗎？這種快樂是你體會不到的！」
肖紅炜覺得，「為了兒子這種快樂的體驗，自己付出再多也值了。」
俄羅斯的酒店裡，曲瑞晨給媽媽講學到的新技巧
留在國内想要繼續打冰球的孩子，還有入選北京青少年冰球隊的機會，于力凡也參選了，第一次，他未被選中，于世輝覺得，是自己疏忽了。他又一次發揮了理性，把選拔項目拆解開來，有針對性地訓練于力凡，第二年，于力凡入選了。
但于力凡已經開始讀國中。于世輝越來越覺得，自己和孩子被裹挾到了冰球之中。冰球占用的時間太多了，這讓于世輝覺得，當初抱着「純粹」的目的讓兒子打冰球，并不是理性的選擇。「籃球、足球啊，孩子抱着球下樓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遭」，但冰球已經成為父子之間相處的最大載體，已經付出的沉沒成本，讓這個家庭無法割舍。
他聽翟子男的父親講，加拿大冰球聯賽期間，4個半月的賽季裡，翟子男要打150場比賽，到這個層級，再往前走，已經不是僅靠努力就能換取結果。令于世輝慶幸的是，冰球之外，于力凡學習成績不錯，圍棋也基本到了他這個年齡的最高水準，這是這位「狼爸」多處下注的結果。
拍了4年冰球家庭，劉漢祥越來越覺得，「冰球其實是一個體育産品，一個消費更新」，「我們城市的中産家庭，它的教育消費也是在更新的，而冰球正在大規模地普及，它比較新鮮，大家要選一個更新鮮、更符合當下這個時段的東西」。但在教育的「消費更新」之後，家長們對冰球正在逐漸恢複理性。
現在，劉漢祥也開始适應一線城市父親的角色，4歲的女兒問他，「爸爸你是哪裡人？」「山東人。」「媽媽呢？」「山西人。」「哦，幼稚園老師說，我是北京人。」
劉漢祥覺得好笑，但他也開始了解冰球家長們的選擇，無論采取何種姿态，他們奮力想要托舉孩子，讓他們過上新的、更具選擇的人生。他想，如果女兒也要去學冰球，他也會陪着她，至少不能打壓她。年初的一天，他帶女兒去學輪滑，大聲說，「把腿擡起來！」話音未落，他愣了一秒，打了自己一下——他的語氣、話語，和片子中的于世輝一模一樣。「我怎麼說了片子裡家長一樣的話？」這一刻，他意識到，自己的戰場要來了。
北京郊區的冰面上，曲瑞晨教媽媽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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